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骚扰/MeToo运动总结

关于反性骚扰的资料、文章等,持续更新及整理中!     1) 女博士讲诉举报教授性骚扰始末:受害群体投票决定曝光   2) 以下文章网页版本已被删除, 文章来自好奇心日报。 3)如何反抗性骚扰,读读这个宣传册!链接:  反制性骚扰你也可以 4)  张永英,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关于高校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机制的探讨。 微信原文:在这里 5) 南方周末对防性侵制度的探讨《校园防性侵制度之惑-象牙塔里的“沉默羔羊”》 6)高校性骚扰报告

岳昕: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持续关注: 北京大学被指20年前包庇教授涉性侵女生,北大外国语学院四年级女生岳昕要求公开当年调查报告,却遭校方打压。下文为她的最新文章。  岳昕: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2018/04/30 (原载于公众号“木田君的镐头” )相识或未曾相识的,最亲爱的朋友: 一周以来,你们发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Facebook上的每一条留言,我都已仔仔细细地看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成千上万,我也在一条条一字字地看。同窗送来的面包、梨、丑橘、菠萝、蓝莓与菠萝蜜,很甜很甜;老师捎来问候的字条,「愿你能继续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几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钧。 一声感谢,用在这里,太轻太轻。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关心、帮助与支持,都意味着承担本不应承担的,风险与代价。 有同学转发了《人民日报》就此事的评论文章,被父亲要求强行删帖,甚至关闭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被人找去问「想干啥,今后要做啥」,这位工友站出来表示,「他们越说我越发,你们说不让发,我就偏发」; 李一鸣同学更是发起了联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弥补约谈伤害,加强制度约束,充分保障同学的合法权益,完善约谈制度的群众监督与制约机制,截至今日已有近200名在校师生与校友联署,为此,包括李一鸣同学在内的所有联名师生校友,很可能同样承担着与我一样的约谈压力…… 这几天,我梦到朋友们因为发文章、签联名信、写区块链、贴大字报而被施压,凌晨四点被惊醒,担心是因为我才连累了这么多朋友们。 我担心朋友们,也担心自己的家人,因为我太知道他们是怎样担心我;倘若我有什么闪失,他们的身心真的会垮掉。 除了担心之外,我还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为零零星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击,清者自清; 而是因为,被迫沉默的日子里,我不仅无法像以前一样见朋友,无法向大家一一表达感谢,无法为真心关注的议题持续发声,甚至在朋友圈里看到勇敢抗争的工友们,连个赞都不敢点;而且我知道,现在家人情绪的日趋缓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参与类似的事情」为前提的。 决定写这篇之前,我心里也一直在斗争。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像一颗定时炸弹,炸毁我本来渐趋平静的家庭,让4月23日所经历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会因此与我断绝关系,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现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约谈中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这一周以来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一、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约谈一开始,学院老师主要询问的点,是我是否联系媒体,是否将学校的答复外传。 首先,学院老师听说我正在联系媒体,但并无证据,于是反复询问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后)与媒体联络;母亲称我「一举一动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认后,学院老师又说:「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谎还是有人在诬陷你。」我的母亲则认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于好心」,但因「单纯」而被境外势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后,学院老师怀疑,网上泄露的关于学校回复内容的聊天截图来自我,我表示「确实不是我发的」。学院老师又说,「没人和我说是你发的,但是连你妈妈都觉得栽赃到你头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我的母亲认为, 「别的十个同学提交申请,别的人都没声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经过院长、班主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走完回复程序)的人,谈完了你还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怀疑与质问,是因为4月20日学校回复当天,我坚持将信息公开回复函拿回。 学院老师在我母亲面前,回忆了4月20日当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将回复函拿回时,另一位领导老师说暂时替我保管,等我毕业后可随时取。我则问领导老师,能否在自己提交毕业论文后,即5月11日之后给我。在领导老师答应后,我表示要和学校签一个书面材料来确保此事。最后,领导老师将回复函当场给了我。 回忆起领导老师给我回复函时的态度,学院老师这样说:「你不觉得她对你已经就完全没有耐心、信任了吗?」学院老师表示,她不能理解我为何要急着将回复函拿到手,并觉得「五月十一号没有任何意义」,五月十一号的时候,「XX(某历史事件日期)还没过呢」 。 听完学院老师叙述事情经过后,我的母亲非常生气:「这一串的老师,这一串的学校领导,我就真的觉得,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母亲由此认为回复函「是个雷」,「攥着个雷你怎么能够踏踏实实的呢?」 对于为何非要将回复函拿到手,我表示: 「因为这个东西就该是我的,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拿到手里我觉得这是程序有始有终的一个过程,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想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学院老师表示,她之所以深夜来找我,是因为有新的情况 :「如果没有新的情况,老师犯得上来找你吗?犯得上大半夜过来吗?」但在我随后试图知道是何种情况时,学院老师却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学院老师也拒绝透露「有情况」消息的来源,只说「有人想让我知道」。 在询问我是否将回复函给过别人时,学院老师称:「不知道别人找到了你什么东西,但肯定是有事。」可在我问到底是什么事时,她又说自己也不知道。 当我问及学院老师提到的「境外势力」究竟是什么情况,表示「确实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这样更详细能让我更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时,学院老师让我就相信就好了,而不需要知道。 学院老师同时暗示,此事高层有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 」在此期间,我的母亲一直沉默。而后,学院老师又表示,「但是只要跟任何什么媒体扯上关系,只要对北大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怪不到别人头上,只能怪到你头上」,因为「你是唯一拿到这个东西的同学」 。「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 同时,学院老师说,「今天晚上站在这儿的可以不是我,可以是北大的副校长、校长」,因为「你的这些所有的事,校长直接都知道」,以此表示事情的严重性。 对于后续的处理方法,学院老师认为,我应安稳地毕业,并建议我的「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只需要联系联系我的家里人就行了。她还以北大老师接受采访需要征得北大校方同意为例子,说明「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上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对于你来讲我觉得现在最好就是没有自由。」 我的母亲认为,学院老师的建议是唯一的出路:「就这一个路,你哪受伤了我都没这着急,真的,你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吗?」「如果再被别人继续利用的话,你就完蛋了,家就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前面的不说了,后面的刚才老师说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这种方式封圈封微信封电话,和家里电话联系就可以了,才有可能避免这个,特别远离才是最保险。」她甚至表示,愿意每天来接我放学,来换一个踏实。 我拒绝了这些要求,一再强调自己真的可以把握住;但面对母亲不想过提心吊胆日子的请求,我回答道:「我理解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继而,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表示可以每天与母亲保持微信、电话联系,每天汇报论文进度,甚至「直播看我写论文」;但我的母亲认为,我这样的态度表示根本没有理解她,学院老师也认为,我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谈话进行到后期,学院老师和我的母亲发现我正在录音,便要求我将手机交出。遭到我坚决拒绝后,我的母亲情绪激动。争执到一半,学院老师便走了。随后,我和母亲就是否删除录音等相关资料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同楼层同学的劝说下,我被母亲带出了寝室楼。 以上材料来源于我的回忆,对真实性负责。 二、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 4月19日晚间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只有两位同学要求走完信息公开全过程,以此劝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周五的信息公开回复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到场交表的同学共有8位;其中据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学都要求走完全过程,且确实前往各自院系的办公楼,走完了信息公开的全过程。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是唯一拿到了回复函原件的同学;「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以至于「想想脑袋就大」。实际上,另一位法学院同学同样拿到了回复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过程更为顺利。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有「新的情况」,「境外势力」,高层有定性,是「颠覆」。实际上,具体问及时,学院老师却表示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想让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愿或无法给出证据;而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将此事定义为沟通中的方式方法问题,即高层否认了此事「颠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在约谈现场录音是「违法的」,所以要求我「打开手机删掉这条录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条,也未找出一条佐证我的单方面录音行为涉嫌违法的依据;我在那种场合下,只能选择通过录音保存证据,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三、这一周以来的心理斗争 我所认识的学院老师本人,也是学日语的喜欢猫咪的大姐姐。她一开始也希望能柔性地处理问题,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约谈中,还请我在勺园西餐厅吃过饭,和我坦诚地聊过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喜欢读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换做其他老师,在这种环境下,也很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所以,我们要的是更完善的机制,而非怪罪一个具体执行工作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发声明,感谢一直关心我的朋友,表达自己对机制的看法。 怕家人担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说自己要发一份声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声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来都是有字的。 … Continue reading 岳昕: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