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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部分

2022.7女权月月谈导言Download

四位老师发言部分要点

（含补充与修改）

Daffodil：

  • 疫情期间家长式的管控，其根基是父权制；即使是女性管理者，也是内化父权制家长式控制。家长式的管控涉及一个亲职治理（parental governance）的概念，是一种内嵌式的霸权，不仅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推行，也通过暧昧的亲缘框架来互动。比如无论是居委会“阿姨”“爷叔”“父母官”，都会以“为你好”为理由来进行管控，这样就把公民替代成需要管教的孩子，淡化公民权利和身份，模糊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关系。更抽象的“祖国母亲”、“领袖如父”等等也是同样的逻辑。
    • 家长式治理与政治暴力，参考：L. H. M. Ling, “Rationalizations for State Violence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Hegemony of Parent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1, no. 4 (1994): 393–405. 
  • 职业的性别化表达，即医生是男性，护士是女性。在新闻宣传中浪漫化个人牺牲，在职业上放大女性的性别方面。
    • 防疫性别化、个人牺牲浪漫化，以及与社会主义时期女性劳动者/巾帼英雄的对比：Yunyun Zhou and Kailing Xie, “Gendering National Sacrifices: The Making of New Heroines in China’s Counter-COVID-19 TV Series,”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 (May 2022): 1-21. 全文查看
  • 家庭单位本身回归到异性恋核心家庭。大部分团长是女性，但在此之外还要负责家务劳动。上海的性别真的更平等吗？（播客中先生说“她做团长做得都不做家务了”）
  • 性别与移民、阶层：上海是移民城市，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基层工作是外来劳动者负责的，防护方面很差。

陈亚亚：

  • 封控期间，女性照护者（婴幼儿、病人、老人）的负担成倍增加，包括心理压力和现实困难（购买物资、找药送药等）。例如找人帮残障老父亲送菜后被网暴（因只给送菜小哥冲200元话费）跳楼的女子，心理压力应该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因素。宠物照顾是相对被忽略的议题，但也是性别议题，我们糖尿病猫咪家长群里几乎都是女性，封控期间糖猫妈妈的压力很大，猫咪吃的罐头（不能吃干粮）、治疗用的胰岛素都有困难，这些在体制内得不到帮助，如居委代配药只为人提供服务，我们只能彼此互助、到处寻觅物资。
  • 女权主义者是否会共谋防疫话语和政策？从武汉疫情以来，关于疫情和性别的关系，女权主义者在网上构建出了两个很有影响力的议题：看见女性劳动者、姐妹战役（为女性医护募捐卫生巾）。上海疫情期间，两个议题都在延续，却不再引起我的共情。因为对女性医护和志愿者的赞美，相关文案中有不少在认同防疫政策，而如果认为这套防疫措施有不当之处，这些工作的意义就大大减弱了。实际上，这类性别议题的建构之所以得到主流宣传体系的接纳，正基于此，但也因此跟我这样的女权者产生了分歧。类似地，在肯定女性社区贡献的文本中，参与“抗疫”的女性志愿者（如看大门、拉人做核酸的阿姨）往往被认为是在“保卫家园”，也是我不能认同的。
  • 【回应】谈论这些，并不是要从性别来对这些女性参与者（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进行批评，而是在其已被某些女权者构建成网络焦点性别议题的背景下，指出其中的问题，即这套话语跟主流抗疫话语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想要指出的是，很多在我看来在疫情期间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女性，如维权者、质疑者、反对者、反抗者中也不乏女性，但在这套话语中她们都被抹杀，被视为制造麻烦的人。

水母：

  • 称作共谋是否合适？女性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形态，有历史延续性。可以查看贺萧、王政的研究，以及米米亚娜的青年女权文章。有很多网上的碰撞，粉红女权内部也有很复杂的矛盾（详细可以参见2022年3月的女权月月谈）。
  • 另一方面，有不同的声音。有大喇叭的声音（如电子狗播放女声；杨国斌的研究指出大喇叭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延续性），同时播客中（以小宇宙为例）有密集的声音。大部分都是女性，非常可观。和《四月之声》一样，强调真实性，苦中作乐、讨论政治性抑郁等。类似武汉时期的日记，播客是声音的日记。跟国外的播客有区别，小宇宙的社群感比Spotify强，不光光是记录，也是社会性的陪伴。不被报道的女性劳动，通过播客传播出来。
  • 因为人类学的视角，所以想讨论女性经历的复杂性，声音的复杂性。
  • 推荐播客：
    • 余生皆假期，《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
    • 马姐客厅，《VOL.2 拯救上海人的“团长”这几天都经历了什么？》，《VOL.1 疫情宅家才懂 3个女的合租能有多「哇塞」》
    • 明日之路，《疫情中，三个独居年轻人怎么填饱肚子#Vol.25》，《疫情中，我们怎么填饱肚子#Vol.24》
    • 宇宙尽头小酒馆，《041.团购/核酸/招募志愿者，做小区群群主有多难？| 上海疫情生活2》，《042.成为小区群主的第7天，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 上海疫情生活3》
    • 随机波动，《在团购中理解权力与人》
    • 故事FM，《疫情之下，上海被遗忘的角落》
  • 拓展文献：

闾丘露薇：

  • 核心是民间社会和政府权力的关系，民间的无力和脆弱。SARS的时候一开始信息不流通导致问题，所以Covid一开始，信息和反应很快。但由于港府的摇摆，有很多乱象，核心是政府权力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 上海团长的出现、指定时间的敲鼓发物资等现象，是极端条件下自发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也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和起点。香港公民社会的基础更好，相对来说有更好的信息流动和更大的讨论空间。上海出现很多控诉声音，曾经支持家长式管控，落到自己头上之前不知道。其他听不到声音的地方可能更糟糕。
  • 关于性别，全球有三个共同的议题：前线的人（给女性的物资，防护用具以男性体型设计等）；家务劳动与家暴；家庭佣工（阶级问题，例如澳门要求更多次的检测）。
  • 对新中国以来的居委会“阿姨”，从性别方面进行批评是否公平？可能更多是个体如何处理手中的权力。是否和性别有关，还是去性别的讨论更有效？第二，卫生巾的征集是否是同谋？第三，团长女性多，那么家务分配的问题？第四，关于podcast的问题，是否作为女性惩罚是否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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