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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部分
四位老师发言部分要点
(含补充与修改)
Daffodil:
- 疫情期间家长式的管控,其根基是父权制;即使是女性管理者,也是内化父权制家长式控制。家长式的管控涉及一个亲职治理(parental governance)的概念,是一种内嵌式的霸权,不仅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推行,也通过暧昧的亲缘框架来互动。比如无论是居委会“阿姨”“爷叔”“父母官”,都会以“为你好”为理由来进行管控,这样就把公民替代成需要管教的孩子,淡化公民权利和身份,模糊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关系。更抽象的“祖国母亲”、“领袖如父”等等也是同样的逻辑。
- 家长式治理与政治暴力,参考:L. H. M. Ling, “Rationalizations for State Violence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Hegemony of Parent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1, no. 4 (1994): 393–405.
- 职业的性别化表达,即医生是男性,护士是女性。在新闻宣传中浪漫化个人牺牲,在职业上放大女性的性别方面。
- 防疫性别化、个人牺牲浪漫化,以及与社会主义时期女性劳动者/巾帼英雄的对比:Yunyun Zhou and Kailing Xie, “Gendering National Sacrifices: The Making of New Heroines in China’s Counter-COVID-19 TV Series,”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 (May 2022): 1-21. 全文查看
- 家庭单位本身回归到异性恋核心家庭。大部分团长是女性,但在此之外还要负责家务劳动。上海的性别真的更平等吗?(播客中先生说“她做团长做得都不做家务了”)
- 性别与移民、阶层:上海是移民城市,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基层工作是外来劳动者负责的,防护方面很差。
陈亚亚:
- 封控期间,女性照护者(婴幼儿、病人、老人)的负担成倍增加,包括心理压力和现实困难(购买物资、找药送药等)。例如找人帮残障老父亲送菜后被网暴(因只给送菜小哥冲200元话费)跳楼的女子,心理压力应该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因素。宠物照顾是相对被忽略的议题,但也是性别议题,我们糖尿病猫咪家长群里几乎都是女性,封控期间糖猫妈妈的压力很大,猫咪吃的罐头(不能吃干粮)、治疗用的胰岛素都有困难,这些在体制内得不到帮助,如居委代配药只为人提供服务,我们只能彼此互助、到处寻觅物资。
- 女权主义者是否会共谋防疫话语和政策?从武汉疫情以来,关于疫情和性别的关系,女权主义者在网上构建出了两个很有影响力的议题:看见女性劳动者、姐妹战役(为女性医护募捐卫生巾)。上海疫情期间,两个议题都在延续,却不再引起我的共情。因为对女性医护和志愿者的赞美,相关文案中有不少在认同防疫政策,而如果认为这套防疫措施有不当之处,这些工作的意义就大大减弱了。实际上,这类性别议题的建构之所以得到主流宣传体系的接纳,正基于此,但也因此跟我这样的女权者产生了分歧。类似地,在肯定女性社区贡献的文本中,参与“抗疫”的女性志愿者(如看大门、拉人做核酸的阿姨)往往被认为是在“保卫家园”,也是我不能认同的。
- 【回应】谈论这些,并不是要从性别来对这些女性参与者(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进行批评,而是在其已被某些女权者构建成网络焦点性别议题的背景下,指出其中的问题,即这套话语跟主流抗疫话语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想要指出的是,很多在我看来在疫情期间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女性,如维权者、质疑者、反对者、反抗者中也不乏女性,但在这套话语中她们都被抹杀,被视为制造麻烦的人。
水母:
- 称作共谋是否合适?女性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形态,有历史延续性。可以查看贺萧、王政的研究,以及米米亚娜的青年女权文章。有很多网上的碰撞,粉红女权内部也有很复杂的矛盾(详细可以参见2022年3月的女权月月谈)。
- 另一方面,有不同的声音。有大喇叭的声音(如电子狗播放女声;杨国斌的研究指出大喇叭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延续性),同时播客中(以小宇宙为例)有密集的声音。大部分都是女性,非常可观。和《四月之声》一样,强调真实性,苦中作乐、讨论政治性抑郁等。类似武汉时期的日记,播客是声音的日记。跟国外的播客有区别,小宇宙的社群感比Spotify强,不光光是记录,也是社会性的陪伴。不被报道的女性劳动,通过播客传播出来。
- 因为人类学的视角,所以想讨论女性经历的复杂性,声音的复杂性。
- 推荐播客:
- 余生皆假期,《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
- 马姐客厅,《VOL.2 拯救上海人的“团长”这几天都经历了什么?》,《VOL.1 疫情宅家才懂 3个女的合租能有多「哇塞」》
- 明日之路,《疫情中,三个独居年轻人怎么填饱肚子#Vol.25》,《疫情中,我们怎么填饱肚子#Vol.24》
- 宇宙尽头小酒馆,《041.团购/核酸/招募志愿者,做小区群群主有多难?| 上海疫情生活2》,《042.成为小区群主的第7天,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 上海疫情生活3》
- 随机波动,《在团购中理解权力与人》
- 故事FM,《疫情之下,上海被遗忘的角落》
- 拓展文献:
- 王政、贺萧(Gail Hershatter)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妇女的研究
- 米米亚娜《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简史》
- 典典:月月谈“粉红女权”分享会的发言和部分问答
- Guobin Yang, The Wuhan Lockdow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 Jing Wang, “Lockdown Sound Diaries: Podcasting and Affective Listening in the Shanghai Lockdown,” Made in China Journal. 2022.
- Qian Zhang and Yiu Fai Chow, “COVID-19 and Sonic Governmentality: Can We Hear the Virus Speak?,” China Information 35, no. 3 (2021): 325-345.
闾丘露薇:
- 核心是民间社会和政府权力的关系,民间的无力和脆弱。SARS的时候一开始信息不流通导致问题,所以Covid一开始,信息和反应很快。但由于港府的摇摆,有很多乱象,核心是政府权力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 上海团长的出现、指定时间的敲鼓发物资等现象,是极端条件下自发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也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和起点。香港公民社会的基础更好,相对来说有更好的信息流动和更大的讨论空间。上海出现很多控诉声音,曾经支持家长式管控,落到自己头上之前不知道。其他听不到声音的地方可能更糟糕。
- 关于性别,全球有三个共同的议题:前线的人(给女性的物资,防护用具以男性体型设计等);家务劳动与家暴;家庭佣工(阶级问题,例如澳门要求更多次的检测)。
- 对新中国以来的居委会“阿姨”,从性别方面进行批评是否公平?可能更多是个体如何处理手中的权力。是否和性别有关,还是去性别的讨论更有效?第二,卫生巾的征集是否是同谋?第三,团长女性多,那么家务分配的问题?第四,关于podcast的问题,是否作为女性惩罚是否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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