我是一个黑人女权主义者，我认为“点名文化”（Call-Out Culture）是有害的

做社会正义工作，其实有更好的方式。

作者：洛雷塔·罗斯（Loretta Ross）

  • 罗斯女士是一位妇女问题、种族主义和人权领域的专家，也是“生育正义理论”（reproductive justice theory）的创始人之一。

翻译及校对：女权学论志愿者及编辑组（使用AI工具辅助）

原载：《纽约时报》2019年8月17日1

如今的“点名文化”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我经常得强忍着不在社交媒体上反击那些惹恼我的人。所谓点名，就是人们在网上、办公室、课堂上，或任何存在冲突的地方，公开羞辱彼此。但我相信，要进行社会正义工作，有更好的方式。

最近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我的不实内容，我决定不予回应。正如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说：“永远不要和猪打架。你们俩都会弄脏自己，而且猪会很享受。”而表明观点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无视那些乞求他人注意的人。谢谢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及时为我上了这一课；大多数人读她的《成为》（Becoming）2一书时，很可能没意识到她像这样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轻蔑。

点名在互联网上往往更响亮、更恶毒，并被所谓“键击行动”文化（clicktivist culture）所助推——后者让恶劣行为得以匿名。即使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例如“烧烤贝基”或“许可证帕蒂”3，也会变成社交媒体上的警示性迷因（meme）4。社交媒体用病毒式传播暴露出我们心中长久存在的善与恶，让我们用“新方式”继续做一成不变的旧人类。

我与“点名文化”的接触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一名年轻黑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我严厉批评白人女性不理解有色人种女性。我点了她们的名，同时试图解释交叉性和白人至上主义。我极少质疑自己在应对她们“白人特权”时所采取的方式是否适得其反。她们几乎不了解在白人至上体系中做一个白人女性意味着什么。指望她们理解黑人女性的经验，现实吗？

五十年前，黑人活动家们没有互联网，只有流言蜚语、固执己见，以及年轻气盛。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相信最有权势的人惧怕我们。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之类的行动制造了大量内斗。最有成效的活动人士常常被杀害或监禁，但几乎每一次都是先从“点名”攻击以破坏其名誉开始的。

我自己也曾被“点名”，通常是因为我对某人有偏见，或是没有跟上迅速变化的社会规范，使用了不够敏感的语言。这是每个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但我仍然感到受伤、尴尬、想要辩驳。幸运的是，耐心的长辈帮助我在不适中成长，让我明白语境、动机和细微差别是很重要的。同事们也帮助我认识到，我是通过自己的创伤来感受事物的。我认为的“真相”和客观事实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并不容易，而且这段学习还没有结束——即使如今我自己已是长者。

但我不禁思考，若我们要在进行极其艰难且危险的社会正义工作时让彼此负责，当代社会运动是否在此方面真正吸收了过往最宝贵的经验。我们能不能避免将压迫个体化，并且不把运动当作自己的个人疗愈空间？因此，尽管我自己是一名乱伦和仇恨犯罪的幸存者，我仍必须承认：不是每一个爱调情的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也不是每一个种族上有缺陷的白人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我们是一个两极化的国家，被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反移民种族主义以及愈发恶毒的相互攻讦所撕裂。我们处理冲突的能力是在进化还是退化？坦白说，我期望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因为我批评了“点名”文化来点我的名——不管他们的方式有没有建设性。这不是一个党派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其实有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建设社会正义运动。它们都是当面、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当然，很多聪明而高效的社会正义活动人士早就知道这一点。正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帕特丽斯·汗-卡洛斯（Patrisse Khan-Cullors）在《我们如何抗争白人至上主义》（How We Fight White Supremacy）一书中所写：“人们不明白，组织运动并不是上网骂人，也不是去抗议中大声点名。”

举个例子：在1970年代，我曾参与为监禁中的强奸犯改造意识。我讲述了自己遭受性侵犯的故事，结果打开了他们倾诉的闸门。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曾强奸过女性，有人承认对男性也做过，有人透露自己也曾被强奸。我们共同工作的部分成果是他们创立的“服刑者反强奸”组织（Prisoners Against Rape），这是美国首个由男性主导的反性侵项目。

我相信，#MeToo幸存者们可以在不诉诸于惩罚与放逐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应对性侵问题——那种方式是“监狱工业体系”的翻版。我们也不应把社交媒体视作由点击构成的“法庭”，急于做出裁决。如果我们这么做，就会陷入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曾警告过的悖论——她说：“主人的工具，永远拆不掉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我们可以建立修复性的正义机制（restorative justice processes），去容纳控诉者与被控者的故事，在不将任何人视为可丢弃的对象、不侵犯其人权或正当程序权利的前提下，协手查明伤害、实现正义。如果上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都能去倾听被判强奸罪的犯人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也完全可以探索对被指控者有什么更具创新性与恢复性的做法。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与白人至上主义作斗争的人。

1992年，在田纳西乡下的一座山上，一群伴侣均为三K党5成员的女性请我为她们提供反种族主义培训，以保证她们的孩子不会加入该组织。那一整天她们都叫我“口齿伶俐的有色女孩”，还不合时宜地要求我唱黑人灵歌。我当时天真地以为，所有白人都已经远离了那些侮辱性的过时陈词。

我没有作出下意识的反应，而是有意识地回应了她们。我不能让受伤的情绪破坏我的工作议程。我倾听了她们是如何加入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我告诉她们我八岁时被最好的朋友叫作“黑鬼”时的感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些女性和我取得了进展。在我继续监控仇恨团体的剩下若干年中，没有再接到那片地区发生种族主义暴力的报告。

这种经历让我思考如今的“点名文化”到底是在联合还是撕裂社会正义工作，因为它既没有促进我们与盟友的合作，也没有帮助我们与反对者抗衡。同样问题重重的还有“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人们试图抹除任何与自己不完全一致的人，而不是集中火力对抗那些真正从歧视和不公中获利的人。

“点名”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比如用来挑战那些蓄意伤害他人的挑衅者，或者针对那些我们难以触及的有权人物。有效地批评这些人，是实现正义的重要策略。但大多数公开羞辱是横向6的，并由那些自认为道德更高尚或分析更深刻的人发起。他们成了自封的守护政治纯洁性的人。

“点名”让人们害怕成为目标。当过度警觉的完美主义者不停地揪出表面上的错误，人们就会避免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进而喂养了取消文化这头食人巨兽。羞辱别人“觉醒”的时间点，实则是预设了一套严苛的政治准则来规定哪些话语才是可接受的，并召唤他人一同围攻。有时候，这种行为不过是残忍的霸凌。

我们可以改变这种文化。“Calling-in”7无非是带着爱去“点名”。有些纠正可以私下进行；其他则必须公开，但可以在尊重的基础上完成。这不是监管说话语气、保护白人的脆弱或掩盖伤害。它会帮助避免将受害经历变为武器而阻碍真正有建设性的疗愈。

“Calling-in”是用疗愈和修复的语言与行为来参与辩论，而不是沉溺于戏剧化的自我表现。我们可以明智地选择辩论的条款：关于如何建立联盟、支持哪些候选人或政策的种种冲突，本就是多元民主的常态和理想特质。

你可能永远不会遇到三K党成员或主动去教导服刑人员，但每个人都可以坐下来与那些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努力寻找共同问题的解决办法。

2017年，我在马萨诸塞州当大学教授时，曾在一次课上不小心误称了一位学生的性别。我当时羞愧得说不出话，准备好被当场“炮轰”。然而，我的学生却说：“没关系，我自己有时候也叫错自己。”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宽容与体谅。

作者简介（译注：已根据最新信息更新）

洛雷塔·罗斯（@LorettaJRoss）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著作包括《召唤而非点名文化：为我们运动的排毒》（Calling In the Calling Out Culture: Detoxing Our Movement，2021年）和《“召入”：如何开始与那些你宁愿“取消”的人一起推动改变》（Calling In: How to Start Making Change with Those You’d Rather Cancel，2025年）

注释：

  1. Loretta Ross, “I’m a Black Feminist. I Think Call-Out Culture Is Toxic,” New York Times (Aug 17, 2019). ↩︎
  2. 译注：中文版参见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389372/ ↩︎
  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8/10/19/bbq-becky-permit-patty-and-cornerstore-caroline-too-cutesy-for-those-white-women-calling-cops-on-blacks/；译注：“烧烤贝基”（BBQ Becky）出自2018年美国加州奥克兰的一起事件：一位白人女性在公园里看到一户黑人家庭在指定烧烤区使用木炭烤架后，认为不符合规定并报警。在旁观者拍下的视频中，该女性坚持报警，旁观者则质疑她是种族歧视，借小事骚扰黑人家庭。视频曝光后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这位女子被网友讽刺地称为“烧烤贝基”。“许可证帕蒂”（Permit Patty）指的是2018年旧金山的一起事件：一名白人女子看到一位8岁的黑人小女孩在街头卖瓶装水，因其没有许可证便打电话报警。事件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友给她起了绰号“许可证帕蒂”。 ↩︎
  4. 译注：meme一般指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图片、视频或文字，通常带有幽默或讽刺意味，并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复制、改编。 ↩︎
  5. 译注：3K党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秘密组织之一。它最早成立于1865年，起初由南方退伍军人组建，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宣扬种族主义、反黑人、反移民、反犹太人、反天主教的极端组织。3K党常用暴力、恐吓和私刑（如焚烧十字架、私刑绞死）来维持白人至上和种族隔离制度。 ↩︎
  6. 译注：“横向敌意”（Horizontal hostility）是指在被边缘化或压迫群体内部，成员间彼此批评、对抗或敌视，而不是团结合作去挑战结构性压迫的现象。参见：https://oxford-review.com/the-oxford-review-dei-diversity-equity-and-inclusion-dictionary/horizontal-hostility-definition-and-explanation/
    ↩︎
  7. 译注：“Calling-in”在中文语境没有统一译法，根据涵义可以将其大致译为“召唤／召入”、“接纳／纳入式沟通”等，也有译者将其译为“破冰对话”（http://www.nurnberg.com.cn/book/m_book_show.aspx?id=68742&author_id=60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