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观众投稿。作者陈鹿纯现居纽约，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在疫情造成学校和幼儿园关门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华人职业女性如何应对工作和育儿的冲突，进而引申到新一代中国女性在“坚守事业”和“回归家庭”之间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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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萌，会计师：

终于撑不住了。

家有一个4岁小娃，平时每天送幼儿园，没有老人帮忙。老公是程序员，我们工作都超级忙，疫情之前就经常加班，做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家常便饭。

2020年3月中旬疫情爆发，娃的幼儿园关门，我们俩开始居家工作，可工作量不减反增，每天都有开不完的视频会议，白天照顾娃也无法安心工作，越来越多的活只能积压到晚上。开始哄娃每天看 iPad 坚持了两个月，发展到六七月份，竟然越来越手忙脚乱，我们其中一个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钟，而我早上九点又要挣扎着爬起来打开电脑。每天睡眠不足，精疲力尽，娃的各种课程活动也都荒废了，整天盯着 iPad 屏幕……生无可恋。

这些日子娃的情绪越来越差，经常焦躁不安，哭着闹着要妈妈抱妈妈陪，一看到大人加班就委屈万状。当妈的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这样下去娃的下半年也卖给 iPad 了。和老公纠结了半天，咬牙正式跟老板提出辞职。

回办公室收拾东西时，我忍不住哭了。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没想到就这样头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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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数据分析师：

我得了周一恐惧症。

家有两个学龄前幼儿，请父母来帮忙照顾，双职工虽然累，平时也还能应付。老人住了半年，签证到期，心心念念想回国，他们一走，带娃、家务、辅导娃学习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两个娃还小，随时要有大人盯着，也就是说我们俩不能同时开工作会议。偏偏我老公工作很忙，每天从早到晚开不完的会，下班以后精疲力尽，基本不管家务。我计划着白天只参加特别重要的会，主力带娃，晚上和周末把娃交给老公，自己再加班加点赶进度。九月开学，我们也不敢送娃上幼儿园。尤其是老二从来没上过幼儿园，免疫系统还没建立起来，万一不小心感染了，当妈的会后悔自责一辈子。

昨天晚上，老公跟我摊牌，让我辞职回家全心全意带娃——毕竟他是家里的挣钱主力。可是我舍不得这份工作，我虽然挣得没他多，但年初老板刚刚许诺明年给我升职。我在这个岗位上熬了三年，盼的就是这个职业发展机会。可是眼下这手忙脚乱，一地鸡毛的日子，一家人都苦不堪言。我整天围着娃转，工作效率惨不忍睹，恐怕升职的希望也渺茫了。一想到这点，我就不知道坚持下去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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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莹莹，生物制药研发：

疫情爆发之前，我就已经疲于奔命了，没想到后面的日子越来越难。

去年，我工作的公司因为运营不善倒闭，在本地找了半年也没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迫不得已接了一个飞机距离两小时的，发展前途还不错的职位。当时宝宝刚满周岁，骨肉分离实在太难了，可是我实在舍不得放弃多年积累的专业，又需要工作来维持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只好让宝宝先跟爸爸住，白天送托儿所。

那些日子我每周五下班赶飞机回家，披星戴月和老公孩子团聚，周一清晨六点再飞回公司所在的城市上班。这期间，宝宝在托儿所感染流感，连带把老公也带倒，我临时飞回家照顾两个病号，各种辛苦一言难尽。可是想想周末加上各种带薪假期，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和家人团聚，也就一直咬牙坚持着。

疫情爆发初期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我终于能搬回原来的城市和老公一起居家工作，宝宝也从托儿所接回。每天白天我们俩轮流开会，做项目，陪宝宝玩，夜晚宝宝睡熟以后再加班赶工，真心累成狗，可是一家人团聚，再苦心里也是甜的。

七月份经济重启，我的工作性质要求每周去实验室两三天，必须搬回工作地点，但是公司又有禁飞令，员工坐飞机以后必须隔离，影响工作进度。一夜之间，我被困住了。

我们只好把宝宝送回半容量开放的托儿所，每天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其实比在家开心，可是严峻的疫情又没法不让我担心。好在老公非常支持我的事业，他的工作可以完全居家，时间也灵活，就一人担负起了带宝宝的责任。他是真心爱宝宝，可我心里明白，再尽心的爸爸也不能代替无微不至的妈妈。

宝宝两岁了，正是粘人的年纪，闹起来气死人，暖起来也萌化人心。无数次想过辞职回家，可是冷静下来理智地想，眼下正是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现在放松等于抛弃过去多少年的努力付出。现在我只要一想到宝宝，想到疫情绝望的形势，分分钟能哭出声来，有时看到朋友圈里别人家妈妈给女儿梳小辫，我都忍不住流泪叹息自己连这样的小确幸都不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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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仿佛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摧毁了众多职业女性平日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从2020年3月中旬开始，美国各地进入“就地避难”状态，中小学校和托幼园所全面关闭，只保留少数“儿童活动中心”照管医护、警察、消防、公交等一线员工的子女。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不得不在居家上班的同时看护孩子，而这份重任大部分落到母亲的肩上。一夜之间，职场妈妈们发现自己既要应对紧张繁忙的工作，又必须承担亘古不变的“贤妻良母”的使命——全天候照看孩子，监督辅导学龄儿童上网课，照料居家隔离的一家人的饮食起居，还要时时发挥母性和爱心安抚疫情带来的种种焦虑抑郁情绪。从三月到九月，美国政府旷日持久地应对不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疫情把工作和育儿硬生生地逼成对立面，坚守事业还是回归家庭成为困扰很多职业女性的两难选择。

景况对华人第一代移民尤其艰难。一方面，她们人生地疏，孤立无缘，父母公婆远隔重洋爱莫能助，也尚未建立起亲朋好友、邻里社区的关系网，育儿和养家的重担都压在小家庭身上。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群体，无论男女，大多经过十年寒窗苦读，一路过关斩将才换来今天的学有所成；一份发挥专长的工作不但是她们人生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多人维持在美国合法身份的必需。工作和育儿的冲突带给她们的不仅是经济的压力和体力的透支，更是生存危机，很多职场妈妈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坚守事业还是回归家庭，这种生存危机的背后体现的是八零九零后的中国女性在妇女解放思潮和消费文化的双重夹击之下，接受的矛盾割裂的价值观念和性别期待。她们从小接受男女平等的教育，远大理想是医生、教师、科学家；可长大以后，社会舆论却给形形色色的独立女性贴上“剩女”（超过27岁未婚的女性）、“女汉子”（具备强壮、勇敢等传统男性气质的女性）、“灭绝师太”（女博士）之类的污名化标签，将结婚生育定义为女性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终极归宿。她们的母亲辈都是各行各业的光荣劳动者，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中和男性并肩建设祖国；可她们这一代却在社会上和职场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性别歧视和婚育压力。国内的招聘启事可以白纸黑字地排斥婚育年龄的女性，美国则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41个成员国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全国立法提供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职场上，女人和男人一样拼业绩，拼收入；回到家里，女性面临的家务、生育、孝敬老人的责任一丝不减。有了孩子以后，妈妈更是默认要承担起大部分的育儿责任，“丧偶式育儿”也屡见不鲜。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使得单收入家庭成为可能，很多中产阶级女性选择辞职专心相夫教子；随着育儿期待和托幼费用的水涨船高，很多职业女性又在生育之后主动或被迫离开职场做全职妈妈。回归家庭的女性逐年增加。根据陆杰华和韦晓丹的研究：

女性地位提升并不必然伴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世界银行的】数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1990 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 73.24%，2000 年下降至 71.12%，2010 年进一步 降为 63.98%，2019 年达到 60.45%（参见陆杰华、韦晓丹《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红利：类型、机会窗口及其未来展望》）。

八零九零后一代的中国女性正是这一社会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至于回归家庭的选择意味着什么，社会和媒体也给出矛盾重重的信息。一方面，消费文化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想象，塑造出《三十而已》中的“全职太太”顾佳：毕业于名牌大学，和老公共同创业，坐拥价值千万的江景别墅，手提爱马仕参加富太太们的下午茶会；退可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进能上阵职场斡旋谈判，在内在外都游刃有余。另一方面，更多普通工薪阶层的女性从《82年生的金智英》身上找到共鸣：母亲既要独自忍受生育的痛苦，又要为了抚养孩子放弃多年的学业事业和人生规划，在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和孩子的哭闹声中迷失自我，与外界社会脱节；她的困苦微不足道，见不得人，她的劳动成果却不被世人承认，甚至被高高在上的男权社会贬低为寄生在老公身上的“妈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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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女人难。在坚守事业和回归家庭之间，每位女性的决择背后都隐藏着一段血泪史。周萌、李慧和刘莹莹在求助和抉择过程中，都受到针锋相对的鼓励和质疑，也都听到无数血淋淋的现身说法。当女性的付出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承认，当牺牲的代价无法弥补，当暂时的妥协造成长久的悔恨时，这些血泪就在心底结成一道道伤疤，酿成一辈子的怨念。

有人用自己的惨痛教训提醒姐妹们荒废专业的危险：“当年孩子送幼儿园不适应，冬天流感季病得一塌糊涂，我心疼，被迫作了二选一。结果简历上的空白越来越长，等到重回职场的时候，工作真的只剩下一份工资单，已经追不上当年同事朋友的圈子了。谁也不能怪，只能怨自己没有能力兼顾”。

也有人警告妈妈们家庭和事业的双赢遥不可及：“为了去业内巨头上班，我接受了3小时车程以外的一份工作，周中住在外地，老公带孩子上本地幼儿园，这种骨肉分离的状态持续了半年。我每天压力山大，每周都有几天头痛欲裂。周五回去家里总是一片狼藉，冰箱永远都是空的。老公没时间做饭，顿顿叫外卖，半年增肥30磅，每周日出门的时候宝宝都哭得撕心裂肺。我终于熬不住辞职了，找了一份离家5分钟的独立合同工。合同工低人一等，可是每天四点准时下班接孩子，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独立”和“牺牲”是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之争的两个关键词。家庭主妇们鼓励女性在孩子幼年时期专注家庭育儿，认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值得母亲暂时牺牲个人的事业前途；职业女性们则坚信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既是女性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是追求性别平等的保障。

争论刺痛了无数女性的神经。家庭主妇说：“工作辞了还能再找，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职业女性说：“孩子只能跟妈妈粘几年，简历上的一段空白却可能断送掉整个职业生涯”。家庭主妇说：“人生在于取舍，对妈妈来说，宝宝永远是第一位的”；职业女性说：“女性要平权，首先要把妻子母亲的责任和个人的追求放在同等位置，不能被‘传统道德’绑架”。家庭主妇说：“孩子小的时候，陪伴就是爱”；职业女性说：“自立自强，追求事业的妈妈是孩子一生的榜样”。家庭主妇说：“大多数人的工作只是挣一份工资， 上升不到事业的高度”；职业女性说：“很多女性就是从自愿放弃职业发展开始，渐渐失去事业追求，最终连一份工资都无力维持”。家庭主妇说：“公司离开谁都能运转，家人孩子更需要你”；职业女性说：“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拼事业而痛苦自责，反而会觉得自己在为家人的幸福奋斗打拼，为什么女人总要作茧自缚呢”？家庭主妇宣称：“主妇让家人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把孩子抚养成人，她们的劳动同样值得尊重”；职业女性反驳：“尊重不能当饭吃，人到中年老公出轨，糟糠之妻被扫地出门的例子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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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疫情终于渐趋平稳，经济重启进程也陆续升级，越来越多的行业复工复产，越来越多的职场妈妈需要走出家门上班。与此同时，各地的教育局，公立学校和教师工会却还在为开学日程争论不休。很多学区已经确定新学年全面远程教学，少数提供“混合学制”的学区也只允许学生按班级轮流，每周零星几天到校上课。纽约市的开学日期从9月1日推迟到9月21日，多数年级需要等到9月29日或10月1日。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市超过一半的亚裔家庭为孩子选择了全面远程教学，是所有族裔中比例最高的）。

《纽约时报》的另一篇报道“疫情会伤害一代职场妈妈”引用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贝西·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整整一代女性受到伤害… …她们可能长期脱离职场，或者失去晋升机会，事业逐渐衰落”。联合国出版的《政策简报：新冠疫情对妇女的影响》也警告世界：“即使过去数十年间（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有限进步目前也面临退步的风险”。

周萌辞职以后，自己和宝宝的身心都得到了休整。在家务劳动之余，她开始抽出时间系统复习专业知识。她说：“我一毕业就结婚生孩子，简历上空白三年，上一份工作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现在只想利用这段时间尽力提升自己，争取在重返职场的时候更上一层楼”。

李慧经朋友介绍请了通勤保姆，每天白天来家里几个小时帮忙照看孩子，她和老公的负担减轻了很多。她说：“疫情以来，看到周围这么多人减薪、失业、破产，这么多人经历生离死别，我对升职的事也就看淡了，现在只想专心做好手头的工作，尽力维持事业和家庭的平衡”。

刘莹莹愈发觉得眼前的路都被堵住了。她试过向公司申请更灵活的工作日程，可是和人力资源部的种种交涉周旋都失败了；试过把宝宝接到身边照顾，可是本地没能排到合适的托儿所，她必须出门上班也生怕把病毒带回家；考虑过请父母过来帮忙，可是美国大使馆暂停了中国公民的探亲签证申请；也考虑过让老公搬到她的城市，可是老公也在事业上升期，同样不敢放松。在现实面前她觉得自己好像一只陷入蜘蛛网中的小虫，越是挣扎，身上的束缚就越紧。

在社交媒体的各种“妈妈群”里，忙得焦头烂额的职业女性们纷纷交流着时间管理经验。有的妈妈每天清晨4点起床去实验室工作到中午，下班回家给全家做午饭，接手带孩子，让老公从下午专心工作到晚上。有的妈妈特意调整了孩子的作息，让她早睡早起，下午一点到五点趁着孩子午休时间专心工作开会。有的妈妈花钱买时间，请保姆，报网课，给孩子买平时舍不得的新奇玩具和各种神器，吃饭靠外卖，清洁靠扫地机器人，一切以保住工作，度过难关为标准。还有一些相熟的妈妈们三三两两组成育儿合作社（co-op），轮流照看孩子或集资请保姆照看几个孩子。

在这样一个群里，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姐姐劝刘莹莹把目光放长远些：“我们夫妻曾经飞机距离三小时两地分居六年，我们俩都有过每周飞回家和孩子团聚的时候。这六年间家人争吵无数，有坚持不住精神崩溃的时候，有小娃抱着大腿哭喊不让出门的时候，有大娃指责我自私自利，不肯为家庭付出的时候。但我们俩始终没有出轨，工作之余的精力都用在尽力弥补孩子们缺失的爱。十年以后大娃上大学，看到我们能全力支持他，他对我说：‘妈妈我理解你了’。为这句话我哭了好久”。

“守得云开见月明”，她宽慰莹莹说，“只要熬过最艰难的日子，明天的你会感激今天努力拼搏的自己”。

（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