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我们有必要学习女权先辈的历史

(2021年5月30日女性主义艺术讲座记录整理)

中国妇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识觉醒程度曾与世界接轨,但这段历史并未能进入中国人的公众记忆。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百多年后,女权运动在全球广阔铺展的同时也泥沙俱下,唤起固有争端,并带来新的困惑。感念女权先辈,女权运动该如何鉴往知来,在现代男权话语体系中继续扩大阵地?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和历史学教授王政说,在推进女权的同时,也要扩展人性的丰富和美好。回顾女权奋斗成果,她感叹女权主义的生命力。对于女权运动应该具备的历史观,她引用同事的这句话:“不要重复地制造车轮,在我们已有的基础上建造会有效更多。”她说,历史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每个人就生活在那片历史的遗产中间,而且相同的历史还继续在发生着。

以下是王政教授的口述。

1.渐进地提高觉悟的过程

85年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坚信自己是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主义中国妇女。

学习美国妇女史,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局限。看到了我是被中国男权文化建构的,是在中国男性文化中对女人设定的界限中成长起来的自我。尽管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男女的就业、就学是平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地解放了,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关照到的地方大于已经关照到的地方。

我92年回上海做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非常幸运地寻访到了十几位上海的五四老太太。

在我写作《女性的崛起》的过程中间,读美国妇女史的中间,我已经认同了女权主义。但回国以后我才知道女权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中是完全负面的。我明明回来是要去寻访女权主义,但是我不敢说女权二字,只是说我在做妇女研究。

女律师朱素萼,我采访她的时候是93年。九十三岁的老太太在我面前说,我们女人自己不争取自己的权利,男人会给你啊?不可能的,那都是我们女人自己去争取来的。所以我就是要伸张女权的。

这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今天享受的每一点点在妇女权益上的进步,都是由女权前辈艰辛努力,突破各种社会障碍和文化的禁忌争取来的。这些了不起的女权主义者,我们竟然对她们毫无所知。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份女权的“家谱”写下来,还要续下去。

1999年我回国和杜芳琴老师合作举办小型的史学研讨班,希望把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史学研究。同时策划启动面向全国高校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我们实际上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做了很多的铺垫,才使得福特基金会开始愿意赞助学科建设。

当时的妇女研究界,大部分人在做社会性别与发展,她们可能也会对我的这种努力有看法。她们就觉得你搞学术就像是象牙塔里面的,坐而论道的东西。而我是从理论的背景去认识这个事情的,“知识就是力量。”话语,绝对是一个在历史发展中、各种势力较量中的重要力量。89年成立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推进女权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国内八十年代就有妇女研究了。八十年代的妇女研究跟我这一辈的很多人在做的事情是推动公共政策的改变。以及后来出现的,对农村妇女的赋权,解决贫困问题。体制内的很多女权主义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有成就。

那我为什么没介入那些活动而是痴迷于推动学术发展呢?因为我看到美国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是改造美国男权文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话语是建构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我们希望改造在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建构的主体性。女性也是在男权文化中长大的,我们的主体性是由各种很有问题的话语建构起来的。我要推动女权主义的话语,作为一种批判和抵制的力量。

不仅仅是我们,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学者、各方面的活动、妇联系统参与的各方面的做行动的人,都出了不少女权主义的学术成果。大家要去关注,这是我要强调的。

2.我们就生活在前人创造的历史中

我参与的密歇根大学的一项工作——全球女权主义口述项目。参与的每个国家挑选十位女权主义行动者采访,现在已经收集了一百多位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女权行动者的访谈。这些访谈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比较研究的资料。

我在国内推动学科发展的行动项目对我的学术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在行动中可以看到大量幕后故事,这样我的历史研究就不再是平面的。

所以我在第二本英文专著里写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的历史时会提出这个概念:politics  of concealment(隐埋的政治)。把幕后的故事写出来。那帮幕后的人,出于策略,出于推进妇女权益的需要,什么样的做法最有效就怎么做。她们躲在幕后隐姓埋名地做事情,只要能够获得对妇女权益的推动,就可以了。我访谈的那些前辈,那么多人,她们就是这样子的,不图名不图利。

那些默默无闻在幕后推动的国家女权主义者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出的每一项有利于妇女的法律和政策,包括婚姻法,包括56天产假,每一件有利于妇女的事,背后都是一个或一群女人艰辛努力推出来的结果,而绝对不是男权的恩赐。

但这个过程中要争取有权势的男性来作为我们的同盟者,这是肯定需要的,不然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最近看的一部电视剧我觉得要提倡,编剧对五四女权主义历史毫无所知,作品的表现也有很多男权的痕迹,但是我还是要推荐它。它叫《觉醒年代》,它写了陈独秀。要知道陈独秀那批人是怎么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后来五四运动又是怎么推进的,我觉得这段历史对我们很有益,我们需要仔细地去体会,还需要进一步去寻找电视剧未能展现的新文化运动中凸显的社会性别议题的史实。要关注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提倡什么——女权运动是被大力提倡的,反封建、打倒孔家店是他提的,这是近现代史上对改造中国文化了不起的倡导和推动。陈独秀是一个男性,还有封建家长的习气,但是他是一个开拓者。他能够否定自己,批判自己。他晚年能够对青年的激进和盲目性有很多清醒的批判。希望年轻人千万要多读历史,读妇女史,读女权运动史。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看到陈独秀提出改造中国文化的议题远远没有完成。今天女权主义者就是站在改造中国男权文化最前沿的一支力量,是对陈独秀开拓的新文化运动在21世纪的新的拓展。

  • 重视社会主义女权文艺阵地

我童年住的花园洋房有堵围墙,我哥经常翻到墙上去走来走去。所以我也学着他翻到墙上去四处观望。有一天突然听见我妈叫我,你这个小姑娘怎么爬墙啊,难看死了。我动都没动,心想,我妈就是封建。回想这个情节,当时我不过七八岁,居然会用“封建”这个词。

我做研究主要就是为了解答我的心头之谜。我怎么会那么小的时候就看着我妈说封建,封建这个词是哪来的?我为什么觉得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我怎么会理所当然地享受男女平等的成果?这种理念是从哪来的?我要去了解。

后来我又研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生产,我就更觉得,我们今天的女权主义艺术家们,需要好好地学习当年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在文化领域里做的大量的、带有女权主义意义的生产。因为那一代在文化领域中的很多人,她/他们是经过五四女权的洗礼的文艺青年,很多人直接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的骨干人员,然后49年后在文化领域担任领导或骨干,所以当时的文化产品折射出五四新文化女权话语,绝对不是偶然。你要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哪些话语塑造了哪些人的主体性,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这个历史的脉络就会看得很清楚。

艺术就是有感染力。非常简单的一幅画,你看到会流眼泪。非常简单的一首歌,就非常的动人。所以我觉得个人创作会对整个女权运动有巨大的贡献。我本人小时候就会说封建一词,会说男女平等这些词,哪来的?艺术作品里。无数的女英雄的电影啊,小说啊,故事啊,宣传画啊,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是无处不在。那么女权主义的艺术家,如何让我们的艺术作品,文化作品无处不在,占领各种各样的社会空间呢。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一个想象。


4. 在逆境里寻找光明点

我知道现在一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处于一种比较郁闷的状态中,那么我们要去学习历史的经验。在辛亥革命时有很多上层的精英女性参加了同盟会,包括秋瑾、唐群英。她们这一代发起的参政运动在全球都是非常前卫的。1913年袁世凯一掌权就开始压制女权运动,解散妇女参政协会,追捕女权组织的头领。这一批女权主义者遭到打压后,就回到各地办女校,做实业。让女人在经济和学识方面都增强力量。几年后她们的学生就成了五四女权运动的生力军。

所以要去改造那么强势的男权力量,必须先要自强。当然女权在做的事情不光是“我自己强”,而是我们整个的群体,大家一起去“强而有力”。所以女权主义就是要对妇女群体的empowerment(增权赋能),这也是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

我们有必要学习女权先辈的历史,看看她们是怎么在逆境处逢生。这种逢生不是人家给你的机会,而是自己去找一个缝隙钻出来。真的就像小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就是女人的生命力,女人的创造力。女权运动跟以前所有的男权团体都不一样,女权是没有权威的,也没有一个中央的指挥部——它是遍布全世界各地的,它是建立在每一个觉醒的女人的内心。

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学者,从历史来看,从全局的脉络来看,我是不感到沮丧的。我很高兴独生子女群中的这批没有被堕胎的女儿们,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这个群体的社会化的过程,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期望很高,家庭对她们的期望也很高。但她们进入社会后,便面临着这样一个男权的反攻倒算,性别歧视及男性的性文化笼罩着社会各个方面,把女人当成性工具,“潜规则”在许多地方成了明规则。不只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应该说只要是受过教育的女人,都忍受不下去。所以这就是中国女权运动必定会有大发展的极大的社会基础。

关键是在遇到局势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整好自己,怎么去寻找新的空间,新的行动方式。想要继续去推动中国女权运动,就需要去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国内有一些要把女权分开的声音,你是学院派我是行动派。我是不主张划界限的,我主张跨越界限,打破隔阂。这也是我的偶像陈玉平教给我的。

女权主义从政治立场和行动策略来说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行为方式都和她所处的社会位置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都处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级位置、不同的职业,所以有矛盾、有多样化不是坏事。

在任何时候,你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体现你的女权主义理念,对你当时的处境来讲都是有道理的。女权主义就是主张大家可以自由地选择。但千万不要因此来抬高自己贬低人家,认为我很女权,你不够女权。不去othering(他者化)别人,先改造好自己,那个时候冲突会少很多。

年轻的时候总归会被很多激进的东西所吸引。好多矛盾都是在年轻幼稚阶段,很多问题没想通透的时候会发生的。但是成长了以后,阅历增加了,读的书多了,很多东西你会做不同的选择,矛盾都会消解。

不只中国,在全世界,性别平权的路都很长。现在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北欧。但中国因为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文化,想在很短时间内改变过来就太乌托邦了。我不认为那种状况能很快地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脚踏实地地做,它永远不会发生。所以作为历史学者,我不光要写历史,还要做历史。明天的历史怎么样,跟我们今天怎么做有极大的关系。

新冠纪元后的中国资本主义父权[1]

花广林石

前言

   从2020年1月起, 新冠疫情打破了二战后70年世界和平的繁荣景象。各国相继进入“紧急状态”,但被迫让渡个人权利的大众也并没有迎来一个被公权力许诺的安全网。除此之外,人们又在经历各自的“紧急状态”,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与人际关系。这样一个分水岭将所谓的正常生活与“紧急状态”分开。有些学者提出了“新冠纪元前”(before coronavirus, BC)和“新冠纪元后”(after coronavirus, AC)这样的纪年方法[2]。即便在疫情防控成果较好的中国,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必然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间节点。本文将简要分析对中国性别秩序影响深远的政策措施,并介绍学界的相关看法。

性别视角的既往讨论

针对疫情与性别秩序的关系,有讨论认为“疫情更像一枚棱镜折射出性别与贫困的复杂关系。封锁状态下,女性更容易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她们在家庭和护理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偏高,现在又增加了。女性大多数从事不稳定的、容易暴露于病毒的行业和领域工作”[3]。又比如,宋月萍、董晓媛[4]等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的后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春节返乡农民工的社会性别差异影响(Gendered Impact)。该研究发现,在疫情爆发后,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更加难以回到城市,也更不可能回到有薪工作岗位。该研究还发现,对学龄前子女的照料任务,是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阻碍,但由于固化的性别分工,子女照料并不影响男性农民工进城务工。

以上种种研究都表明,疫情加重了性别秩序的保守化。其实不仅疫情的冲击本身,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也在一个侧面推动了这一保守化进程。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采取了哪些直接或间接导致性别秩序保守化的政策措施呢?目前这方面的讨论较少。笔者认为,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分析相关政策措施的在其直接目的以外的影响。

聚焦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父权资本

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日本学者箱崎大[5]认为,“中国迅速控制住疫情的扩散展现了中国社会自身的优越性。无论是感染防治的方法,还是经济活动的复苏,都是只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才可以完成的。”这种观点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在防疫方面展现出的优越性[6],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自身的独特性、局限性。本文将选取离婚冷静期、家事调解制度、医院事业编制改革、网格员的普及以及劳动关系的隐匿化等方面,考察新冠纪元后中国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变化。

  • 家庭保守主义的法治化进程:离婚冷静期的实行和家事调解制度的巩固

因为疫情期间人们在家时间增多,家庭矛盾乃至家庭暴力也随之增多,因家暴而选择离婚的案件也在增多。在因家暴而提出离婚的案件中,如果双方均同意离婚 ,则将进入协议离婚过程。此时,只要双方在民政局正式提出离婚申请即可办理离婚手续。但是,2021年1月1日《民法典》生效之后,协议离婚也需要和诉讼离婚一样执行离婚冷静期,即政府强制要求双方暂时分开30天,考虑清楚后再决定是否继续离婚。1950年《婚姻法》确立的无过错离婚原则[7]恍如隔世。 

不同于双方同意的协议离婚,婚姻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案件才会进入司法离婚程序。根据贺欣的最新研究[8],离婚请求在一审中被判败诉是非常常见的,而背后的原因是法官的工作效率考虑(财产分割、抚养权分割的巨大工作量)和社会稳定考虑(避免庭外纠纷和挟私报复)。他称这种法官的“自我保护措施”造成了“事实上的离婚冷静期”。但是该研究只是将法官通过“家事调解”来拖延时间的做法看作是法官自我保护的策略之一。这其实是忽略了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的改革”中推动“家事调解”更重要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从全国范围内选择了118个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从当年6月1日起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相关文件的要求,试点法院均应设立家事调解委员会,组建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心理疏导员“三员”队伍。比如,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会同公安、妇联、民政等11个单位、人民团体成立家事调解委员会,制定《家事调解委员会章程》,公开选任40人组建“三员”队伍,构建“三员”人才信息库,出台“三员”工作规则,将实现家事审判社会功能作为家事调解委员会的基本功能,形成独具特色的“三员”工作模式[9]

贾汪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王道强在文章中指出,“家事调解是家事审判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我国缺乏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法,对家事调解的规定散见于各项民事法规中,我国的家事调解制度还缺乏统一的规定。”尽管缺乏统一的规定,家事调解在方向上秉持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理念,这自然也就导致了各种“死亡婚姻”因被拖延离婚而产生的恶性社会事件。虽然《民法典》针对离婚诉讼的“久调不判”问题在第1079条第5款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但是对于离婚当事人来说,离婚耗时久、代价高,成本巨大,在事实上增加了离婚的门槛和难度。与《民法典》明文规定的“离婚冷静期”相比,家事调解成了实质上的“离婚冷静期”。比如,湖北阳新女子离婚诉讼期间遭丈夫杀害[10]一案,以及湖南衡阳女子五年四次提出离婚诉讼被驳回[11]一案都较为典型。在离婚诉讼中,由于审理和家事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方对女方实施侵害时,会导致女方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家事调解成为“家庭保守主义理念”侵蚀“无过错离婚原则”的首要阵地。对于女性来说,提出离婚、主动选择离开父权家庭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下,一种父权制色彩更加浓厚、更加牢不可破的现代婚姻家庭模式逐渐形成。

  • 医疗的私有化: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

疫情爆发后,国务院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江宇[12]撰文主张,疫情证明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编制绝不能取消。他认为,医护劳动是一种需要长期协作的复杂劳动。越是需要协作的复杂劳动,就越需要比较固定的职业和福利保障。医护人员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投入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优越性。取消公立医院编制会严重削弱和损害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显而易见,各地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在短时间内被组织动员起来、支援疫区的场景,在世界各地都极为少见。这当然与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国家在2021年底按照原定计划取消了公立医院编制。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遗产又一次遭到蚕食。虽然目前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还需要大量的家庭照料作为补充,但在此时推行医疗私有化,无疑是继续将原本由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社会再生产成本进一步向家庭和私人领域转嫁。

除了少数左翼人士针对这一改革提出了异议,也有一部分性别研究学者提出了批判。性别研究学者更多地关注私人照料劳动的市场化进程,例如养老护理服务、家政服务的快速发展。这些学者并没有察觉到,西方女性主义照料劳动研究热潮正是发生在西方从福利国家体制转型为新自由主义体制的过程中。而中国学界的照料劳动研究热也正好发生于中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型过程中。

那么私人的无偿照料劳动是否可以被有偿的公共照料劳动取代呢?南希・福布尔(Nancy Folbre)指出[13]:“公共照料和私人照料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如果对照料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没有建立起一个认同和回报的社会性规范机制,那么这种处于义务和责任感的照料提供机制就很容易动摇,不会持久。”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对老人、病人还是儿童的照料,这一劳动本身包含一种重复、单调、让人烦躁的部分,我们通常用伦理性的“爱”将其披上圣人的外衣了事。但为了洞察其本质,我们应该用更深刻的思想工具,进一步探究其社会性规范机制。

国家逐渐退出福利领域、私有企业对生育期妇女的歧视,以及其他种种婚姻家庭领域发生的变化都在推动性别秩序正在经历显而易见的保守化。这一保守化进程也引起了作为表象的女权群体的分化。一部分女权主义者患上了厌女症,对陷入了“婚姻沼泽”的女性所经历的不平等进行选择性无视,粗暴地将这些女性指责为父权制的帮凶。在笔者看来,这些已婚女性无故遭受女权主义同胞歧视和指责的原因,部分源于这些女权主义者对已婚妇女借弱者身份进行的感情绑架的警惕,而这种感情绑架与父权制家庭中的母职分工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厌女症还有可能来自在父权家庭中经受的暴力导致的精神创伤。在这种创伤的阴影下,她们以对婚姻和家庭全面否定的形式,建立了一种消除父权的乌托邦,这就是反婚反育思潮的思想根源。女性对父权的仇恨和反抗,简单地表现为对婚姻家庭的否定,而没有全面把握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内在结构,简单地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割裂开来,以为抽象地消灭父权制、即消灭父权制的现实化——婚姻家庭制度,就能解放女性。这种观点没有把资本主义父权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将父权制当成自由的“市民社会”上长出的、可以被单独割掉而不伤及其余部分的病变,仿佛割掉了父权制毒瘤,女性就可以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分实现人生价值。这种观点掩盖了资本主义父权制总体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也就成了父权制的帮凶。这种女性本位的女权主义的内核是新自由主义的“Lean in”思潮,这一思潮的信奉者追求完全的个人自由,向往欧美社会性别平等的环境,而同时又对这个环境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各种光环加诸其上,从而演变成一种逆向民族主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女权主义的言论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处于急速微缩阶段,我们要对反婚反育的女性保持一定同情和理解。

笔者注意到,“3·11”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一些携子女避难的已婚女性发起了反核运动。另外,为了反对国会通过旨在扩大日本自卫队权限的“安保法案”,一些已婚女性在2015年成立了以反战、反核、保护孩子为宗旨的“反对安保法案母亲会”[14]。已婚女性成为反战、环保、对抗保守主义的主力。针对日本已婚女性参与社会活动这一社会现象,日本大阪大学性别研究者元桥利惠提出了“战略性母性主义”这一新概念。“战略性母性主义”与近代个人主义的母性观念——将“个体”和母性作为相反的概念,认为母亲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同,是指女性在母职中锻炼、培养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并在构思社会发展蓝图、促进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从“战略性母性主义”视角出发,这些已婚女性的活动不是压制“个体”存在,而是批判以往只能作为个体存在的框架,从以作为“母亲”的“我”的视角出发,参与到与下一代成长息息相关的社会进步事业中去。

反观中国女权主义思潮的发展现状,或许今后中国社会也会对已婚女性主体性更加承认和接纳,发展出对抗保守主义的“战略性母性主义”。

  • 数字化管理和网格员系统

这次疫情防控工作强化了十年来持续推广的网格化治理。网格化管理起源于天网工程——一种以视频监控为核心的城乡管理系统。有研究者着眼于数字化城乡管理带来的安全与高效、人员的精简[15];却忽视了在城市管理中悄然发生的变化: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的增加、以及他们对“居委会大妈”的替代。这些网格员不是原来单位制家属院中活跃的职工家属,而是毕业于高校社工专业的青年。他们在社区中承担了大量“人对人”的工作,这些细致入微、注入情感的工作无法被数字化的管理系统有效替代。为了解决网格员紧缺的问题,国内各大高校一改往年对社工专业的敏感态度,扩大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招生,以至于使其从敏感禁区变成了热门专业。

那么数字化管理和网格员系统能否发挥其“人对人”的精细管理功能、及早发现和干预家庭暴力等发生在私人领域的性别问题?就其代表国家父权的保守主义本质来说,笔者持怀疑态度。

  

  • 零工劳动的女性化和劳动关系的隐匿化

疫情爆发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的线上办公、隔离生活是建立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之上的。而承担了社会再生产劳动的现代服务业从业者正是大量底层劳动者。以外卖配送行业为例,由骑手、平台、劳务外包公司[16]、商家、消费者构成的五角关系备受关注。其中,最受学者和媒体关注的是互联网平台对外卖骑手的技术控制。具体来说,就是骑手在“系统中”被平台、站点、商家、消费者联合控制的机制。然而,平台和外卖骑手之间既非劳动关系,也非劳务关系[17]。劳务外包公司因和外卖骑手签订了劳务合同,因此与骑手构成劳务关系。在平台给骑手造成损害时,劳务外包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此时事实上使用了骑手劳动的互联网平台却无需承担任何相应法律责任。我们可以注意到,互联网平台不是依靠科技逃避法律责任,而是利用了《劳动法》的漏洞。不要说修改《劳动法》、增加保护自营业主、外包工、派遣工劳动权益的条款的努力,在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的大潮下难以推进,就连对平台欺骗工人行为提出异议的骑手,也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批捕。劳动关系受到法律、科技、事实的多重遮蔽,变得扑朔迷离。资方依靠组织、知识、技术、法律上的优势占尽先机,而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对自身的处境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越来越难以对自己所处的整个系统进行完整的反思。

笔者搜索了零工劳动相关报道和研究,发现从2014年左右开始,零工劳动相关报道和研究增多。最初有人认为零工劳动可以消解失业,而事实是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被推向了零工劳动——门槛低、上手快。由于大多数的零工劳动者没有法律保护,因此当他们遇到劳动纠纷时是非常脆弱的。零工劳动中,根据工种不同,性别占比不同。与男性占比较大的骑手行业相比,在网店、家政服务方面,女性从业者占据绝大多数。根据58同镇《2019中国县城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显示,女性零工占比达到52.22%。可见在逐渐扩大的县域空间,零工劳动的劳动力女性化也初见端倪。劳动关系的隐匿问题在女性占比较大零工行业中也广泛存在,只是被遮蔽起来了。

小结

    简单地总结一下新冠纪元后中国资本主义父权主要特征:家庭保守主义的法治化、医疗的私有化、数据父权的显现、零工劳动的劳动力女性化和劳动关系的隐匿。限于字数限制,这篇文章只是对这些特征做了初步的论证,并没有深入讨论。笔者期待有机会再进行更细致的探讨。

另外,疫情防控期间,许多社会运动处于蛰伏期。但是,各类播客、线上讲座和社群如雨后春笋。民间舆论的“左转”倾向似乎更加清晰,学界也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早期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遗产。其实这些活动无不是对新冠纪元后中国资本主义父权的一种反抗。

我们面对的社会并非由四分五裂的各种“事实”拼凑而成,而是威权资本主义父权制作为一个总体,在其事实上呈现出自我的非统一性。这种自我割裂、把整全的“现实”变成割裂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赖以维护自身统治的法宝。面对割裂、隐匿的事实,无产阶级无法冲破现代性思想的束缚,把碎片统握为一个总体。而只有这种对社会总体的全面统握,才意味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也就是社会总体自我认识的真正完成。这一完成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进程的开端。“异化的积极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除非抛弃一切浪漫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总体的高度,把握作为一个整全环节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历史的下一个环节就永远无法展开。


[1] 本文写作拖延了很久,感谢各位老师和同仁的指导帮助。

[2] 克劳斯・施瓦布、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上海:中信出版集团。

[3] 侯奇江《全球女性贫困:疫情之下的社会并发症》澎湃思想市场,2021年2月3日稿件,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083302

[4] Song Yueping, Wu Hantao, Dong Xiao-yuan & Wang Zhili(2021)“To Return or Stay? The Gendered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Vol.27, 2021, Issue 1-2, pp. 236-25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545701.2020.1845391

[5] 箱崎大(2020)「中国経済のコロナ禍からの順調な回復からの示唆」,https://shokosoken.or.jp/shokokinyuu/2020/12/2020_12_5.pdf

[6] 希望人们也不要忘记,武汉地方政府在发现疫情初期的消极应对直接导致新冠在中国范围内的大流行。科学防疫在告诫、官僚制度面前败下阵来。

[7] 马姝《中国家庭:从<婚姻法>条款变迁看离婚自由》澎湃新闻,2019年1月1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57024

[8] Divor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Outcomes

[9] 王道强(2016)《家事调解委员的性质和功能初探》人民法院报网络版,2016年12月28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12/id/2495671.shtml

[10] https://www.sohu.com/a/449619443_260616

[11] 周航 《湖南女子5次起诉离婚:家人被殴打恐吓 怕报复床头藏刀》,极昼,2021年4月21日,https://www.sohu.com/a/462018115_120146415

[12] 江宇(2020)《疫情证明:绝不能取消公立医院医生编制制度》

[13] 南希・福布尔(Nancy Flobre)著,宋月萍译《照料经济的特征、价值与挑战————基于性别视角的审视》《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五期。

[14] 详见元橋利恵(2021)『母性の抑圧と抵抗—ケアの倫理を通して考える戦略的母性主義―』京都:晃洋書房。

[15] 梶谷懐、高口康太(2019)『幸福な監視国家・中国』東京:NHK出版。

[16] 如果是骑手是以众包身份加入平台,骑手与平台之间既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劳务关系。

[17]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6。

李小龙,叶问,霸凌式男性气质和“如水”的香港精神

张毅

2019年6月,香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简称“反送中”运动)。该草案允许特区政府可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反对者由于不信任大陆的司法制度,担忧被引渡者会受到不公正审讯,认为该条例损害了“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的香港独立司法管辖权地位。与香港过往的社会运动不同,“反送中”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采取自发组织、灵活机动的原则,避免正面暴力冲突,以和平诉求为核心。随着该运动不断深入,抗争者开始使用李小龙”如水 “的武术哲学理念(Be Water)来定义他们的这一策略,组织了多次超过百万人参加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集会。香港市民这种坚韧不拔、不离不弃的“如水”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为很多地方的草根运动者所推崇并应用到他们争取民主的抗争中。

作为香港功夫电影最著名的代表以及华人世界迄今为止在好莱坞最为成功的明星,李小龙一直以其卓越的武艺,体脂率极低的健硕身体,以及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不屈精神而著称。在其电影作品中,观众看到的往往都是李小龙或以高超的武艺摧枯拉朽一般的击溃对手,使其彻底臣服,或是凭借不屈的精神在关键时刻扭转局势,手刃敌人为亲友成功复仇。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小龙似乎并非 “如水”精神的最佳代表。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其职业生涯,就会发现李小龙早在1964年他成为国际巨星之前就详细阐述过“如水“的武术哲学思想。在有美国”空手道之父“之称的埃德.帕克(Ed Parker)的邀请下,尚未在好莱坞正式出道的李小龙出现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向西方观众阐释他对中国武术的理解。他用一杯水做比喻,形容自己的武术精髓在于以柔克刚,以柔韧敏捷为取胜之道。但是随着他被塑造成好莱坞式银幕铁汉以及港式功夫英雄,这种”如水“的理念也很快淹没在了他的巨星光环之下。本文以李小龙的武术师傅,咏春大师叶问为例,通过对由叶伟信执导的”叶问“电影系列的解读来探讨香港人缘何能够在当下摒弃长期充斥港片的霸凌式男性气质,通过“如水”精神的重塑来表达他们建构一个更加自由包容、公平公正的世界的诉求。在笔者看来,这种对暴力男权的创造性重构是香港作为各种冲突交汇的”交界地带“(borderland)在当前“新冷战”威胁加剧的大背景之下的必然产物。

叶问于1893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在15岁时到香港求学,完成高中学业后返回家乡并出任地方警长一职。1949年共产党建政前夕,叶问离开大陆重返香港,在当地开设了一间武术学校,教授咏春拳。此后他一直在香港居住,直至1972年因肺癌去世。据其次子叶正介绍,叶问生性十分低调,对其武术学校几乎不做任何宣传,也非常反对出于各种不当目的的武艺比拼。在叶问看来,武术应该用来帮助受压迫者,用于防身而非施暴,更不应该用来为个人谋私利。由于其谦虚谨慎的性格,叶问在港生活期间一直深居简出,鲜为人知。

从大背景来看,二战后的香港虽然充满生机,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变局。作为英国殖民统治者治下的华人社会,香港成为刚刚建政的中共政府和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暗中角力的战场,其各自推崇的不同版本的民族主义开始在香港盛行争夺话语权。港英政府不希望卷入国共之争,对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加以限制,但对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则听之任之。从1950年代开始,各种爱国主义题材的商业电影逐渐兴盛,而被视为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核心的武术大师更是成为各大热门电影的主角,如大名鼎鼎的“霍元甲“,”“陈真“, 以及 “黄飞鸿”系列。但是因为其“叛逃者”的敏感身份,作为咏春大师的叶问被长期排除在这些电影之外。

另外从1960年代开始,香港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以武术大师为代表的阳刚男性气质成为代表其时代精神的最佳写照。一方面功夫片英雄们通过刻苦训练、高度自律锻炼出强健体魄和精湛技艺,并借此排除万难,不断克敌制胜,成就一番事业。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男性形象也代表了现代“工业精神”——无论你出身于任何背景,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时间,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不断进取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从而激励起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努力奋斗为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添砖加瓦。与此同时,大量职业女性成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电影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也促成了一批身材健硕、面容英挺、武艺超群,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打星成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巨星,包括王羽,狄龙,陈观泰,以及后来的成龙等等。而李小龙无疑是其中的表表者。

随着香港97回归,特别是中国大陆在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开始逐渐向内地转移。作为世贸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承诺将进口电影的限额从入世之初的每年10部逐渐增至2012年的34部。对于香港电影从业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如编导,演员,以及后期制作等)规避这个限制进入中国市场,但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方式下产出的“香港“电影更多的是面向大陆而非香港观众群体。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民族主义在大陆地区大行其道,并在跨入新世纪以后达到高峰,成为最卖座的影视题材(电影”战狼2“打破中国电影史上最高票房记录即是例证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尚未被资本开发的武术大师叶问无疑是一大优秀资源,但需要被重新包装才能通过官方审查推向市场。例如在2010年推出的”叶问2“里,他被描述成为逃避日军侵略于1945年回到香港。另外叶问有长期吸食鸦片的嗜好,但在电影中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以免勾起观众们对中国殖民历史的回忆。

“叶问“系列电影在2008年一经推出即取得了巨大成功,迅速掀起了一股”咏春“热,一大批以咏春为题材的电影也应运而生。在世界各地涌现出成百上千的咏春学校,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来学习咏春拳。作为唯一一种由女性创立,并根据女性生理特点设计的中国武术,对于很多练习者来说,咏春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提供克敌制胜的技能,而是帮助他们培养出一种更为灵活,更为包容的对待自然以及周围环境的处事方式。另外咏春拳从女性视角出发,提倡平等与和谐共处,与传统武术以暴力手段制胜的理念不符,因而长期不被武术界所接受。”叶问“系列的成功无疑为打破霸凌式暴力男性气质对功夫电影的垄断,为女性发声提供了契机。而叶问的扮演者甄子丹尽管从小习武,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但是为了呈现咏春与众不同的的武术形式和理念,他在整个系列中被包裹的严严实实,而不是像他在其它电影中那样通过秀肌肉、秀武力来讨好观众增加票房。

 “叶问“系列的成功也为男性气质的表达提供了另外的可能,让观众看到并非只有通过血腥杀戮的暴力手段才能达到追求公平公正的目的。以”叶问2“为例,香港华人武术协会会长洪师傅(由洪金宝扮演)面对来自英国的白人拳击冠军“龙卷风”(twister)充满种族歧视的挑衅,为了维护中国人以及中华武术的尊严,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坚持战斗到底。同样为了维护国人的尊严,叶问选择站了出来并取得了胜利。就在所有观众屏息凝视等待他送出最后一击,手刃对手为其洪师傅复仇的关键时刻,他悬在半空的拳头却突然停下。他并没有选择以港式武侠片或是好莱坞动作片惯常的英雄征服邪魔为世界重新赢得和平的方式结束全片,而是以一段平淡但发人深省的发言重新定义了这场生死比拼。他说,“今天的胜负,我不是想证明我们中国的武术比西洋拳更加优胜。我只是想说,人的地位,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人格不应该有贵贱之别。我很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大家可以学会懂得怎样去相互尊重。”笔者发现,这样出人意表的结尾方式也运用在了多部香港功夫/动作片中,这些男主角们在最后关头放弃通过武力结束对手的生命,与叶问一样,表达了追求另外一种形式的正义的诉求。

在笔者看来,这种在新世纪香港功夫电影中出现的对男性气质不同的呈现是香港作为各种冲突势力的“交汇带“在当下的一种映射。这些冲突既来自于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香港作为旧冷战时期的”东方柏林“),不同民族身份政治(作为夹在两个”中国“之间的华人群体),也来自于日渐升温的中美在印太地区展开的对抗。这种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地位赋予了港人独特的视角,深切体会到在无休止的竞争模式下,通过不同的霸权势力轮番更替来达到暂时的平衡是无法带来真正的和平和长治久安,无论是中国大陆日渐高涨的、主张对外强硬扩张的义和团式民族主义,还是西方长久依赖的以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为基础的殖民统治,都只会对世界造成更大的灾难。在此基础上,港人重塑霸凌式男性气质,提出了一种泽被萬物而不爭高下的如水思想。在当前世界笼罩于强人政治阴影之下,特别是中共领导人通过军事实力和高压统治对世界带来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港人这种“如水”的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巨大的感召力。

 “叶问”系列中的肥波(由郑则仕扮演)一角集中体现了港人 “如水“的思想。他体型肥胖,不善言辞,平时沉默低调,而正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丝毫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角色却成为了故事中真正的英雄。就职于香港警察局的肥波在华人武术师和他的英籍上司华莱士警长之间不断斡旋,通过贿赂的方式为华人争取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在暗中搜集华莱士贪腐的证据。就在叶问发表讲演之前,香港警察总署派人拘捕了华莱士,一个长期欺压华人,推崇白人至上主义的殖民者。致使洪师傅丧命于龙卷风拳下的那场比武也是在他的授意下进行的。在惨剧发生之后,他没有表达丝毫的道歉,反而进一步挑衅,从而引发了叶问和龙卷风的终极对决。面对这样一个霸凌式的殖民者,与叶问不同,置身于各种冲突势力漩涡之中的肥波选择了暂时的隐忍,通过不断努力尝试最终找到了突破,将华莱士送上了审判台。而正是他代表了香港精神——如水一般开放包容、刚柔并济,面对政治寒冬,既可灵活如水,也能刚强如冰,这样才能找到克敌制胜的办法取得最后的成功。

反抗性暴力: 从日军性奴隶制度到#MeToo运动

李琳

当美国演员艾希莉·贾德于2017年10月在《纽约时报》发文控诉知名电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多年前曾对她进行性骚扰时,没有人预料到这篇文章会掀起一场改变世界的运动。受到贾德的鼓舞,许多曾遭受韦恩斯坦骚扰跟侵犯的女性纷纷打破沉默,揭露韦恩斯坦的无耻行径。这一场被称为#MeToo的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好莱坞蔓延到世界各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的讨论。[1] 在过去四年间,随着国内媒体对#MeToo运动的报道,以及国内的性骚扰受害者们(例如罗茜茜、弦子跟何谦)的勇敢发声,性别暴力问题在中文世界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MeToo运动开启了反思、批判性别暴力的风潮,但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早在1990年代初,便有另一场横跨多个国家的女权主义运动对“针对女性的性暴力”这个议题做出了深刻的讨论。这场运动便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们勇敢讲述自己的战时遭遇、为自己维权的运动。2018年3月,日本记者及女权运动者池田惠理子发表了一篇日文文章,文章的标题为《#MeToo运动的始祖是遭受“慰安妇”制度戕害的女性们》。[2] 读到这个标题,相信很多人会好奇:什么是“慰安妇”制度?遭受“慰安妇”制度戕害的女性们与#MeToo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篇文章将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答。

一、日军性奴隶制度

“慰安妇”是一个由日本帝国创造出来的新词,它的含义是“给人带来慰藉的妇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跟人权运动家都指出,“慰安妇”这个听起来温暖的名称具有极大的欺罔性质,它的本质是“性奴隶”。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在由特别调查员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她清楚指出:“战争期间迫使妇女提供武装部队泄欲的性服务,是一种军队性奴役行径。根据1962年《禁奴公约》第一(1)条,‘奴隶制’的定义为‘对一个人行使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地位或状况’。因此慰安妇的作法应被视为一个明确无误的性奴役制度和类似性奴役制度的作法。” 此外,许多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女性,也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名称的反感。例如,荷兰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扬·露芙曾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慰安妇’这个名称对我们受害人来说是一种羞辱,我很遗憾媒体在谈及我们的经历时仍然使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们。我们从来不是什么‘慰安妇’,我们是战时强暴的受害者。”[3]鉴于这个原因,在谈及“慰安妇”制度时,我们有必要使用双引号来表示这个名称存在的问题。近年来,许多女权主义学者及运动家提倡使用“日军性暴力制度”这个名称来更准确地反映所谓的“慰安妇”制度的真实性质,本文依从此惯例。

日军性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性奴隶制度。在日本帝国向海外进攻、拓展疆土的过程中,如何管理、控制日本军人的性欲,成为了一个日益紧迫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性奴隶制度于1931年应运而生,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才被取缔。根据历史学家苏智良的考证,历史上第一个慰安所由日本海军在1931年11月建立于上海。这个名叫“大一沙龙”的慰安所只接待日本海军相关人员,不对外开放。慰安所里的女性工作人员一律从日本调派过来。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在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建议下,更多慰安所在上海各地开门营业。当时慰安所的从业人员主要是有从事风俗业经历的日本女性。然而,在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日军开始以欺骗、强迫、绑架等方式逼迫非日裔女性成为“慰安妇”。众所周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当地孩童及女性实行了大规模的、令人发指的性犯罪。为了减少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指责、也为了减少日军感染性病的机率,日军开始积极拓建慰安所。

1938年3月,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一份重要的行政命令,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招募非日裔女性充当“慰安妇”。从此之后,日本帝国在日本军队所及之处创立了无数的慰安所。从东亚到东南亚,从亚裔女性到白人女性,来自不同的国家与族群的女性被迫成为日军的“慰安妇”。究竟有多少女性受到过日军性奴隶制度的残害?至今为止,对这个问题仍有许多纷争。日本右翼学者秦郁彦认为“慰安妇”的人数总计为一万六千到两万人,而自由派学者吉见义明指出受害人数在五万人到二十万人之间。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采纳了二十万受害人这个数字。从联合国出具的关于日军性奴隶制度的文书,到报章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一般都采用二十万这个数字。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绝大部分“慰安妇”由来自朝鲜半岛跟中国大陆的女性构成。此外,台湾、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也有很多受害女性。

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其中有很多人在初次受害时尚未成年,仍是豆蔻年华的少女。根据幸存者的口述,“慰安妇”们每天被迫为日本士兵跟军官无偿提供性服务。接待的人数每天都不一样,最少时十人,最多时一天要接待多达四十人。慰安所的管理者对待“慰安妇”的态度非常恶劣,哪怕“慰安妇”们身体抱恙(例如遇到生理期了或刚刚流产了),也必须继续接客。许多日本士兵跟军官不仅对“慰安妇”们进行性虐待,辱骂及殴打更是家常便饭。除了被迫提供性服务,许多受害女性被迫提供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例如帮日军洗衣服、在营区拔除杂草、帮日军搬运建材)跟情感劳动(例如在日军心情沮丧时为他们加油打气、在节假日时为日军表演歌舞)。在如同炼狱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遭受剥削跟羞辱,导致许多“慰安妇”们产生了严重的身体跟心理问题。许多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们在战时惨死于“慰安所”中,而战时逃过一劫、活到战后的受害者们面临着伴随终身的身心创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预知日本帝国即将战败的日军为了避免在战后审判时遭到控诉,有意摧毁了大量机密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慰安妇”制度的文件。由于这个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跟政治学家对于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形成经过、运作机制以及受害人数缺乏深入的了解。此外,由于战后东亚跟东南亚各国仍然留有浓厚的封建观念,重视女性贞洁、对于遭受过性暴力的女性抱持偏见,导致许多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不敢说出自己的战时经历。直到1972年,才有第一位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以自己的真名跟样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位女士名叫裴奉奇,她出生于朝鲜半岛的忠清南道,于1944年被骗去日本冲绳,被迫成为“慰安妇”。战后她出于羞愧心理,不敢返回家乡,隐姓埋名地留在日本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直到1972年时因为一场意外而被当地民众发现。虽然裴奉奇的故事在日本国内受到了不少关注,但并没有在亚洲其他国家引起较大的反响。

直到1991年,日军性奴隶制度才在整个亚洲及世界上引起关注。在这一年的8月14日,一位名叫金学顺的南韩女士,在一场记者发表会上公开讲述了自己被强征为“慰安妇”的故事。金学顺于1924年出生于一户生活在满洲的朝鲜族家庭中。她十七岁时跟随养父前往北京办事,在途中不幸被日军抓捕,被迫在慰安所中度过了四个多月不堪回首的生活。1946年她返回韩国之后,由于害怕受到旁人的白眼跟歧视,一直不敢提起自己战时的遭遇。1980年代末,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英文教授尹贞玉为代表的韩国学者及民间组织开始对日军性奴隶制度进行调查。1990 年 1 月,尹贞玉在《韩民族日报》上以连续四篇文章发表她对日军性奴隶制度的研究心得,引起广大反响。当金学顺在新闻里看到关于日军性奴隶制度的报道之后,她于1991年7月勇敢地联系了调查此事的机构,决心把这个在自己心底压抑了将近五十年的秘密公之于众。

金学顺控诉日军强征自己为性奴隶的新闻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得到了各国媒体的报道。受到金学顺的感召,更多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们决心打破沉默、讲出自己的遭遇。从中国大陆到菲律宾、从台湾到澳大利亚,受害女性们一个个挺身而出,控诉日军在战时对自己的残害,要求日本政府向自己道歉并做出赔偿。然而,追讨正义的旅途并不容易。日本右翼分子不仅矢口否认日本军队在强征女性为性奴隶中扮演的关键作用,并且一直指责受害者们编造谎言来骗取赔偿。此外,一些受害女性的家人对她们缺乏理解的同情,认为受害者不断诉说自己的遭遇是一种“丢人现眼”的行为。虽然有重重困难,受害人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发声,希望让世人知道历史的真相、也希望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二、从日军性奴隶制度到#MeToo运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们集体打破沉默、诉说自己的遭遇,这件事情具有空前的社会意义。在受害者们挺身而出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性暴力受害者们一起讲出自己的遭遇、要求道歉与赔偿的先例。一直以来,社会对女性贞洁的苛刻要求、对“受害者有罪论”的执迷,使得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往往不敢说出自己的遭遇。这一点即使在2021年也仍然如此。我们不难想像在1990年初时,受害者们该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才能在聚光灯下、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战时遭遇。多谢这些女性的勇敢,战时性犯罪、妇女拐卖、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等问题才开始受到媒体及学界的关注。

由金学顺对日军的控诉引起的连锁反应,跟由贾德对韦恩斯坦的控诉引发的#MeToo运动,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两个事件,都是由一位遭受过性暴力的女性率先打破沉默、勇敢发声,鼓舞了更多有相似经历的女性纷纷说出自己的故事,最终引起了一场跨越国境的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反思与讨论。此外,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与#MeToo运动的参与者,都受到恶意中伤。有不少人至今仍拒绝承认女性们受害的事实,污蔑她们为造谣说谎者。虽然有这些刺耳声音的存在,受害女性们依旧前仆后继地用自己的声音掷地有声地说出“我也是”。正因为如此,上文谈到的池田惠理子才会指出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是#MeToo运动的先行者。

从金学顺到贾德,从韩国到美国,从1991年到2017年,女性们为了反抗性暴力一直在做出孜孜不倦的努力。对性暴力的反思、批判与消灭是一个漫长的征途,需要更多人的理解与参与。 希望读完这篇文章的你也可以加入反抗性暴力的队伍之中,发出你的声音。


[1] https://time.com/time-person-of-the-year-2017-silence-breakers/

[2] https://wam-peace.org/publication/newsletter-38#page-01

[3] Jan Ruff-O’Herne, 50 Years of Silence (Sydney, NSW: Random House Australia, 1994), pp.136-137.

霸道总裁文中的父权、资本与女性幻想

柯倩婷

    以“霸道总裁爱上我”为核心桥段的,都可以称为霸总文。霸道总裁是冷酷霸道的商业精英,他倾心而专一地爱着女主;女主傻白甜,纯情美貌可爱,才华普通。霸总文风行于20世纪初,先是明晓溪、朝小诚等写手出版的系列小说,后是在网络连载,其中以顾漫小说改编为电视剧而为“出圈”,霸总文的知名度大增,更多相似的小说批量生产投放,“霸道总裁文”的名称遂固定下来,收纳那些写当代都市异性恋爱情的言情小说。晋江文学城、红袖添香、盛大文学网女频等网站均设有霸道总裁文专栏。

霸道总裁文顺承言情小说的核心理念,为女性读者造梦,通过跌宕的爱情故事来满足读者对爱情的想象,并以团圆结局来许诺爱情幸福。同时,这些编造出来的爱情总脱不了男性拯救、给予的情节。因为女主总是被围困,深陷困境,需要富裕男性的帮助;或者是渴望惊天动地的爱情,只有社会地位优越的男性才能够圆其梦想。男强女弱的模式,承袭的是父权体制下对爱情婚姻的想象。女性凭借温柔、忍耐、奉献、专情等美德而赢得爱情,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

霸总文的背景设置是现代都市生活,男女主角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人类,但霸总文并不描绘两性平等的爱情故事。男主富裕、社会地位高、广有人脉、无所不能;女主贫困、孤立无助,是失去双亲的孤女,或双亲因贫病、低微而导致女主受困。男女主角的互动是男性命令式的,女主是顺从而恐惧的。在《千山暮雪》《黑白》《北城以北海无眠》《天价小娇妻》《掌中之物》这样的虐文中,男主的行动是侵略、凌辱的,他们把女主监禁在别墅中,对她们进行强奸、虐打、羞辱或驱逐遗弃。这些明显犯罪的行为并不导致男主坐牢,而是在女主忍辱负重之后,开始相亲相爱,一往情深。过去的虐待情节用于反转,以揭示真爱——他其实爱着她,怕失去她,但不懂爱,才如此鲁莽地占有她。

霸总文突出地显示了金钱这一符号的光芒和力量。在文本中,男主的魅力不言而喻,只因他要不是跨国集团的大老板,就是富甲一方的大家族的唯一继承人。他不必有才华,也不必有人格魅力。传统的言情小说当然不乏富裕世家子,外国的从《傲慢与偏见》到《简爱》,中国的从《金粉世家》到《喜宝》,男主都是富裕的,但也有其它魅力才能赢得女主的爱。《喜宝》的男主只有钱没有心,就无法赢取真爱。然而,霸总文的男主的傲慢是直接炫富的,他不介意只调用金钱的力量来赢得女性的臣服。顾漫的甜文中的霸总算是温和的了,《杉杉来吃》的霸总依然采取分派工作式的、单向安排的方式来约会,最动人的情话是“这鱼塘我包下来了”。《千山暮雪》《天价小娇妻》则属于一开始就以金钱交换女性的身体的类型,女主通常为了父母、母亲或兄弟姐妹的生命而卖身,孝道被粗暴地张贴为女主的美德标签,她毫不犹豫地为了家人而答应出卖初夜,或者接受男主提出的有损人格尊严的条件。父权与资本在这些情节里简单地缝合在一起,直接宣示了女主的处境——顺从的美德高于个人的尊严。

女主的贫困只是个空洞的标签,情节需要时用以显示男主的能力。关键是女主的节制之德,她应该自始至终保持清心寡欲。贪图物质的女孩在霸总文中只能是配角,反衬女主的节制和俭仆。即使赢得了爱情,成为全城最富裕的女人,女主依然要节制欲望,不会沉迷于购物、炫富和奢侈消费。在霸总文的意识形态中,傻白甜的女孩之所以能够赢得霸总的爱情,是因为她对霸总的财富毫无威胁,因而也不会动摇他的主控地位。

霸总文分为甜文和虐文。如果说甜文模仿喜剧,虐文则模仿悲剧,准确说是悲喜剧,先悲后喜。甜文延宕性描写,虐文则借助“虐”的情节而有较多性描写。

甜文中的爱情较少凄苦的情节,男主的追求技巧虽然笨拙,但爱情专一,且有着霸总的光环——如价值不菲的礼物,包下全场的豪气,救女主出困苦尴尬场景的能耐——为甜蜜加分。因为这些甜蜜,男主的不善言辞、霸道、命令都变得别具魅力。相对于琼瑶式的言情——那种以诗歌、情书、绘画等来表达的微妙情意,霸总的爱情是物质化的,具体化为一道菜、一间咖啡厅、一份礼物、一张信用卡,现代的爱情信物,既有一定的现实指涉,让读者感到亲切;又省却了情书语言对写手的挑战。

虐文一开始并没有爱情,它通常从囚禁或强暴开始。《北城以北海未眠》写道,“男人餍足之后,起身离开。苏眠身体一震痉挛,像是一块被丢弃的破布一般,被扔在了床上,白皙的皮肤上,一片片欢爱之后狼狈至极的痕迹。”强暴场景伴随着羞辱和色情的图景。有些则直接羞辱,《天价小娇妻》“已经被他破了身,她还有什么可清高的?女人,失了第一次,再漂亮也只是块用过的抹布而已。”这种脱胎于哥特文学的场景、情节设置,经由琼瑶、席娟而融入中国的言情小说。霸总文利用别墅作为囚禁之所,有几个作用,首先是彰显男主的富裕,别墅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代表了少数人的居住特权;其次是囚禁而不被发现的情节合理性;再者,它象征了女主的孤立处境,也暗示了那是法外之地,是可以放纵情欲的飞地。对于写手来说,这个空间类似于架空的手法,发生在别墅里的事情,并不需要符合现实。在那里,违法不会被起诉,道德不会被审查。

这一空间的设置,也为读者歪读带来更大的可能性。既然那是法外之地,是架空的写法,女主遭受的虐待、毒打也不是真的,不过是两个没有爱的人探索通达爱情的途径,又或者是借助强迫的性爱得以有越轨的性描写,但又不至于损害女主的道德。拉德威认为,“事实上,理想的浪漫小说并未禁绝女性的情欲”,正是借助男性的霸道和主动,“一旦男性被唤醒,女人就能热烈地对他予以回应” [1]这就使得性描写顺理成章,虽然被迫有了性,但女主依然是贞洁的,她不是放荡滥情的,那只是情势所迫。诚然,霸总文的性描写毕竟是太粗糙了,两个不平等的人,女主又要坚守贞洁人设,性描写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空间。这使得很多霸总文读者转向耽美,耽美的男男情欲,因脱离了女性的含蓄保守而得到更丰富的表现。

甜与虐也可以从从阅读心理去区分。对读者来说,甜文也有很多虐的情景,即爱而不得,或遇到各种爱情障碍之时。虐文的障碍更明显,表面上二人毫无感情,但读者“透视”出两人其实都已心动,但不愿承认,或尚未觉察。资深的读者能够从他们言行的蛛丝马迹中看出端倪,因而笃定地追读,知道男女主最终会在一起。阅读的乐趣既来自这种先知先觉,也来自跟女主一起体验到的先苦后甜。读者从霸总文提炼出来的甜与虐的心理感受,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们的阅读所得,即从反复而类似的情节中,体验爱情的苦与乐。现实中,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受苦,往往在这些言情小说中得到共鸣。男性伴侣的木讷、不善体贴;社会文化对男女性行为的双重标准,以及由此带来的禁制;耽溺于感情又担心到头来一无所有。这些现实的焦虑在霸总文中都一一得到抚慰,无论男主多么不堪,无论两人地位多么悬殊,爱情以及幸福是无需质疑的,是天注定的。

霸总文的作者都是女性。人们也许会困惑,为什么女人会写这些羞辱女性的情节?为什么会把女性写得那么柔弱、卑微乃至没有尊严?这是商业文化的症状,写作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是为了挣钱。言情小说向来是女性作者写给女性读者看的,霸总文也不例外。在网络文学时代,这种写作的门槛更低,文章的发表无需经过编辑审校和合同限制。与网站运营公司签约,对作者来说也是全新机会。虽然限制很少,但写作的效率与效果,是否有阅读量和有粘性的粉丝,是检测的标准。为此,写手们并不是基于对霸总文的热爱而写作,而是因为霸总文流行,更容易吸引读者,写手们选择这一模式来写作。写手们固然会援引生活经验来写作,并讨好女性读者,但讨好女性读者的方式并不是个性发挥,而是遵循模式。

女主与男主从一而终的忠贞模式,就是写手需要遵守的规则。具体来说,一旦女主与男主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之间就必须产生感情。尽管一开始是强奸,是虐待,男主声称毫无感情,写手也必须想办法写出他们情感的转变,写出虐中就暗藏着爱,最终是两人都深深爱上彼此。如果有写手尝试创新,让受到强暴的女主没有爱上男主,大体上会遭到读者的质疑或抵抗,读者抵抗的方式就是在论坛发帖批评,或者是不购买阅读。少数的例外,《掌中之物》的女主年轻时被强奸,强暴者多年后易容、改名出现,继续苦苦追求,囚禁恐吓,但女主机智逃避。最终,女主没有跟男主在一起。而即使没有在一起,全文绝大部分篇幅写两人的纠缠,女主被囚禁、恐吓并强迫发生性关系,她的丈夫被安排出国,只是配角。读者无法忍受中间换女主角或男主角。这种忠贞是一种象征性的排外,在这写故事里,爱情的圆满不允许遭到破坏。这背后是对女性贞操的默认。

我访谈霸总文的部分读者表示,她们也认同这种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认为好的爱情值得等待,身体也值得留给美好的爱情。仅仅为了一时的欲望而交出身体,就等于毁坏了完美爱情。有些读者表示自己会理性看待贞操,不认为有过性生活就无法享受完美爱情。由于我访谈的对象都在30岁以下并且未婚,她们对贞操问题的讨论更多是假设,而不是真实遭受到考验。当我拿最近发生的包丽案跟她们讨论时,她们更倾向于认为,读霸总文确实会让自己更看重贞操。由此看出,包丽的男朋友牟某对她不是处女的侮辱、要挟和索求,她的卑微、自我否定、顺从,足见现实中也存在霸总情节,但不能认为是受霸总文影响。没有证据证明加害者与受害者读过这些小说。从读者的分析来看,读者并不认为阅读会直接地影响人的观念,因为人还受到很多其它思想观念的影响。

一直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尝试指出,读者并不是那么容易受大众文化产品的观念影响。例如《阅读罗曼司》的作者就强有力地论证,禾林公司的言情小说大大畅销,不是因为女性读者变得无脑肤浅了,而是它营销成功,便宜又便于购买,但这不证明读者就被这些作品毒害了。我的访谈者也强调,虽然中学时受霸总文的观念影响比较深,随着年龄增长,自己的思考分析能力增强,不那么容易受其左右,对自己的恋爱选择的影响并不大。

然而,这些研究结论持续受到挑战。现实文本与霸总文的文本有着惊人的相似,包丽案所展示的对话内容,好像是从某部霸总文摘抄下来的;宋山木案,王振华案等所采取的手段,都与霸总文的逻辑类似,它展示了金钱的霸道与傲慢,也揭示了男权思想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伤害。霸总文产量惊人,读者受众广泛,它的所透露的观念必然会影响读者,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然而,更应该追问的是,支持霸总文的文化土壤是什么?社会机制是什么?对于霸总文这种阅过即弃的文本来说,一本正经地对它进行人物、情节、思想观念的分析,对于理清社会文化中的性别侵害之毒几乎无补。

有效的方式不是呼吁写手们放弃写作霸总文,而是告诉她们,什么文章更流行,更有读者;而改变读者的方式,也不是禁制她们读霸总文,而是生产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通俗文学。对于只读通俗文学的读者来说,他们不会突然转向严肃文学。当然,转向阅读严肃文学的读者,很多都后悔当年浪费事件阅读霸总文。总言之,改变不能依赖没有变革之意的读者、写手与出版商。改变需要从可以改变的部分做起。但愿本文所做的文学的社会文化批评,能加入到参与改变的行列中。

(说明:本文是写作《霸道总裁文的文化构型与读者接受》(《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3期)时的随笔。具体观点论证请参看论文。)


[1] [美] 珍妮斯·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185页.

转发获奖文章:抗争者李翘楚的革命与爱

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此文为作者原版并经作者授权转载

本文获得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 「卓越女性议题报道奖」金奖。 


李翘楚于新年前穿着印有「公民」字的上衣往照相馆拍了一辑照片,希望送给许志永作为新年礼物。

这是报复性抓捕。

当人权律师常玮平在取保期间被再次关押,李翘楚清楚地认识到本质。

一群青年行动者两天后发起声援行动。FreeChangwei-常玮平的脸书专页搭建起来了。李翘楚在社群里传播和号召“#多行一公里让常玮平重获自由”与寄明信片的行为艺术。常玮平被抓前的自述也快速翻译成了英文便于国际媒体采用。

多年来关注公共事件,参与过北京清退、#MeToo运动、劳工和人权律师的维权,加上近一年来对12.26厦门公民案的持续声援,李翘楚对维权行动已经得心应手,有条不紊。

“报复性抓捕的目的是恐吓和威胁12.26公民案的家属,让我们消声。如果因此害怕了,退缩了,他们就会进一步迫害。“李翘楚很坚决,她的行动不会停止,不管前路多少荆棘。

或许打不赢流氓,但扯得下流氓的面具。书写、记录,揭露极权的虚伪面具,几乎成了李翘楚取保候审后的生活重心。

一边声援常玮平等良心犯,李翘楚一边持续发布此前“被连坐煽颠、指定监视居住120天”的系列文章,曝光她在监视居住的点滴,控诉极权以“国家安全”之名,最大限度行驶绝对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力。她最近的大胆行动是,发布对北京市公安局三页的控告书,并邮寄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要求依法监督并纠正警察的违法行为,如违法传讯她12小时,强迫她父母写保证书,还在国际人权日前后软禁她20天。

在监狱里,“活着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如今重获自由,活着,对李翘楚而言,是为了“革命和爱“。

“革命与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主题。”李翘楚多次对朋友们强调,俨然一个坚定的活动家。

挚友林月听到后深感震惊,思绪灵敏的她好几秒都没反应过来。她们大学时相识相交,后又一起留学英国,幻想过爱情,聊过劳工维权,谈过宗教信仰,讨论过民主自由,但从未计划过未来要成为革命者或活动家。

“她是我见过的最为纯粹的人。”林月说,翘楚的人生底色原本轻快明亮,很让她羡慕。

李翘楚生长在一个北京的中产家庭,家庭氛围较为民主、自由,尊重个人选择。她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性格温和,成绩优异,乖巧听话。父母都是中学老师,父亲教物理,母亲教心理健康,对翘楚从不进行功利主义教育。他们不像太多数的父母那样期待孩子成龙成风,反而教育她“要善良、诚实,做个好人。“

高三时,大多数学校周末偷偷给学生补课,还要求家长签上自愿补课通知书。翘楚的父母不同意,坚决不签名。于是,老师的教桌上,一边是厚厚的一叠签名了的补习通知书,另一边只有翘楚孤零零的一张。

整个高三的周末,父母带翘楚看话剧,听音乐会,去野餐。学校找到父母谈翘楚的前途,希望家长配合,她父母回答,“不用担心,我家孩子有个三本学校上就行。”

回忆幼时,翘楚总能笑得欢快,评价父母“心太大“。

那也是林月最羡慕的无菌乐园:父母恩爱和睦,尊重孩子,不施加压力;身边朋友多,都真诚友好。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翘楚,“十分善良,真诚、纯粹。”

佛系教育下长大的翘楚,2009年轻松地考上了人民大学,学习劳动关系,开始关注到工人群体。那时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刚提出,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湖南尘肺工人等维权事件屡上新闻,翘楚参加了“新生代农民工“两年的研究项目,频繁到工地做问卷,接触劳工群体,这才开始了解社会的现实性和残酷性。

2019年9月,许志永拍摄的李翘楚

看见一个个真实个体的挣扎,翘楚对劳工群体产生感情,不满他们受到的歧视,反思自己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期待中产阶级可以承担促进社会公平的更多责任。

她学会了用VPN,时常为中国更不公不义的一面感到不安:谭作人整理汶川地震受难学生名单,追问校舍质量被抓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刑11年,她在庭外声援,记得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许志永等法学学者发起新公民运动,推动教育平权,被多方阻扰。公民纪念六四逝者被抓捕,入罪。农民工维权被集体维稳,殴打。

不安驱使行动。从2009年起,翘楚开始关注公民社会,做起了独立的记录,整理每年的重大公共事件,摘抄相关的诗歌,对抗互联网短暂的记忆和统一的叙事,一直坚持到2019年。

“她对人间疾苦的感受是真实的,期待社会的改良改变也是发自内心的。”林月相信,翘楚的公民参与和抗争行动,不过是一个青年保存了应有的良知,做了良知应该做的事。

只是,在中国现有的语境下,遵循良知做事,对不公不义之事表达抗议,无形中就走上了活动家的路。

Hyk9a9O

许志永的女友。

2020年1月9日后,人们开始这样强调李翘楚的身份。

那天,她撰文曝光了自己带着手铐跨新年的24小时传讯经历,同时也首次公开了她与许志永的亲密关系。许志永曾创办公盟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后发起新公民运动,是中国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国保正是找不到许志永,才传唤作为女友的李翘楚获取信息。

很快,媒体相关的报道和声援中,李翘楚名字前面总摆着“许志永女友”的称呼,赞美他们“美好的爱情”,称她是“伟大人物身后的女人“。李翘楚持续的公共参与以及行动往往被忽视。

翘楚批判这种忽视个人主体性,把女性看作附属的表述,虽然她不抗拒“许志永女友”的身份——这是事实,即便审讯时国保拿出自以为的证据尝试离间他们——她都相信着彼此革命伴侣的感情。然而,她也希望,人们可以看到她的多个面向——一个劳工权益倡导者,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基督徒,一个把“革命与爱”当成人生主题的抗争者。

李翘楚频繁的公民行动始于2017年。那个冬天,北京一廉价违建公寓引发一场大火后,当局借故发起“清理低端人口“、”亮出天际线“等运动式治理。那场声势浩大的清理,让数万外来务工者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翘楚赶去将被拆除的皮村,她记得那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残酷画面:一边是停水停电的仍在抗争的租户,一边是拿着防暴盾牌前来驱赶的警察,不敢抵抗的租户哭喊着摸黑搬家。被清空的出租屋里,燃烧了一半的蜡烛格外刺眼。

她当然愤怒。晚上,她联合志愿者和媒体记者住进租户的家,帮他们守夜,避免暴力拆迁。白天,她去更多的城中村,收集起租户的需求,同时整理能够提供免费或平价住宿的机构和联系方式,帮助被驱赶的人找个地方存放行李,或多住上几天。

忙碌的行动中,翘楚感觉自己活了过来。参与公共事件救援,更像是她的一种自救,帮她重塑在上段婚姻中粉碎的自我价值。

如今的翘楚反思,当时的公民参与更多是人道主义的救援,是NGO的服务心态,缺乏有力的行动去问责政府,“反而像政府下令赶人,我们打下手,帮助租户离开,没有回应到他们真实的需求和困境——留下来。”

2018年风风火火的#MeToo运动,尝试着回应性侵受害者的需求和困境。翘楚更加积极参与其中。她和伙伴们为跳楼自杀的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陶崇园筹集律师费,去武汉安抚陶崇园的姐姐;她关注原北京大学教授沈阳的性侵事件,呼吁北大信息公开,声援被约谈的学生。

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从来不宽容,公民社会的圈子也不例外。当翘楚指控劳工问题专家王江松言语性骚扰时,她得到的回应更多是“不要声张”,“大局为重”。毕竟,他们说公民社会式微,不要给政府打击“递刀子”。亲身经历政权和男权的双重压迫,翘楚更加清楚看到,多少举着自由民主大旗的前辈,内心仍是男尊女卑,推崇女德且缺乏反思的能力。

“在缺乏政治反对的现实境遇里,更需要回归到个体的困境和真实表达。”翘楚坦言,她不想把“大佬打到在地,”她反对的是顾全大局的冷漠和对个体伤害的忽视。

受着伤,李翘楚的行动却从未停止。2019年新冠疫情席卷全国,翘楚一边担心着男友许志永的“逃亡“,一边投入志愿工作。她购买了口罩,免费发送给社区里的环卫工人。得知有伙伴做线上诊所,她设计了病毒防范的海报,协助呼吸机和患者的对接。发现方舱医院里厕所不分男女,她又组织志愿者搜集和整理防止性暴力的建议。

生机勃勃的民间自救一度让人产生中国公民社会再次蓬勃发展的错觉。翘楚冷静分析,这些民间救助就如“北京清退”一样,都在人道救援的范围内,未能追责政府,也没能给公民社会创造生存的契机。

现实更荒谬。积极参与民间救援的行动者纷纷被抓捕。收集和保存疫情资料的志愿者陈玫、蔡伟被“寻衅滋事“,给武汉捐赠物资的作家被威胁“传播谣言”,前去做独立报道的张展、陈秋实被失踪。于是,翘楚一手做民间救援,一手在社交平台声援这些行动者。

NKKbdGb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会被判死刑。

2020年2月16日,李翘楚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国保审讯时这样对她说。她没有想过,许志永女友的身份,会让自己面临连坐煽动颠覆政权罪。

时间回到2019年12月。李翘楚的男朋友许志永去厦门参加了一场有律师、学者和公民的聚会,讨论中国时政和未来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12月26日,与会的律师丁家喜、公民戴振亚、张忠顺和李英俊被警方抓捕,这一事件被称为“12.26公民案”。

许志永开始在自己的国家里逃亡。逃亡中,他还写下著名的《劝退书》,质疑习近平处理中美贸易战、香港抗争运动和新冠疫情的能力,要求他下台。为了打探许志永的消息,12月31日,北京国保已经传唤过李翘楚24小时。

2020年2月15日,许志永在广州被捕。第二天凌晨,许翘楚连坐被抓。

这是一场无妄之灾。她的家人朋友们无不愤怒。

“太冤了,太冤了。”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听到翘楚被连坐的消息后连声感叹,“刘霞是刘晓波的妻子,也只是被居家软禁,翘楚只是许志永的女朋友,却被关黑监狱,太可恶了。”刘晓波是中国著名的异见者,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的妻子刘霞被居家软禁八年。

被关四个月出来后翘楚分析,连坐行动者的家属/伴侣,成了当局维稳策略和打压手段,目的是“为了不给家属/伴侣空间发声,不让家属们形成维权联盟。”

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铺中,当局关了200多人,让人权律师的家属形成维权联盟——709家属。其中,709妻子们十分突出。她们采取一致不合作的抵抗态度,又在法律范围内的发起“千里寻夫”、“红桶抗议”以及“我可以无发,你不能无法”等极具创意的抵抗行动,赢得国际的关注和声援支持,为维权开拓了新的空间。

当局很快调整策略:一是不再大规模抓捕,而是单独或者三三两两抓捕,不让家属形成较大联盟。二是抓捕行动者同时连坐或恐吓连坐其家属/伴侣,即便家属/伴侣后面被取保候审,也在法律限制上进一步消解声援行动的空间。最近两年有不少如法炮制的案件:NGO人士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威胁连坐“煽颠“,被监视居住半年;诗人王臧和他的妻子王丽都以“煽动颠覆罪”被关押端点星案的蔡伟以及其女友唐红波都被以“寻衅滋事”逮捕;文化企业家耿潇男和丈夫则都被以“非法经营”刑事拘留。

2019年1月28日,李文足在北京家中,身穿印有「释放全璋」诉求的衣服。摄:Greg Baker / AFP / Getty Images

这就要求家属/伴侣必须有新的应对策略。从709妻子的抗争上,翘楚学到的策略是“越公开,越安全“。

她一边使用行政手段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监视居住的地点、当时自己吃下的药物、医生的资质等信息;一边公开监视居住的经历和国保持续不断的骚扰以及恐吓细节。她甚至把国保的名字、电话都公开了。

抗争有了效果,国保有所收敛,骚扰的次数和人数都减少了。“打不过流氓,但扯得下牌坊。”翘楚总结道。

公开得越多,翘楚越发现自己的恐惧和无力感都在逐渐淡去。近一个月没有国保约谈,她反而有些不适应,“他们不来,我就没东西写。我掌握了主导权,现在是老鼠想抓猫了。“翘楚时常和伙伴们分享感受,却很少提及孤身作战的压力与沉重。

看到翘楚一个人做网页、写文章、设计明信片、做海报、推动信息公开程序,从刚取保出来的畏畏缩缩到如今放开手脚勇敢抗争的蜕变,罗胜春既心疼又佩服。她是12.26公民案中丁家喜的妻子,但人在美国,没有办法和翘楚在场抗争。

空间和自由是抗争出来的。罗胜春也知道,她只能惋惜,12.26公民案还没有形成像709妻子那样的维权联盟,“翘楚是国内唯一的发声口,她承受着所有的声援压力,她还有抑郁症和创伤呢。”

dPsmlBm

创伤可能随时被触发。

幻觉,失眠或嗜睡,停不下来的噩梦,甚至在练习正念,音频中一句“端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也可以如电击一般,让她闪回到监视居住时,看守的一声声的训斥:目标坐好!目标手放好!目标不要乱动!

那时,她不被看成李翘楚,甚至不被当作人,她只是他们的“目标“。

有些情景一直紧紧缠绕,愧疚感和耻辱感层层袭来:请求国保给她抗抑郁症药物的时候,感谢国保偶尔带来水果的时候,吃药呕吐后乞求原谅的时候,被威胁增加看守女警人数的时候,一遍一遍写悔过书的时候,被要求批判许志永思想的时候。那种屈辱感,“就像本想咬舌自尽,没死成留下舌根还要被迫唱赞歌。”

翘楚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她想过自杀。仿佛又回到2017年,婚姻中受到的伤害,加上公民社会环境的恶化,她感觉永久地损伤了自己。最难熬的时候,她尝试各种方式的自杀,用甜食、垃圾食品和酒精舒缓痛苦。怕父母失望,又不敢回家。辞了职,离了婚,她浑浑噩噩把自己关在公寓里让自己发霉。

太孤单无助了,她只有紧紧抓着那逐渐式微的公民社会以及还坚持的人,那是她的救命稻草,她的希望所在。她看到几万人一夜之间流离失所,但也想起有人面对门外即将到来的抓捕镇定地用镜头记录自己的处境和对家人深情告白。她受到性骚扰的伤害,也链接了幸存者,互相同理共情,彼此温暖。

终究还是凭借着对世界的挚爱、敬仰和好奇,加上对生活的不舍和不甘,她坚持下来了,与创伤共存。

翘楚又想到记录,把自己的创伤放在国家暴力的环境里,每天回忆和书写,“创伤和感受也是一种历史证言,是国家暴力的见证。”

过程中,她也逐渐明白,肉身是柔软的,并非坚硬的机器零件,会受伤会痛苦;意志会坚强,但也有脆弱的时候。她恐惧过,妥协过,抗争姿势虽不完美,但那就是真实的自己。她慢慢接受自己“两腿打着颤,边抹着眼泪边往前走”的状态。

接纳了一个不完美却完整真实的自己,抗争的力气好像就突然来了,她把屈辱感转化成行动力,重新把自己扶了起来。她逐步在不同的平台里展现不同的面向。“温和坚韧,有些脆弱”的抗争者,是她在推特上形象。帖子中多处流露“害怕再被消失”、“小心翼翼”的脆弱心理,争取更大范围的关注和同情。

搞笑的是,后来国保找到翘楚,跟她说,“你把自己说得那么胆小,却什么事也没耽误你。”他们指的是,翘楚一边展现恐惧和胆小,一边还坚持着信息公开、曝光国保约谈内容和国保身份。

脸书上,她有更犀利的一面。她批评所谓“民主大佬”一边举着民主自由大旗,一边否定女性的平等人格和权利。她羡慕女权行动者郑楚然大胆地晒出腋毛照片。出版人耿潇男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女人“,翘楚更是批判把耿看成附属角色,尖锐地地质问“在中国,谁可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同为劳工研究者和行动者的好友韩籍惊讶地发现,取保候审出来的翘楚,看起来仍然柔弱,内心却更加坚定了,“她有创伤,会表达自己的脆弱,会哭,会吐槽,会悲伤,但从来不耽误行动。她内心好像长出一股力量,推动着她不断往前。”

韩籍与翘楚相识于2018年的7月,他们曾一起援助佳士声援团被抓捕的学生。最打动韩籍的是,翘楚作为行动者的运动伦理。那时有人鼓励他人参加声援行动时隐瞒案情性质,刻意淡化参与声援可能涉及的风险,翘楚表达了不同意见,“她自己可以豁出去,但不要求别人也跟着豁出去。她希望参与运动的人都充分知情,了解风险,自主选择。”

在12.26公民案子上,翘楚也能理解其他家属的困境,从来不强求家属必须义无反顾地参与反抗和声援,虽然这表示着,她必须孤军作战。

韩籍看过翘楚脆弱的时候,那是2019年的年底,许志永还在逃亡,翘楚进出都有国保跟踪。她曾经虚弱到跌坐在地铁的台阶上,站不起来,眼里总是含着泪。“现在的她状态好很多,比起自己,她好像更关注其他人的安危。“

“为运动而生。”在韩籍看来,翘楚已经把抗争活成了一种习惯和本能,“根本不需要思想斗争了,抗争就是她的自救,就是她生活本身。”

u91RUjU

革命和爱,是我生命的主题。翘楚不止一次地说。

革命是指什么?有什么意义?我问她。

醒着,知觉着,活着,就是革命。看到问题,看到现实,就是意义。

一场抓捕把翘楚从默默无闻的志愿者逼成实名的抗争者。她反思曾经的自己只喊口号,如今才是用血肉之躯去时间和体会革命与爱。

她甚至反思,因为许志永的名气,自己成了有限声援空间里的既得利益者,比其他良心犯得到更多国际关注。她感觉自己身上责任和道义更多了,不能抛下自己的手足,要为自己,为许志永,为常玮平,还有更多的良心犯发声。

既然要做抗争,就要做鱼刺。翘楚说,“即便会被吞噬,也要让对方如鲠在喉,即便会被击破,也要横在那,成为对方的绊脚石;即便自己被毁了,也要把被毁的过程曝光出来。”这种玉石俱焚的抗争态度与香港抗争者的“揽炒”心态相似。

事实上,众多抗争者真实遭遇让她清楚认识到,配合或退让不会让被抓的伙伴少吃苦头或减轻量刑,极权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妥协和沉默就停止压迫的脚步,“其实,公开抗争不是选择,是唯一的出路。”

“她的抗争很勇敢了,甚至很决绝,是全面不合作的态度。“也曾被长期监视居住的行动者珊竹说,她原本十分羡慕翘楚的抗争姿态,“她被传唤后穿着公民衫拍艺术照,后来又去拍婚纱照,呈现一种可以很美的抗争者姿态。“

然而,珊竹逐渐发现,“翘楚对他人很包容,很温情,但对自己很苛刻,把自己逼得很紧,抗争越发决绝。”她曾看过走着走着就在路边抑制不住哭起来的翘楚。

小姨李淑芬被抓后,李宁在微博上呼号,在看守所门前守候。图:受访者提供

珊竹和翘楚去探望过为母维权十年的李宁,李宁告诉她们:“人生很短,坚持了维权抗争,就无法追求其他了。”

为了给赴京上访、死在“学习班”里的母亲讨回公道,李宁十年里无法正常学习、工作,身体也垮了,需要持续吃药,家庭生活并不理想。李宁决绝的气质让珊竹感到,“她们俩(翘楚和李宁)气质越来越像,像战士那样战斗,把人性软弱、恐惧的面向全隐藏起来。”

以自己的不自由去争取自由的能力和勇气。珊竹想起学者邓晓芒的这句话,她也是最近才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逐渐有了把自己重新找回来勇气和能力。

同伴们开始明白,真诚、正义的翘楚,不能原谅自己曾在权力机器下不真诚、不正义。她觉得需要更决绝的抵抗,才能重拾自己。她的义无反顾,不仅是为了对抗极权,转化耻辱,更是为了活命。

原本明亮轻盈的一个人,与极权以及男权的抗争下,逐渐变得沉重、浓烈和决绝。但李翘楚拒绝悲情,偶尔做个菜夸耀下厨艺,时不时吐槽男友的直男癌,取笑每次国保约谈都给她涨粉,撰文曝光监视居住的细节也不是为了渲染悲惨,而是直视创伤和软弱,也是通过讲述真相反击极权。

“即便多次分析风险,翘楚仍义无反顾。女性抗争者是中国人权抗争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有时候比男性抗争更加勇敢,更加动人。“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十分佩服翘楚在取保情况下还如此坚决抗争的态度。

许志永的好友、维权人士华泽曾经十分担心翘楚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她知道翘楚的抑郁症,心疼她遭遇的不公和多种伤害。但华泽发现,翘楚“不是软柿子,而是橡皮泥,有韧性和弹性,什么东西冲击过来都可以弹性反击。”

华泽看着翘楚快速成长,不仅坚决,还富有策略。翘楚写文章曝光监视居住经历,她曾建议写完发长文,但翘楚回答,“要拉长时间线,每次发一部分,让案子有持续关注度。”

“学习能力强,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抗争经验。”华泽甚至在翘楚身上看到未来战略家的影子。

 6

前一段时间,电影《花木兰》上映。

李翘楚在脸书上记录她的感受:花木兰不是替父从军的故事,也不是忠君爱国的故事,是关于女性突破重重枷锁去打仗的故事。

这几年,翘楚看到了很出门战斗的木兰,如今她也成了其中一个。

木兰上战场,需要克服生理和心理的门槛。在真实的在行动者的圈层内,对女性抗争者来说,要保持主体性,输出个人观点,并学会忽略外界的负面评价,难度不低于木兰上战场。

“需要重新长出一身逆鲮,反抗极权和男权。”翘楚不再掩饰伴侣存在的问题:他们追求着民主自由,但是缺乏性别意识,没有正视伴侣的付出,以及女性抗争者的价值。他们想自己做社会改良运动中的主角。

男性主角纷纷被抓了。2013年后,中国公民行动的空间越发局促,行动代价也越来越高,抓捕的力度越来越大。12.26公民案中众多涉事公民已经被取保,或者逃离了中国。但他们都保持着沉默,12.26公民案中,国内仍只有李翘楚唯一一个发声口。

同案的律师常玮平不久前与翘楚建立了联系,第一句就说,“抱歉,这么久让你一个人承受着。”这样承认女性抗争者抗争价值的瞬间很珍贵,但是常玮平很快又被再次抓捕了。翘楚感到义不容辞,“在他的家属站出来之前,我就是他的家属”。

李翘楚曾跟许志永明确过:她想要的伴侣是能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伴侣”而非“家中贤妻”的人。

女性抗争者作为伴侣被看见,但作为抗争者的价值却时常被忽视。翘楚很清楚这样的困境,“男性抗争者不愿意承认女性在公共领域身份做出的贡献,普遍地强化了她们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女性处处被压抑、贬低、漠视。抗争中,她们可能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丢失了自己的主体性。”

90aAMuZ
曾创办公盟、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后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于2014年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四年,2017刑满出狱。2020年2月15日再次在广州被捕。摄:Greg Baker/AP/达志影像

翘楚也会反思,自己在抗争中是否也会有时丧失主体性。与许志永的亲密关系里,她在推特上发文,一度都要征求许志永的意见,获得他的认可才发。为了声援《新生代》编辑危志立,她曾在长城上拍了一组相片,发到社交平台。许志永没有转发,询问原因,原来是他觉得“相片上把你拍得太高了,不符合你温柔的气质和形象。”

翘楚与伙伴们苦中作乐:如今好像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抗争了。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使用的图片、文字来声援良心犯。她可以把自己的画作拿出来分享而不怕被嘲笑画得不够好。她可以决定自己的抗争策略,可以表现得脆弱和胆小,也可以很坚强很决绝,“许志永以前也经常笑话我胆小、爱哭、脆弱,他没办法想象我坚强的样子。“

“虽然翘楚没有像许志永那样光鲜亮丽的履历,但越接触,越被她的人格所折服。”韩籍曾坦言,正是有翘楚这样纯粹、真诚的人存在,他才不至于对行动绝望。

华泽也称赞翘楚的道义和人格,“她总是说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即便被打击,也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大化使用自己的关注度来为他人发声。翘楚的坚韧和道义远在很多知名的人士之上。”

作为女性抗争者,华泽的抗争历程上,也经历并目睹过知名抗争者对其伴侣或者其他女性抗争者的性骚扰以及打压,她发现老一辈的男性抗争者缺乏不断学习,不断反思和自省的能力。

华泽近年来观察到,新一代的女性抗争者学习能力更强,更会同理共情,也更具有反思能力,或许更有改变中国的潜质和能力。

李翘楚早前独自拍了婚纱照,希望今后有机会把照片寄给许志永
ANMknsY

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长成了往返探监路上的妻子。

这是刘晓波写给刘霞的凄美情书,见证了一个中国异见者妻子的命运。

朋友林月认为,翘楚有英雄情结,对民主圈有玫瑰色的想象。还有朋友相信,翘楚与许志永的相爱,是一出革命伴侣的浪漫之曲。

李翘楚还想把这浪漫之曲推进到婚姻中。她计划将来申请与狱中的许志永结婚。

得知这一想法后,朋友们感到无措和为难:一方面不想看着翘楚变成另一个刘霞,她作为异见者刘晓波的妻子曾长期生活在软禁下,变得悲情;另一方面,又想尊重和支持翘楚的自主选择和决定。

“虽然理解和感动这一份浪漫和真情,但现实是残酷的,你要等他几十年吗?”罗胜春一直劝翘楚三思。

罗胜春与翘楚相识于2020年的2月14日的情人节。那时她丈夫丁家喜已经被抓,而许志永还在逃亡中。李翘楚给许志永制作了情人节贺卡,也用罗胜春和丁家喜的头像设计了明信片。罗胜春被这个素未谋面,却“有心有情有义”的翘楚打动。

但和翘楚谈得越多,罗胜春越无措。她从翘楚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也是那种用尽全力拼命抗争的人:若能放下丁家喜,也早就放下了,不必如此苦苦等待。

“翘楚说,革命和爱,是她人生的主题。听起来很老派,但她真的尽自己的力量去不断推动社会改变,去认真爱。”罗胜春说,她还是理解了翘楚。

即便要等许志永,也可以选择安安静静地等,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华泽指出,“翘楚可能选择了最艰难的方式。“

2019年6月,李翘楚和许志永成为情侣。她在他身上看到坚定的政治信仰,不变的初心,坚韧的抗争;也发现他对底层以及女性抗争的忽视;同时批评他男权优势的不自知和性别意识的薄弱。她从他身上获取一些政治养分,他理解她的痛苦,在她抑郁发作躲进衣柜的时候,他安静地坐着耐心陪伴。

两人爱着吵着,陪伴不过半年,许志永再次被捕。作为许志永的伴侣,翘楚担心他的处境;作为他的革命战友,她为对方感到骄傲,也知道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其实他逃亡的时候根本没想逃出国或真的逃,他身上有道义责任,需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声,扩大12.26公民案的影响力。“

我问翘楚想和许志永结婚是不是英雄情结使然。

是的,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翘楚解释,她爱许志永,但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英雄。国保也曾一度以为翘楚把许志永当英雄膜拜,试图破坏他的形象。事实上,相处中,翘楚早就了解许志永的不足和缺点。

结婚是两人早就商量过的,考虑的是,或许哪一天需要为对方签写委托书和呼吁声援。

“一个有良知的人,救他出来是家人再本分不过的事。”这是她想申请结婚的初衷,不是玫瑰色的想象作祟。

今年九月中旬,翘楚去拍了一辑婚纱照,寄给监狱里的许志永。

在翘楚设计的一件情侣文化衫上,许志永的那一件写着:我的另一半——温柔的战士。

注:应受访者要求,韩籍、林月、珊竹为化名

转发:《我也是…》No.3/ 性的创伤和疗愈

黄小黄松果 精神现象学 4/25 原文

性的创伤和疗愈 | 境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存在状态

Image

项目参与者介绍:

【黄小黄】

  1983年出生,2012年之前,都走在一条主流社会要求和规训的路上:考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29岁彻底结束一线城市的白领工作后,开始一步步走上找寻自己和探索自己的路。经历过严重的抑郁和焦虑期,曾无数次地在头脑中思索到底要怎样死去更好。好在不断地探索和追寻后,终于觅得自己的轨道。  2018年与伴侣一切彻底离开城市,开始心中向往的荒野游牧生活方式。同时在2018年10月,似是某个按钮开启,终于可以用画画的方式顺畅表达自己。带着这份鼓舞,开启了心之所向的艺术创作之旅。秉承着“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作品”的想法,我将自己探索自我的创造之路,通过文字等方式记录下来,发布于自己的公众号“松果”上。

打开心中隐蔽的角落

“最开始时,我可能六岁到七岁左右吧。我跟妈妈会去大伯(爸爸的大哥)家串门。大伯家有一个堂哥,我至今不能明确说出他大我几岁。似乎有个印象中的对照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应该是上初中左右。也就姑且认为是大六岁到八岁左右吧。但对当时的我来讲,也是很具压迫感的年龄差距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堂哥跟我单独相处去做个什么事情。于是他把手伸进我的内裤里。
我至今能回忆起他当时接近我时那种献媚似的笑容,和我内心无法驱逐的不适感。有点像夏日闷热得让人无法呼吸顺畅的那种笼罩感,那种非常不清透不干净但却有些朦胧和模糊的压迫感。在他伸手抚摸我的阴部的时间里,我竟没有一丝拒绝,就那么乖乖地一动不动。

现在想想,我很心疼自己乖乖的、不知道为自己申诉和争取什么的样子。但遗憾的是,那时候身边的大人,却都将生活日常里我这样的表现视为美德,屡屡因此而夸我。同时我更感到心疼的是,我自己内心竟还有隐隐的“讨好”感——是那种委屈自己然后被他人利用之后的牺牲感,用牺牲来换去别人的认可。这种感觉到如今回忆起来都很清晰。就是混杂着不适感、厌恶感、讨好感和不知所措,同时又安静地一动不动。

后来又有几次,只要我跟这个堂哥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他就会把手伸到我的内裤里。我不记得这其中的时间间隔,也忘了有过几次,以及过了多久。我认为可能是我长大了一些又或者同时我也变得渐渐明晰和坚定了一些。我记得在有了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非常明确自己非常讨厌这种感觉之后,就开始刻意避开与这个堂哥单独相处的机会。那时我可能长大了一岁或更多吧。后来更大了,我开始寄宿读书,在外面工作,直到有了自己的伴侣。这件事却一直在我心里,每每想起,都有种恶心的感觉。我根本不愿意再见到这个堂哥。就是想起来就有种想吐的感觉。

最初我把这件事埋起来,从来没想过提起。就是因为长大以后的我以为“性侵”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才比较满足对这个词语的定义。我似乎认为发生在亲戚之间,则具备了一层更加难以启齿的伦理元素。或许陌生人可以彻底地脱离干系。但这是关于一位亲戚,却因为无法切断的关系而如影随行地挥之不去。

直到后来我跟自己的伴侣说了这件事。出乎意料的是,我的伴侣,居然跟我坦诚了一件也同样令他难以启齿、但却充满羞耻感和愧疚感的事。他小的时候曾摸过一个相仿年龄的小伙伴的私处。如果说我自己这件事给我最大的影响,之一便是那之后持续很多年的、挥之不去的厌恶感、羞耻感、愤怒,和难以启齿。但直到听到我的伴侣的这个经历之后,我开始更明晰地想要探索和疗愈的是,我们到底附加给“性”这个领域以额外的什么没有?

如果这位堂哥三番五次摸的是我的脸,我会什么感受?
非常深入而客观地去挖掘自己内心时,我想,如果我们暂时不去将身体器官分为隐私部位和更隐私部位的话,我这个堂哥当时即使摸的是我的脸,我依然还是会有不适感,依然还是会念念不忘他接近我时献媚的、令我不喜欢的笑,和甚至只要我们身体之间离得更近,我便会出现的、模糊而又朦胧、如盛夏闷热又粘滞的空气带来的那种不清透不干净的不适感。因此我非常想探索的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明中,赋予“性”本身的很多东西,是不是也是这件事跟我带来持续多年影响的一部分原因。同时,如果我的伴侣曾作为“主动施与”者的角色,事实上也在承受着“羞耻和内疚”,“难以启齿和不知所措”,我们处在两方不同角色的这些负面情绪,根源是否相同?到底要如何疗愈?如何更深度地去避免?如何不在一方受害而另一方加害的语境下,去探讨更广阔、更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去让人们免于挣扎、屈辱、愧疚和自我价值贬损之苦?

另外,我还得知,在我的伴侣描述自己跟姐姐这件事的时间更早一些时,在他大概8—10岁时,他们姐弟俩,曾经共同被一个邻居老头性侵过。他大概就记得自己和姐姐被脱光,然后站在墙根处,是不是需要弯腰,以及老头是不是有插入的行为,他都不记得了,只依稀记得自己屁股上有白色液体。那是一个独居老头。我不知道这个老头,会不会身受羞耻感、愧疚感的折磨…我认为他也逃脱不了。

以上。就是我对自己这个经历的描述和相关思索。以及又尝试从我的伴侣——一个男性的视角去观察这个领域。我也非常乐意主动去探索艺术表达的方式,去探究和传达这些。
再次感谢心沫发起这个项目。”

2021年14日

“境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存在状态”。这句话太重要了,重要到我要以其为标题。

这是我参与关于性侵的艺术项目《我也是…》的记录,在这个项目的创作里,我梳理了自己对“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侵害”、“教育”和“创伤疗愈”、“身体”、“感受”等相关领域的灵感、领悟、思索和个人见解。我希望通过我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通过自己的对内心的深入挖掘,和对自己状态的分享,能给他人提供一些疗愈的能量或走出心灵困境的力量。

本记录的艺术创作共分四个部分:文字(我尽量用诗性的语言来探索深刻的表达);荒野中我的身体彩绘摄影;我的情绪能量画(黑白);以及我在荒野中的自由舞蹈(视频)。

文字部分会伴随我的个人经历和对其的反思和领悟展开,中间穿插这些图片和视频创作。

写在前面

Image

1  我的和我听到或读到他人的相关经历

我大概六到七岁左右,曾有过被一位熟悉的亲戚(未满十八周岁的堂哥)用手触摸隐私部位的经历。这件事直到我长大后,都曾经依然令我觉得难以启齿。对这件事的记忆,也曾一度混杂着不适感、厌恶感和羞耻感。

后来我只有跟阿土提起过。而阿土也跟我坦诚了他的过往。

他在小时候七八岁左右,也曾发生过对同龄小伙伴私密部位的不恰当接触。同时也曾经历过跟同龄小伙伴一起,被邻居老头比较严重地实施过非常不恰当的性侵害。

而在参与《我也是…》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也知悉,在童年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中,有些人表示自己似乎很难走出阴影,同时其之后的生活和经历也深受影响。

Image

2   没有一件事独立于生活这个全息整体而单独存在,性也不例外

【关于对边界感的认知和对内心感受的表达】

在我孩童时期的这个经历里,很显然,当时的我自己,并没有能力清晰地认知自己的感受,并明确和肯定它;我并没有做到对“不喜欢”和“厌恶”立刻表达拒绝,或仅仅大声说出来。

而事实上,

在我的观察里,

我们的“教育”,到目前为止依然是,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没有鼓励每个个体去重视和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我们的大人们

常常言传身教地去“规训”孩子

去拒绝接受或压抑孩子们表达最真实的状态

去用自己非常固有的眼光和评判标准去对孩子进行先入为主的归类和结论化

我们不断地去“教导”孩子们“必须怎么做”

却不善于给他们足够的空间

去让他们自行认知自己的内心,去探索自己内心真正想怎么做

我们不断地、习惯性地、甚至自己都丧失了觉察地去跟孩子们重复:“你不能这样”;“你要有礼貌”;“你要说对不起”;“你这样做不可以”…“你应该如何如何…”,“你这样做才是好的那样做不好”…

于是作为孩子,便无法(或者很难)自然生出自己对喜好的评判,无法确认自己敏锐的感觉,无法清晰地认知和表达自己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于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丧失了自己对自我感受的边界感认知的能力,进而丧失了自主表达感受的能力,于是也就成了被规训的“乖孩子”,成了压抑和埋没自己需求和感受的木头人…

作为成熟和有足够反省和思索的大人,我们需要去鼓舞和引导孩子,去问他们自己“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自己需要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寻找和挖掘自己的喜好”;“你要给出你自己关于好或不好的评判标准”;“你喜欢别人这样吗?”“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都可以大声说出来!”你只需要表达你最真实的感受!“无论你的感受是什么,你都是被接纳的!“无论你是怎样的人,你都是值得的!”

3   关于感受

【尊重和运用你的感受】

事实上

发自内心的感受是最敏锐、直接、而迅速的

它比任何的攻略、任何的头脑判断都要迅速

它是天然的有力线索

来告知你

你是不是处在危险之中

你是不是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境之下

我们每个人天生都具备这样的“守护雷达”

它无时无刻地在照顾着我们

是我们天然而然的内心感受

形成了极其高效的保护网

环绕起我们自己的边界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感受是“哪里不对”,是“不喜欢”,是“不舒服”

这就是你的线索

别去忽略它

别去无视你的“边界雷达”一遍一遍地在给你预警

正视你最细微的感受

尊重它

运用它

保护你自己

远离这样让你“感受”不舒服、不对、不喜欢的人和情景

Image

4 【关于疗愈】

你是想活在受害者的情绪里

痛苦,指责,抱怨,愤恨,无力,想解脱想放下而不能…

活在昏暗和阴影下

还是着手实施疗愈

原谅自己

宽恕那些不平衡的情境

施以平衡的观点和视角

放下过往

翻转念头

活在完整,轻盈和快乐里

一切都是被接纳的

哪怕你还是想活在痛苦和愤愤不平中

这也是被绝对尊重的

但你要知道的是

只要你觉得够了

只要你不想活在任何一丝的阴影和憋闷之中了

你永远有别的可能性

你永远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存在状态

这是一个伟大的祝福

当你知道这一点

就意味着

这正在把本属于你的力量还给你

没有人可以剥夺这份力量

没有人可以剥夺这份

“你永远是你自己人生的主宰”这份力量

Image
Image

5  【关于男人或关于“加害者”】

在我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接触到的关于性创伤的案例中

我发现了一个倾向

那就是人们往往需要将自己经历的这种不平衡的境遇导向一个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

人们需要将自己的愤怒、自己的创伤、自己承受的黑暗和苦痛挣扎

找到一个愤恨和反击的目标

而“男人”

便是最轻而易举抓到的凶手

对我自己的案例中

我也曾经一度如此

我想问

人们的受害者情绪中

想得到的是什么

是“男人”的道歉

“加害者”们的跪地求饶吗

是将他们唾弃、锤击、撕碎吗?

我看到一些遭受过非常严重的性创伤者的描述

我看到了其中的那些“无法”、也“不愿意”放下的、切齿的恨意和决绝

每个案例都不同,

每个具体情景都需要一事一议

但我想说的

是一个根源层面的物理性表达

它没有任何的评判色彩

它也是一切创伤都可以被彻底疗愈的理论基础:

这个世界上

没有纯粹的加害者存在

每个所谓的“加害者”

都是一个个身处不平衡和不完整的生命状态的个体而已

而疗愈的根本

便是看到这一点

去切断“加害者和受害者”这个似乎可以无限循环的链条

站出来

不再以受害者的心态存在

独立而完整地站出来

去宽恕和原谅那些经历、那些不平衡的情境。

是的,

原谅和宽恕的,

是经历和情境;

原谅和宽恕的,

甚至可以不是“那个人”或“某个个体”。

而当原谅和宽恕这样的状态在我们心里出现

当我们振动着这样的频率

我们就不再活在怨恨、悲苦和无力之中

我们便拿回了力量

主宰自己的生命状态的力量

Image

6  【关于小孩的“教育”】

我们能带给孩子什么样的性教育?

我们可以告诉ta医学角度上更全面的生理构成,更科学的身体发育过程;可以告诉ta最前沿的生物学细胞学科知识,给ta清晰的身体认知…

但我们的性观念足够客观足够开阔吗?

我们内心有没有传承和沿袭而来的关于性的禁忌?这些禁忌和慌张恐惧,多大程度上会被下一代沿袭和传承下去?多大程度会对他们形成跟我们大多数成年人一样的禁锢和压抑?多大程度会加重他们看待“已有创伤”的负面性,或加重他们面对问题的无力感,和面对痛苦的不容易解脱?

我们成年人自身成长经历中所遭遇的“创伤”、所沉淀的“疑惑不解”、以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全都经过了哪些的“疗愈”和反省?都有了清晰明了的答案了吗?我们的无力、我们的负面情绪,都获得解脱了吗?我们自己所持有的意识和状态,足够开阔和轻盈了吗?

我们如何给到别人以力量?我们自己是有力量的吗?

我们对于性、性别、性取向、性的流动性可变性、性别的可能性…都有了充分了解和接纳了吗?我们是带着开放和好奇去探索这些,还是封闭、禁锢、拒绝敞开和接纳更多更大的可能性?

Image
Image

7  【关于身体】

身体也是自然造物的一种

就像石头、树木、一只猫或一株蘑菇

我们有没有欣赏身体的美

我们是深刻地赞扬它的美然后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其之上创造

还是不断地嫌弃和不满

试图通过各种掩饰和装扮

去改变它

Image

8  【本质】

关于性创伤

我们必须思索的是

如果抛去人类赋予这个领域的那些禁忌、那些有色眼镜、那些集体意识中附加的道德、羞耻等层层面纱,那么它到底与普通的暴力区别在哪

我们必须去探索其本质

本质上涉及的

是人与人关系的边界感

是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个体之间

到底能多大程度的融合

这种显现在身体上的边界感和融合程度

根本上体现的

是精神层面的:

你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欢和不喜欢、舒服和不舒服的边界吗?

你能接受多大程度地接受跟他人的相互介入和相互融合

你愿意敞开多少

你愿意去探索多少

越是深刻地体察和认知到自己这一方的极限

越是可以通过推己及人

去愿意敞开心扉

看见和了知与你互动的他者到底在什么程度

任何的关系与互动

都必须建立在关系内每一方的个体认知、对意愿的清晰和明确的基础之上

只有这样

关系所能达成的最终意义:最大限度地令每个参与者都获益

才能真正实现

与其说我们在探索性

不如说

我们探索的

依然是

关系

因此

性创伤和疗愈

根本上

也是对关系所带来的创伤进行看见、认知

对每段关系中的每个自我进行看见、认知

进而寻求和探索出一条接纳和疗愈之路

9 【全息整体的另一个主题】

什么是艺术?

是偏向于、执着于

去追逐

由外在的权威不断地去评判你的作品好不好

你值不值得去参展

你有没有资格被放到博物馆

还是去更用心地

去探索去领悟

生命的迸发

深刻的表达

你之所以为你

最赤裸本真的外现

……

Image
Image

10 【结尾】

非常感谢发起人李心沫发起这个《我也是…》项目。在参与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它就像一个线头,牵动了我对这个议题的几乎所有的反思和洞见。对性,对创伤和疗愈,对如何让自己和他人,活在更有力量更平衡的状态里,都是我一直感兴趣的领域。

甚至通过这次的契机,我也实现了一直想实践的荒野身体彩绘摄影,以及原住民风格的自由舞蹈。

同时这次的创作中,对我自己的画画风格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确认和拓展。我甚至也由此,非常清晰地触及到了关于精神健康(混乱和有序、可控与不可控的边缘)、死亡的殊胜、跟自然的连接和对话、能量的觉知和掌控等很多相关领域,这些也会在我以后的生活中被慢慢进一步地展现和表达。

感谢阿土在此过程中对我全程的协助。大部分我够不着的身体部位的彩绘和摄影,以及舞蹈的拍摄和剪辑,全部都由他完成。舞蹈的音乐是有一次我在旅途中,用手机录下的、一位彝族老人用收音机播放的民族音乐。

值得一提的是,我并没有任何舞蹈基础,而阿土并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直到20天以前他才第一次拿起画笔画画。舞蹈中我要尤其感谢我的上衣和裤子的提供人:我的朋友SH和CJ。2018年以来我一直践行衣物尽量不消费尽量以物易物或接受别人赠与的闲置衣物。这一点说明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细节都是我的作品的一部分。别忘了,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作品。

整个项目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我感受和体会到了非常强烈的、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顺畅和满足。这满足的感觉就像是吃了一顿超级期待又超级好吃的大餐,又像是进行了一场我想要便有了的、温柔细腻同时彼此平等且充分呼应、充满了足够的连接、温柔和爱的性生活。

非常圆满。

愿我们人类的性里,我们人类的关系中,总是彼此尊重、总是相互连接、总是看见和被看见、接纳与被接纳,总是坦然、放松和充满值得感,总是美妙和爱。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关于《我也是…》艺术项目

《我也是……》是艺术家李心沫的个人艺术项目,她试图寻找那些曾遭遇过性侵的女孩,一起完成一次创作的过程,以艺术的形式铭记下这些经历,并且共同踏上一段用艺术治愈的旅。

期待你的加入!

联系方式:

Email: 1551848。144@qq.com

Wechat: Roxi1976

转发:我也是 / 四岁半……

精神现象学 4/16 原文

Image


讲述人: Touch

       大概是89年,我四岁或者四岁半,时间记不清了。只有一个画面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围绕画面的一些片段的记忆。这次经历改变了我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在32岁时我第一次将那个场景用铜版画表现出来,跟闺蜜和好友讲述画面中我的故事。从害怕他人知晓到觉得这些不能给我造成任何阴影。我花了30年的时间。如果没有那次小小的经历,我的爱情,婚姻,人生将会是怎样?        我出生在一个县服装厂里,妈妈是工人每天忙着上班。那时我就读的幼儿园很远,有时没有人接,妈妈就会喊邻居17岁的大哥哥顺路骑自行车去接我。印象中这个哥哥长的好,但细想早已不记得长相了。厂里有一群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小孩,我们经常一起玩。有一次我和一个比我小1岁的女孩去邻居大哥哥家玩。他把我抱在他腿上,将裤子褪下然后边摸边看。当他开始触摸时,我突然脑中出现了一个意识,他在做坏事。吓一跳,我马上对在门边的小女孩说:“快跑,他是坏人!”那大哥哥听我这么一说,赶紧把我放下来。我就想着回家去告诉妈妈,后来玩着玩着就将这事忘记了。

  《四岁半》Touch  铜版原版 2017年
       本来事情就这么画上句号的。小学二年级洗澡时,我妈一边给我擦身子一边问:有没有男的摸过我下面。我思考了一下说:“有,以前的邻居大哥哥。” 我妈突然像晴天霹雳一样,开始咒骂这个邻居,还说要去找他。我突然很害怕,以为我被强奸了。从此以后对男孩和性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我妈也开始对我严加监控,我接触的男同学她都会了解详细。读初中我基本不和男孩说话,高中遇到一个喜欢的男孩也不敢表白,一直暗恋了7年,大学时也不接触男生,一直宅在宿舍。我害怕与男生说话,也害怕我妈。       我从高三开始一直有轻度到中度抑郁症,有十年时间。也不敢去找心理医生。工作五年也不去交友。28岁时家里催婚 ,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急着结了婚,和一个风趣幽默的网恋男友。家里极力反对,加上两人世界观也不同。没有两年就离婚了。然后变成单亲妈妈。也相过亲,但对男人缺乏安全和信任感。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现在我能坦然谈论往事。将猥亵女童的版画多次公开展览。希望男性意识到,一个小小的错误,可能改变那个女孩的半生或者一生命运。人面对欲望时有所为,有所不为。理性控制欲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四岁半》Touch  铜版  2017年

    《我也是……》是艺术家李心沫的个人艺术项目,她试图寻找那些曾遭遇过性侵的女孩,一起完成一次创作的过程,以艺术的形式铭记下这些经历,并且共同踏上一段用艺术治愈的旅程。

如果你也是……,如果你愿意,我在这里等待你:

Email: 1551848144@qq.com

Wechat: Roxi1976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