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身:女性的另类话语–《82年生的金智英》女性主义解读

                                 扬帆                            

[摘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版本的《82年生的金智英》,都引起了现象级的反响。男性的激烈诋毁和女性的推崇,从侧面佐证了《82》对于失衡的性别权力结构的有效揭露和控诉。《82》为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多重解读提供了颇为有趣的文本。从囚禁的空间,附身的呓语到进入理性的话语,一个女性历经了主体的困境和重构。影片用附身这个符号作为在男权体制下女性囚禁、失语和疯癫的象征,同时将其视为一种另类/病态的言说方式,来传达女性对社会性别秩序颠覆的意愿。该意愿从潜意识的呓语进入显意识的书写,最终建立女性的叙述主体和话语权。

[关键词] 《82年生的金智英》;女性主义;话语权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版本的《82年生的金智英》,都引起了现象级的反响。韩国受众呈现性别两极化分布,电影版本的网上评分显示男性为2.96分,女性9.48分1),悬殊之极。男性的激烈诋毁和女性的推崇,从侧面佐证了《82》对于失衡的性别权力结构的有效揭露和控诉。作为一个导演充分自觉的女性主义文本,《82》从女主角金智英的生活日常切入,从她的家庭关系网展开,叙述一个被母亲、妻子、女儿、媳妇身份压垮的城市高知女青年的困境;同时又从她的社会关系网中展开,集中再现一个仇女的韩国当下性别社会图景,从公司女职员的玻璃天花板、性骚扰和窥淫,到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话语,诸如“妈虫”。《82》提供了女性主义解读的多重路径,本文意图解读金智英被附身这个颇有寓意的符号,提出附身,这个女性疯癫的表现,既揭露男权体制对女性自我的囚禁,也可以视作女性的另类言说方式,以他者、病态和呓语的方式诉说女性的困境和主体意愿。

囚禁、隐形和空间

文学作品和银屏上都不缺乏疯女人的形象,从众所周知《简爱》中纵火烧房的梅森,《欲望号街车》里被拖入疯人院的布兰奇,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深陷深宫大院无处逃离的颂莲,女性、囚禁和疯癫似乎有着天然化和合理化的联系。疯癫是一种无路可退的绝境,当事人“被文化环境剥夺其反抗和自我认可”。2)而在性别权力失衡凸显的男权文化环境中,疯癫者的性别往往预设为女性。女性的囚禁地往往是一个房间、一个阁楼或一座四合院——一个封闭的室内空间。《82》开始于一个女人囚禁的故事。影片开头进入一套公寓,从厨房、客厅、房间和阳台四个室内空间描述女主角金智英在各个空间的活动,这些日常家务金智英已经重复了两年。拍摄机位较高,凸显了空间的逼仄和对人物的压迫感。在阳台这个半开放的空间里,摄影机对准了金智英的脸庞,她望向远方,但没有反打镜头告知观众她看到了什么。于是,封闭的空间并未因半开放的阳台而打破,反而因为室内的女儿喊了一声妈妈,镜头跟着智英的回眸而再次回到幽深密闭的室内空间。这个室内空间更是一个象征空间,它的囚禁不在于物理意义上的锁(智英有出门的自由),而在于那一声“妈妈”对母亲职责的指认,这声指认和其他一系列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指认构成了禁锢女性自由的枷锁。

身份指认在韩国语境下体现为一个充满歧视意味的词叫做“妈虫”。“妈虫”一词于2014年盛行于网络,原指无法管教好孩子的全职妈妈,现泛指所有全职妈妈。它的歧视意味来自于“虫”,强调全职妈妈没有工作,经济上依靠丈夫,类似于“吸血虫”。显然,因为经济不独立,年轻母亲在公共话语中被剥夺了社会价值。作为生理性别上的女性,她们因为子宫的生育能力而被称为“妈”,但却无法因为履行母亲职责而获得个体和社会价值。影片中的金智英虽然接受高等教育,曾经有一份白领工作,但一旦成为母亲,便失去了曾经作为城市独立职业女性的各种高附加值的身份,而被打回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女性身份,回到一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底层。而就是这样一个底层,以庞大的数目存在并且以人类繁衍重要意义存在,却被社会空间驱逐,要求其隐形,回到其室内的囚禁之地。影片中,金智英两次带女儿出门喝杯咖啡,第一次被周边人冷嘲热讽为“花老公的钱在家享受”,第二次被店里排队的顾客指为“妈虫”,应该待在家里,别出来扰民。咖啡店场景中,智英不是唯一一个带孩子的母亲。在这个公共空间内,母亲是个尴尬的存在,似乎从私空间进入公共空间僭越了作为母亲的权限。当智英作为在场母亲的代表,正面回击“妈虫”羞辱,并维护了母亲进入公共空间的正当性,一个远景镜头捕捉了整个咖啡店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带孩子的母亲不再隐形,并以绝对数量占据空间的各个位置,被这个空间所驱逐的是刚才歧视妈虫的顾客。

私空间的囚禁和公共空间的驱逐意味着母亲在社会领域的被迫不在场,这和母亲无法重新回归职场甚至无法找到兼职相对应。而另一个空间,公共领域的私空间,即影片中的女洗手间,则将男权社会对母亲的恶意扩大至对整个女性性别的潜在性暴力。《82》中出现两次女洗手间的场景。第一次在金智英的公司,因为男同事的无意间的透露,女职员发现三楼洗手间里装了摄像头。摄像头捕捉到的女职员的隐私被上传到网站,并在男同事中广为流传。公共空间的男性窥淫暴力并没有绳之以法。它和影片中的其他情节相互映衬,诸如中学的金智英在公交车上被男性跟踪、骚扰,父亲指责其裙子太短又爱笑招惹男人,智英姐姐抓了露阴癖而遭老师教训为“不知羞耻”。这些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的潜在性暴力和“受害者羞辱”“荡妇羞辱”一起,揭露“强奸文化”在韩国语境中的盛行。“强奸文化”是指“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在媒体和大众文化中的正常化和宽恕”,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性的行动自由受限和“心理恐惧”。3)影片中,在另一个公共洗手间,金智英换完女儿尿布,自己要上厕所,可是环视四周,因为对摄像头的担忧,还是决定回家解决。“强奸文化”对女性身体的窥淫、羞辱和潜在暴力在公共空间再次将女性驱逐,使其带着对身体安全的焦虑回到私空间的自我囚禁。

附身、困境和自我言说

    作为男性秩序的“理性、话语、文化和智力”的反面,女性疯癫一般放置在“非理性、沉默、自然和身体”的文化位置。4)其病态表现往往为神志不清、言语怪诞或者是暴力倾向。鬼附身作为疯癫的一种具体案例,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符号。附身的前提是本人为空,才能为外鬼所附。《82》中的金智英因为被剥夺了高知职业白领的社会身份,同时剥夺了其社会价值,而成为了一个价值中空的空心人。而作为“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金智英无法用自己定义自己,她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身份和主体,也就是说,她成了自己的他者。作为自己的他者,她无法为自己言说,她需要其他媒介的介入为其代言。

在电影的叙述中,除了在丈夫手机中拍摄的附身证据,一共发生了三次附身现象。三次附身层层递进,从女性遭遇困境直至走向崩溃边缘。第一次发生在婆婆家,附身主体是智英的母亲,她说出智英不堪婆婆的家务支使需要休息。婆婆在家庭中的位置居于权力上游,她可以管教儿子,也可以支使儿媳。她是“父权的受益者”也是“男权家庭的维护者”。5)于是颇为悖论的是,作为女性,她不为女性利益代言,反而是女性性别规训传承的关键一环。影片中,婆婆催生、支使智英干活,不许儿子分担家务,一票否决儿子请育儿假,始终确保传统性别分工和规范不被僭越。在婆媳的权力结构中,金智英无力反抗,只能借其母亲之口——与婆婆权力对等的亲家,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第二次的附身主体是智英的大学好友,她说出智英心急如焚需要找工作。此次附身发生在智英丈夫厉声否决了她做兼职的打算,智英失魂落魄地在半夜起床喝酒。虽然在影片中,夫妻的权力关系并未以一种紧张尖锐和压倒性的形式呈现,而在彼此关爱中似乎柔化成可商可议的平等关系,但权力不对等并未产生实质的改变。妻子在家庭结构中的职责由丈夫定义。被否决了做兼职,金智英又再次提出要做全职工作,她把做不做全职工作的决定权交予丈夫,她说“哥哥不愿意我出门工作,我就不去了”。此次附身主体是夫妻的共同好友,已经因难产去世。不同于第一次附身中借助权力抗衡者,这次主要借重的是好友身上的悲剧警示,如果夫妻之间的情感体恤无法改变两者之间的权力失衡,也许智英会是下一个悲剧。

第三次的附身主体是智英的外婆,她对智英母亲曾经为家庭所做的牺牲表示认可和感激,并且拒绝她再次为智英做出牺牲。颇为有趣的是,因为附身,三代女性在同一个空间再现。三代女性由于同一个身份——牺牲奉献型的母亲,和同一个困境——无法实现自我,而在相互理解中得到抚慰。三代女性以无法走出的性别困境为整个女性群体代言,这里似乎存在着历史循环往复的死结。金智英想打开这个结,她拒绝母亲为自己再次牺牲,她借外婆之口说“智英就算辛苦,也会自己看着办,你把她培养得很坚强”,虽然此时她处于崩溃边缘,并无路可走。智英的母亲也想打开这个死结,她质问一个男性利益中心,女性不可见的家庭结构。她愤怒地把丈夫买给儿子的补药统统砸到地上,斥责一个重男轻女的父亲的失职和一个女性悲剧传承的家庭根源。

三次附身,虽然表面上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境借金智英之口说话,但显然,这些都是智英自己想说的话。这些想说而无法说出口的话深藏在智英的潜意识,却不能自己为自己言说,而需要别人代言。女性失语的困境来自于面对一个等级森严的性别秩序的无力感。而附身的呓语成了她的另类言说方式。此言说以一种潜意识的、病态的、在旁人看来疯癫的方式在严密的性别秩序中撕开一个口子,传达一个被囚禁和失语的女性的真实意愿。她意图颠覆婆媳和夫妻的权力关系和斩断历史循环的女性牺牲。她附身式的呓语言说也是一种多重主体的叠加,她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体的困境,所以她的言说是一个复数的、有着世代女性叠影的、集体式的表达。

书写、话语和主体确认

疯癫的呓语可视为女性的另类语言表达方式,它是在被现实性别秩序囚禁而被迫失语的女性不得已的选择。但疯癫呓语毕竟被主流社会的理性/男性话语所放逐,它的效果便受限。如果把呓语内容用理性语言重新表述,那么它的传播影响力会显著放大。女性用理性/男性语言方式和逻辑进入话语被称为“话语模仿”,这种模仿是女性作为他者进驻并掌握话语权的唯一途径。6)影片中女性言说方式的转变发生在金智英承认自己生病,开始去看心理医生。在心理医生那,智英完成了从自语到向他人表述的转变,此转变由一个象征镜头所传达:心理医生打开百叶窗,让阳光进入原先幽闭的空间,照亮金智英的脸庞。影片结尾,智英开始写书。

从疯癫呓语到写书,女性从潜意识的表达转为显意识的表述,开始用理性、非病态的文字讲述自己和自己经历的困境。这种转变并不突然,它的前提在于家庭中既定性别规范的妥协和女性社会价值回归的空间重新打开。智英开始被家庭关爱所温暖,特别是来自原先忽视她的男性成员,比如父亲为智英准备了补药,弟弟把父亲小时候送他却不送智英的钢笔赠与了智英,象征对智英童年未曾得到的父爱的补偿。而智英曾经的女上司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并邀请智英的加入。这意味着在社会公共空间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女性的空间,而女上司对传统性别规范颠覆的身体力行为这个女性空间注入了女权的可能性。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都给予金智英振作的信心,促成其走向自我书写。

自我书写的关键在于主体的确认。从自己的他者到自我主体的确认,“金智英”这个指称被反复呈现。弟弟送给智英的钢笔上,镜头捕捉到“金智英”三个镌刻的字。而这个象征着“菲勒斯”的钢笔被金智英所拥有,开始以书写自己的故事的方式进入话语。她提笔在笔记本上书写的第一个词就是“金智英”。这是她对叙述主体的自我确认。当智英的第一个故事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题目为“小女孩长大”,作者为“金智英”。经过三次主体确认后,我们看到智英在电脑屏幕上开始打字,“她出生于1982年4月1日……身长50公分,体重2.9千克”,金智英的故事终于以主体明确的自传形式展开叙述。而这本书的名字叫“82年生的金智英”,显然,作者不但明确自己作为叙述主体,还明确自己作为个体的代表性。她代表着82年生的金智英们,也代表着那些同样性别规范的年代中成长的女性。

《82》为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多重解读提供了颇为有趣的文本。从囚禁的空间,附身的呓语到进入理性的话语,一个女性历经了主体的困境和重构。影片用附身这个符号作为在男权体制下女性囚禁、失语和疯癫的象征,同时将其视为一种另类/病态的言说方式,来传达女性对社会性别秩序颠覆的意愿。该意愿从潜意识的呓语进入显意识的书写,最终建立女性的叙述主体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1)Kim Ji-Young, Born 1982, 2019, https://movie.naver.com/movie/bi/mi/point.nhn?code= 179482#pointAfterTab, 2020-02-27.

2)Shoshana Felman, “Women and Madness: the Critical Phallacy.” In Diacritics (5.4 (1975): 2-10. P.2).

3)Rape Culture. https://www.marshall.edu/wcenter/sexual-assault/rape-culture/.

4)Elaine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3-4.

5)左际平,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妇女研究论,3(2012): 17.

6)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6.

作者简介:杨帆(1984-),女,浙江,讲师,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女性主义。邮箱:f.yang2@uva.nl

视频回顾|中国女权一百年:从过去到未来

第一部分(演讲部分+问题回答):

8月6日公开讲座“中国女权一百年:从过去到未来”参考资料

On Feminist History:

近代及以前:

  • 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 邓小南,王政,《游鉴明主编:中国妇女史读本》

1900s~1949:

五四:

1949~1980:

1980s ~ 2000s

下岗:

  • Wang Zheng. 2003,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Second Edition: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158-182), eds.,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 New York.

95‘世妇会:

Post 1995

  • Wang Zheng. 2010. Feminist networks. 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 pp.101-118.
  • 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结论章 “Socialist State Feminism and Its Legacies in Capitalist China”】

Chinese Publications On Gender Concepts and Feminist Culture Transformation:

  •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
  • 王政. 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J]. 社会学研究, 2001, 016(005):34-44.
  • 杜芳琴,王政主编:《社会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王政,张颖,《男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2
  • 王政,高彦颐:《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王政,吕新雨,《性别与视觉 : 百年中国影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Other Speakers: 

纪录片:

中大版《阴道独白》与《阴道独白的幕后故事》

范坡坡导演的纪录片:《来自阴道


第二部分(问题回答):

(自我)审查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女权网络

王政

(Self-)Censorship and Chinese Feminist Networ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2020年7月10日

我的发言将从时空两个维度来考察女权运动与自我审查的关系。

时间框架: 89.6.4-2020.7.1

这个时间框架涵盖了从天安门事件到港版国安法的中国政治生态,也是我从89年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女权主义活动31年的历程。当代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每一步都与这个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过出于各种原因的各种程度的自我审查,我的发言将对这个政治控制与自我审查的历程做个初步归纳。

空间维度:

在相同的时间框架中,我们又都处于不同的空间中,有海内外的不同,有国内各地区的不同,有体制内外的不同,有所处社会位置的不同,这些地理与社会位置空间的不同制约着我们在相同的历史(时间维度)进程中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关注、不同的女权行动方式和策略。所以,我的归纳必然仅仅表达我的具体空间位置的具体经历和关注。

一: 回顾个人经历的自我审查:

89年创立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是因为看到89.6.4.后国内社会活动空间完全封闭,觉得我们海外学子有发声空间和自由,应该组织起来;更因为与当时男性民运人士的近距离接触中看到他们依然是充满男权等级观念且缺乏自省的一群人,我觉得20世纪末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不应再把男性知识分子奉为天然领导人,而应该发出独立的女权批判声音,作为参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改造的行动。当时尚没有读过晚清女权主义者何殷震对她同时代男性精英的犀利批判,但从历史研究和实践中认识到,清除中国的男权根基是推动中国政治民主的必不可缺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立这个组织,对我来说,就是要利用自己所处的空间优势来突破国内的政治束缚。

但这种清醒地拒绝政治控制的意识一旦换个空间场景就产生了变化。1993年我们妇女学会首次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举办历时两周的研讨会,我们的自我审查非常严重,因为不了解89.64后国内政治禁忌的程度。我自己就不敢直接涉及国内议题,仅是介绍美国女权运动历史和女权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但在与国内学者和妇联干部交流中发现其实探讨空间很大,反而是我们这些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被自己的海外身份束缚了,怕自己说的内容不合时宜,被打成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心翼翼的。而当时参会的国内的妇女研究者们则毫无我们这种顾忌,反而是表达了对国际上各种女权主义思潮和理论发展的极大兴趣。这使我看到我们可以用翻译介绍为途径来拓展女权主义话语空间。同时我也开始反省自己预设的自我审查,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突破政治禁忌的可行性。

在我个人行动上,我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意识地突破禁忌,一,在国内各种公开场合坦然自豪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以个体行动来对抗主流话语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妖魔化。在当时我大概是最早“出柜”的女权主义者。国内同行一般称自己是妇女研究者或妇女工作干部。二,我和国内学者合作发起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行动项目,因为认为高校可以是实现突破的体制空间,来传播女权主义学术和话语,来改造男权的知识生产机制和权力关系。

这儿要强调一点,在31年的时间段中,政治控制的程度变化起伏。93年我们学会能够开始与国内同行从事多项合作项目,是因为89以后突破国际封锁重返国际社会的需求使政府决定在中国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个联合国主办的大会还捎带了一个NGO Forum, 非政府组织论坛。这个大会和论坛是全球女权主义运作的结果,而中国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积极把握了这个历史契机,为中国民间妇女组织参与非政府论坛大造舆论,从而赢得了89之后中国NGO的政治合法性和开拓了民间组织发展的社会空间。在当时官方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的主流口号中,我们这个海外女权组织才获得了在国内开展活动的空间。而我后来在国内推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发展的工作,也是因为世妇会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治空间才得以开展。

二:女权运动内部的自我审查。

世妇会后第一个十年里的政治空间也是有限的。我很快从国内合作者那里了解了哪些是禁忌领域。不需要警察干预,体制内的女权主义活动组织者都知道界限在哪里,都主动自我审查把握好活动的边界。世妇会女权主义者获得了妇女NGO活动空间,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劳工运动、人权议题是禁忌。为了保护已经开辟出来的女权组织活动空间,组织者们基本上会自觉地不越雷池半步。我在与国内学者合作的初期是认同这类出于策略考虑的自我审查,因为了解开辟女权活动空间的不易,以及体制内生存的种种现实考虑。但一段时间观察以后,我看到了这类策略的局限性和对女权运动的负面效应。下面这些话是摘自我写作于2006-2007之间的对世妇会后十年中国女权NGO反思的文章:

若要批判性地审视中国女权NGO的活动,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女权主义活动家们获得的成就,也有必要问什么议题被忽视了?与同时期各国女权主义凸显的关注点,如“多重压迫制度,”“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性向、等的交叉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女权主义论述中“阶级”概念和议题的缺失是十分醒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迅速流行,是以抹去作为分析框架的“阶级”概念为代价的。中国女权主义公开热情地拥抱“社会性别”之际,正是“阶级”一词成为新的政治禁忌的时刻。……

在后毛市场经济时代,在批判毛式的阶级定义之后,国家与精英知识分子共谋轻而易举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一同被抛弃的还有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在过去20年里代之而起的是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急剧的阶级分化。与此同时,国家对围绕阶级议题的任何自发组织行动严加监控打压。然而,镶嵌相交的阶级和社会性别等级权力关系导致了农村和城市中相当大的妇女群体的贫困化边缘化。在这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过去十年里“社会性别”概念的上升凸显折射的既是中国女权主义对敏感的“阶级”议题的回避,又是针对伴随资本主义极速发展而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所采取的倡导社会公正来对峙的一种策略手段。

从理论上说,对“社会性别”的重视可以包括阶级议题。女权主义项目大体上都是针对弱势的被边缘的妇女群体,包括下岗女工,打工妹,家政工等。但是因为缺乏对多重等级架构和不平等做批判性论述的自由空间,中国女权主义者就有被国家收编的危险。她们通过妇联得以在政府内起作用,她们在主流话语中把社会性别平等与现代化相连从而使女权话语具有合法性,这些运作的成功是因为大部分女权主义者清醒地在当下政治文化设定的许可范围内活动….. 自我审查是常态…..有时策略的谨慎很难同希冀被官方接纳的欲望区分开。

  • Chapter 6 “Feminist Networks”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上述文章是对世妇会后十年的审视。又过了10年后我看到,上一代女权主义策略考虑下所接受的被规范的活动范围逐渐成了许多青年女权主义者对何为女权主义的认知,似乎女权主义活动只能围绕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而挑战批判男权主导的政治架构政治操作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度似乎与女权无关。而这个现象正是政治禁忌的效应,也是中国女权自我审查的效应。我担心长久的政治捆绑会令实践者把禁忌作为常态来接受,把思考局限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在接受规训的过程中失去了质疑禁忌的能力和挑战规训的勇气。这种可能性是每一个女权主义者都需要提到理性的层面来清晰地梳理和自我剖析的,从而有能力来拒绝统治者对自己的精神缠足。中国女权几代人中都有清醒地拒绝被精神缠足的智者勇士,对她们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也因为她们的存在,使我对中国女权的未来始终抱有信心。

三,特殊的社会位置对突破禁忌的优势和劣势

由于我不是体制内的人,谋生方式也不在国内,所以我对于打破政治禁忌较少顾虑,除了需要考虑一项具体行动对国内合作者是否会有负面影响。在20多年的女权主义学术建构和培训师生的工作中,我选择国际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性文本来介绍对多重压迫制度剖析的分析框架,把社会性别分析置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裔、性向等权力关系中,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而不是谈抽象的超越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女性和男性。在我主持的研讨班和工作坊中,我主张创建无禁忌的学术空间,来学习女权主义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来探讨与中国社会政治相关的议题。当然,这些行动的目标是要在国内形成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对峙的女权主义批判性话语,来建构新型的女权主义主体身份。

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我女权主义行动的一部分。我的两部英文历史专著都是对中国女权主义丰富的历史遗产的挖掘,目的是建构起一份我们中国女权主义的家谱,使后继者从英勇智慧的前辈身上得到鼓舞、获取经验教训以及继往开来的动力和洞见。这些女权主义的历史知识也是对传统历史的突破和挑战。听说有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要划分学院派和行动派。我不知道她们会把我划在哪一类里。在美国和中国我一直都在高校,而学院就是我从事女权主义行动的阵地。那些试图用“学院派”这个词来贬低从事女权主义知识生产和教学工作的年轻人,需要去读一些福柯关于知识生产的论述,来认识女权主义知识生产与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改造工作的密切关系。中国青年女权主义者迫切需要学习批判性的分析框架,来识破主流意识形态制造的各种迷思,使自己能不被掌控,对自己和世界能有更清醒的认知和判断。

当然,学界也存在一些拿女权主义学术理论作为个人攀升社会阶梯的工具,而不关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所谓精英学者。这类人哪个国家都有,更何谈在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夹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群。 但我们不能用这些人去“代表”始终不懈地在女权主义学术和教学实践上埋头耕耘的学者们,因为她们的努力,女权主义学术理论才慢慢进入中国高校和学术圈,才使得21世纪的青年学子和我们相比,具有比我们年轻时多得多的批判性分析框架和比我们当年开阔的学术视野。

对于划分派别的做法,我还有另一层警觉:女权主义者不应用“othering” 的手段来提高自己贬低“他者”。女权主义运动是多样的人群参与的无中心无统一领导无“一尊”的社会运动,处于边缘的运动要发展,就有赖于每一个女权主义者尊重其他人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依各人的客观条件尽自己所能从事的多样实践。是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创造的实践的作用总和才能使运动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在政治控制中缺乏公开交流渠道和互相沟通空间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对其他女权主义者做的努力往往是很少了解的,所以更要避免以自己的假设代替事实,在已经很严苛的政治大环境中再制造运动内部的紧张。

我的跨文化身份也会让我处于逆境。党国的政治风向在世妇会后的第二个十年里从“与国际接轨”转向了“警惕海外敌对势力。”在把一个又一个社会运动用同“海外敌对势力”勾结的罪名打压下去后,2017年这个政治大棒终于正式打向了女权主义。

“当前,我们党正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他们抨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我国实行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兜售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权至上”,有的打着所谓的“维权”“扶贫”“慈善”等旗号,直接插手我国妇女事务,企图在妇女领域寻找和打开缺口。”

宋秀岩:把讲政治贯穿于妇联改革和工作全过程

人民网2017年05月19日14:28  来源:中国妇女报

       在我这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学者看来,这个政治大棒和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大棒毫无二致,只要政治权力需要,就可以把对方打成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叛徒内奸,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修正主义,里通外国,等等,大帽子不一而足,都是为了把自认为是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对手置于死地,与人民的福祉毫无关系。如今,因为我在美国高校工作,而我的女权知识生产文化改造行动则是在国内,于是我就会被归类为“海外敌对势力。”这是很可笑的。2018年我在国内一个公开演讲中专门分析了这个“海外敌对势力”折射的毛泽东阶级斗争模式,提醒我党不要重蹈覆辙。结果被在场的便衣警察举报了。有位女权同行说:人家就是想把你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你还要公开批评人家,人家当然生气了。我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专业知识来劝告党不要再犯历史错误呢。诸如此类可气可笑可悲的事实就是今天包括我这个身处海外的女权学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当然不会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改变我对女权事业的投入。

其实这个话术首次用于女权主义是在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事件中,我当时就写过“何为国外势力”来揭露这种政治话语运作背后的含义。我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和所具有的历史知识使得我能公开拒绝对女权主义的政治打压。我在此也呼吁各位关注中国女权发展的与会者,根据各人所处的空间许可的条件,来揭露和拒绝任何对女权主义的政治污名和构陷,不让自己成为当权者错误的受害者,更不让自己成为政治构陷的共谋者。

在今天国际局势急剧变动的情况下,我的海外位置会使我的话语运作更复杂化,但继续斗争则更有必要。

四,开辟跨国网络话语空间- 以《女权学论》为例

       面对日益压缩的政治空间和网络监控,海内外一群青年女权学者创建了一个网站《女权学论》。我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者在任何逆境中都不屈服都积极开拓各种空间来推进我们的事业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上去浏览,获取相关的学术资源,或者参与发声:https://chinesefeminism.org/  

我的部分中文写作和英文著述的中译也发到这个网站与大家分享。

对国内的朋友们说明一下,这个网站在这次两会前开始需要翻墙登陆了,说明国内对网络的封锁进一步严苛。不过这种情况也许不会持续太久了。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许多这样的信息平台。我希望有更多的不畏惧监控不实行自我审查的女权主义网络平台出现,供大家分享资源,开展女权主义的批评,在网络空间中获得成长。

(自我)审查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女权网络

WANG Zheng (Self-)Censorship and Chinese Feminist Networ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2020年7月10日

我的发言将从时空两个维度来考察女权运动与自我审查的关系。

时间框架: 89.6.4-2020.7.1

这个时间框架涵盖了从天安门事件到港版国安法的中国政治生态,也是我从89年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女权主义活动31年的历程。当代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每一步都与这个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过出于各种原因的各种程度的自我审查,我的发言将对这个政治控制与自我审查的历程做个初步归纳。

空间维度:

在相同的时间框架中,我们又都处于不同的空间中,有海内外的不同,有国内各地区的不同,有体制内外的不同,有所处社会位置的不同,这些地理与社会位置空间的不同制约着我们在相同的历史(时间维度)进程中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关注、不同的女权行动方式和策略。所以,我的归纳必然仅仅表达我的具体空间位置的具体经历和关注。

一: 回顾个人经历的自我审查:

89年创立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是因为看到89.6.4.后国内社会活动空间完全封闭,觉得我们海外学子有发声空间和自由,应该组织起来;更因为与当时男性民运人士的近距离接触中看到他们依然是充满男权等级观念且缺乏自省的一群人,我觉得20世纪末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不应再把男性知识分子奉为天然领导人,而应该发出独立的女权批判声音,作为参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改造的行动。当时尚没有读过晚清女权主义者何殷震对她同时代男性精英的犀利批判,但从历史研究和实践中认识到,清除中国的男权根基是推动中国政治民主的必不可缺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立这个组织,对我来说,就是要利用自己所处的空间优势来突破国内的政治束缚。

但这种清醒地拒绝政治控制的意识一旦换个空间场景就产生了变化。1993年我们妇女学会首次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举办历时两周的研讨会,我们的自我审查非常严重,因为不了解89.64后国内政治禁忌的程度。我自己就不敢直接涉及国内议题,仅是介绍美国女权运动历史和女权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但在与国内学者和妇联干部交流中发现其实探讨空间很大,反而是我们这些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被自己的海外身份束缚了,怕自己说的内容不合时宜,被打成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心翼翼的。而当时参会的国内的妇女研究者们则毫无我们这种顾忌,反而是表达了对国际上各种女权主义思潮和理论发展的极大兴趣。这使我看到我们可以用翻译介绍为途径来拓展女权主义话语空间。同时我也开始反省自己预设的自我审查,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突破政治禁忌的可行性。

在我个人行动上,我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意识地突破禁忌,一,在国内各种公开场合坦然自豪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以个体行动来对抗主流话语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妖魔化。在当时我大概是最早“出柜”的女权主义者。国内同行一般称自己是妇女研究者或妇女工作干部。二,我和国内学者合作发起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行动项目,因为认为高校可以是实现突破的体制空间,来传播女权主义学术和话语,来改造男权的知识生产机制和权力关系。

这儿要强调一点,在31年的时间段中,政治控制的程度变化起伏。93年我们学会能够开始与国内同行从事多项合作项目,是因为89以后突破国际封锁重返国际社会的需求使政府决定在中国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个联合国主办的大会还捎带了一个NGO Forum, 非政府组织论坛。这个大会和论坛是全球女权主义运作的结果,而中国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积极把握了这个历史契机,为中国民间妇女组织参与非政府论坛大造舆论,从而赢得了89之后中国NGO的政治合法性和开拓了民间组织发展的社会空间。在当时官方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的主流口号中,我们这个海外女权组织才获得了在国内开展活动的空间。而我后来在国内推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发展的工作,也是因为世妇会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治空间才得以开展。

二:女权运动内部的自我审查。

世妇会后第一个十年里的政治空间也是有限的。我很快从国内合作者那里了解了哪些是禁忌领域。不需要警察干预,体制内的女权主义活动组织者都知道界限在哪里,都主动自我审查把握好活动的边界。世妇会女权主义者获得了妇女NGO活动空间,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劳工运动、人权议题是禁忌。为了保护已经开辟出来的女权组织活动空间,组织者们基本上会自觉地不越雷池半步。我在与国内学者合作的初期是认同这类出于策略考虑的自我审查,因为了解开辟女权活动空间的不易,以及体制内生存的种种现实考虑。但一段时间观察以后,我看到了这类策略的局限性和对女权运动的负面效应。下面这些话是摘自我写作于2006-2007之间的对世妇会后十年中国女权NGO反思的文章:

若要批判性地审视中国女权NGO的活动,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女权主义活动家们获得的成就,也有必要问什么议题被忽视了?与同时期各国女权主义凸显的关注点,如“多重压迫制度,”“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性向、等的交叉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女权主义论述中“阶级”概念和议题的缺失是十分醒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迅速流行,是以抹去作为分析框架的“阶级”概念为代价的。中国女权主义公开热情地拥抱“社会性别”之际,正是“阶级”一词成为新的政治禁忌的时刻。……

在后毛市场经济时代,在批判毛式的阶级定义之后,国家与精英知识分子共谋轻而易举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一同被抛弃的还有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在过去20年里代之而起的是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急剧的阶级分化。与此同时,国家对围绕阶级议题的任何自发组织行动严加监控打压。然而,镶嵌相交的阶级和社会性别等级权力关系导致了农村和城市中相当大的妇女群体的贫困化边缘化。在这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过去十年里“社会性别”概念的上升凸显折射的既是中国女权主义对敏感的“阶级”议题的回避,又是针对伴随资本主义极速发展而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所采取的倡导社会公正来对峙的一种策略手段。

从理论上说,对“社会性别”的重视可以包括阶级议题。女权主义项目大体上都是针对弱势的被边缘的妇女群体,包括下岗女工,打工妹,家政工等。但是因为缺乏对多重等级架构和不平等做批判性论述的自由空间,中国女权主义者就有被国家收编的危险。她们通过妇联得以在政府内起作用,她们在主流话语中把社会性别平等与现代化相连从而使女权话语具有合法性,这些运作的成功是因为大部分女权主义者清醒地在当下政治文化设定的许可范围内活动….. 自我审查是常态…..有时策略的谨慎很难同希冀被官方接纳的欲望区分开。

  • Chapter 6 “Feminist Networks”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上述文章是对世妇会后十年的审视。又过了10年后我看到,上一代女权主义策略考虑下所接受的被规范的活动范围逐渐成了许多青年女权主义者对何为女权主义的认知,似乎女权主义活动只能围绕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而挑战批判男权主导的政治架构政治操作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度似乎与女权无关。而这个现象正是政治禁忌的效应,也是中国女权自我审查的效应。我担心长久的政治捆绑会令实践者把禁忌作为常态来接受,把思考局限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在接受规训的过程中失去了质疑禁忌的能力和挑战规训的勇气。这种可能性是每一个女权主义者都需要提到理性的层面来清晰地梳理和自我剖析的,从而有能力来拒绝统治者对自己的精神缠足。中国女权几代人中都有清醒地拒绝被精神缠足的智者勇士,对她们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也因为她们的存在,使我对中国女权的未来始终抱有信心。

三,特殊的社会位置对突破禁忌的优势和劣势

由于我不是体制内的人,谋生方式也不在国内,所以我对于打破政治禁忌较少顾虑,除了需要考虑一项具体行动对国内合作者是否会有负面影响。在20多年的女权主义学术建构和培训师生的工作中,我选择国际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性文本来介绍对多重压迫制度剖析的分析框架,把社会性别分析置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裔、性向等权力关系中,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而不是谈抽象的超越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女性和男性。在我主持的研讨班和工作坊中,我主张创建无禁忌的学术空间,来学习女权主义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来探讨与中国社会政治相关的议题。当然,这些行动的目标是要在国内形成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对峙的女权主义批判性话语,来建构新型的女权主义主体身份。

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我女权主义行动的一部分。我的两部英文历史专著都是对中国女权主义丰富的历史遗产的挖掘,目的是建构起一份我们中国女权主义的家谱,使后继者从英勇智慧的前辈身上得到鼓舞、获取经验教训以及继往开来的动力和洞见。这些女权主义的历史知识也是对传统历史的突破和挑战。听说有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要划分学院派和行动派。我不知道她们会把我划在哪一类里。在美国和中国我一直都在高校,而学院就是我从事女权主义行动的阵地。那些试图用“学院派”这个词来贬低从事女权主义知识生产和教学工作的年轻人,需要去读一些福柯关于知识生产的论述,来认识女权主义知识生产与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改造工作的密切关系。中国青年女权主义者迫切需要学习批判性的分析框架,来识破主流意识形态制造的各种迷思,使自己能不被掌控,对自己和世界能有更清醒的认知和判断。

当然,学界也存在一些拿女权主义学术理论作为个人攀升社会阶梯的工具,而不关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所谓精英学者。这类人哪个国家都有,更何谈在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夹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群。 但我们不能用这些人去“代表”始终不懈地在女权主义学术和教学实践上埋头耕耘的学者们,因为她们的努力,女权主义学术理论才慢慢进入中国高校和学术圈,才使得21世纪的青年学子和我们相比,具有比我们年轻时多得多的批判性分析框架和比我们当年开阔的学术视野。

对于划分派别的做法,我还有另一层警觉:女权主义者不应用“othering” 的手段来提高自己贬低“他者”。女权主义运动是多样的人群参与的无中心无统一领导无“一尊”的社会运动,处于边缘的运动要发展,就有赖于每一个女权主义者尊重其他人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依各人的客观条件尽自己所能从事的多样实践。是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创造的实践的作用总和才能使运动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在政治控制中缺乏公开交流渠道和互相沟通空间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对其他女权主义者做的努力往往是很少了解的,所以更要避免以自己的假设代替事实,在已经很严苛的政治大环境中再制造运动内部的紧张。

我的跨文化身份也会让我处于逆境。党国的政治风向在世妇会后的第二个十年里从“与国际接轨”转向了“警惕海外敌对势力。”在把一个又一个社会运动用同“海外敌对势力”勾结的罪名打压下去后,2017年这个政治大棒终于正式打向了女权主义。

“当前,我们党正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他们抨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我国实行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兜售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权至上”,有的打着所谓的“维权”“扶贫”“慈善”等旗号,直接插手我国妇女事务,企图在妇女领域寻找和打开缺口。”

宋秀岩:把讲政治贯穿于妇联改革和工作全过程

人民网2017年05月19日14:28  来源:中国妇女报

       在我这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学者看来,这个政治大棒和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大棒毫无二致,只要政治权力需要,就可以把对方打成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叛徒内奸,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修正主义,里通外国,等等,大帽子不一而足,都是为了把自认为是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对手置于死地,与人民的福祉毫无关系。如今,因为我在美国高校工作,而我的女权知识生产文化改造行动则是在国内,于是我就会被归类为“海外敌对势力。”这是很可笑的。2018年我在国内一个公开演讲中专门分析了这个“海外敌对势力”折射的毛泽东阶级斗争模式,提醒我党不要重蹈覆辙。结果被在场的便衣警察举报了。有位女权同行说:人家就是想把你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你还要公开批评人家,人家当然生气了。我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专业知识来劝告党不要再犯历史错误呢。诸如此类可气可笑可悲的事实就是今天包括我这个身处海外的女权学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当然不会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改变我对女权事业的投入。

其实这个话术首次用于女权主义是在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事件中,我当时就写过“何为国外势力”来揭露这种政治话语运作背后的含义。我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和所具有的历史知识使得我能公开拒绝对女权主义的政治打压。我在此也呼吁各位关注中国女权发展的与会者,根据各人所处的空间许可的条件,来揭露和拒绝任何对女权主义的政治污名和构陷,不让自己成为当权者错误的受害者,更不让自己成为政治构陷的共谋者。

在今天国际局势急剧变动的情况下,我的海外位置会使我的话语运作更复杂化,但继续斗争则更有必要。

四,开辟跨国网络话语空间- 以《女权学论》为例

       面对日益压缩的政治空间和网络监控,海内外一群青年女权学者创建了一个网站《女权学论》。我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者在任何逆境中都不屈服都积极开拓各种空间来推进我们的事业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上去浏览,获取相关的学术资源,或者参与发声:https://chinesefeminism.org/  

我的部分中文写作和英文著述的中译也发到这个网站与大家分享。

对国内的朋友们说明一下,这个网站在这次两会前开始需要翻墙登陆了,说明国内对网络的封锁进一步严苛。不过这种情况也许不会持续太久了。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许多这样的信息平台。我希望有更多的不畏惧监控不实行自我审查的女权主义网络平台出现,供大家分享资源,开展女权主义的批评,在网络空间中获得成长。

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ender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文: 王政,女,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我们通过“交叉性”和“男性研究”两个相关学术概念,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社会性别研究者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其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

  As a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field, social gender research is not only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s, but also related with various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male resear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depth and width of this field. Social gender study also made sound progress. However, while this concept is widely applied in Chinese female circle, it also met some deficiencies in depth. Social gender researchers should try to call upon their voices, go out of academic brink, fight with male-dominated culture, and avail of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gender critical theory.

  【关 键 词】社会性别研究/国内外/发展social gender research/home and abroad/development

  一、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上的发展

  在过去40年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学术在全球的迅速发展,社会性别研究从学科体制到学术理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性别(gender)这个学术概念也早已进入许多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机构组织的公共政策和决策中,成为在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中实施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和统计类别。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相互推动的关系。西方的少数族群与非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分子积极参与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社会性别研究这个领域和概念早已不是白人妇女的专利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包括世界各地各种族男女。他们在本土多样的实践和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

  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证明,许多学术概念既有力地挑战了男性中心的知识生产,也有效地进入公众话语和公共政策,起着改变人的认识觉悟和改造既有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在此笔者简要介绍两个相关学术概念——交叉性和男性研究,来说明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交叉性概念。

  美国的少数族裔妇女对推动社会性别概念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当中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学者把理论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社会性别身份上时,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在1970年代就鲜明地声明:“我们积极地承诺起向种族、性别、异性恋、以及阶级压迫的斗争,鉴于主要的压迫制度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把发展基于这个事实的综合性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1]墨西哥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包括性倾向上的少数群体)的女权主义学者也积极加入这个将多种压迫制度综合起来思考的理论工作。这些来自美国社会边缘群体的学者指出,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单一的女人身份上,其实是暴露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学者在种族和阶级上的特权地位。任何人都不会只有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身份总是与其他身份交互共存。换言之,不存在抽象的基于生物性的女性。尽管女人有相同的生殖系统,全世界大部分妇女生活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但是她们同时也生活在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制、以异性恋为常态的性存在制度、资源分配极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每个女人都处在多重等级制复杂结构的一个交叉点上,她们的人生经历是由她们在这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她们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含义都因为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年龄、国族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

  非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们则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身处西方的白人妇女与前殖民地国家的非白人妇女在全球地理政治的等级架构中占有很不相同的社会位置和资源。如果西方白人妇女把自己以中产阶级白人为对象的研究结果作为妇女的“普遍”经历来对待,那么她们实际上是遮蔽了殖民主义历史留存下来、且依然存在的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性别研究不仅不能假设有一个“普遍性”的妇女为研究对象,相反,研究者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自己在全球等级架构中和本国多重等级制度中的具体位置,先梳理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知识,然后再分析它们对自己主体身份建构的作用。只有在把自己所占有的特权位置可能造成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偏差都提到意识层面上分析透彻后,身处西方的研究者才可能避免在知识生产中复制各种权力等级和对非西方妇女生存状态和人生经历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对非西方妇女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不能以对西方的研究结论为准绳,而是要深入当地的具体文化社会,来探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在不同的区域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同和相同作用,对当地男女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性别身份构成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当地的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对殖民主义的发展有什么作用。鉴于在殖民主义历史中非西方的被殖民者,尤其是被殖民的妇女,极少有言说的权力,所以,当代女权主义重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造这种权力关系,使得非西方非白人妇女,尤其是下属群体(subaltern)妇女获得参加知识生产的渠道和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女权主义学术界加强了对全球地域等级和不同国族文化等级的警觉性,对每个男女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的认识更添了一层复杂性。

  交叉性这个概念的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性别研究不再假设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女性”,而是在多重等级和权力结构中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鉴于女权主义学术的宗旨是改造压迫制度和文化,所以,它的很多研究关注在多重等级制中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体。并且,社会性别研究并不假设社会性别等级造成的压迫一定是第一位的。对许多底层妇女来说,往往阶级和种族的压迫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是最紧迫的问题。而对同性恋妇女来说,可能强制性的异性恋制度是让她们最感到受压抑的方面。即使同一个妇女在不同的处境和时刻面对的主要矛盾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不能简单刻板,而需要能剖析和揭示依具体时空条件不同而多变的复杂性。

  交叉性概念不仅使得学术研究更复杂细致,也为女权主义社会干预性行动提供了工具。一些行动项目可以通过对各种等级架构的调查摸底来界定处于最边缘和最缺乏资源的妇女群体,并设计相应的对策来改变这些群体的生存状况。不过从总体来看,交叉性概念虽然提供了对处于多重等级架构中男女主体身份建构的有效分析工具,但是并没有提出如何改变多重等级制度本身的综合性措施。中国革命理论中没有出现过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但是在分析中国妇女的受压迫的状况时,却是颇具对多重压迫多种等级制的认识。

  关于男性研究的概念。

  中国在19世纪国门被打开后把当时的西方学术作为现代性的内容引进。时至今日,许多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科学真理对待。社会性别学术对这些理论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审视分析,近年来兴起的“男性研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男性研究”对西方传统学术和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知识生产的时空具体性和权力关系,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以展开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学术理念的质疑和解构,并思考这些批评与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构成的相关性。

  男性研究,指的是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框架中发展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它从把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来研究开始,发展为主题多样开放的领域。对男性特质的建构的考察已进入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包括研究男性特质是如何在保障权力的各种安排中,发挥它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力。男性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它帮助我们深入探讨社会性别—性的机制如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运行,特别是当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男性的集体和个人的时候,比如历史上只对男人开放的政治领域、军队、男性文化团体、男性社会交往圈、经济和金融活动,等等。在这种“男性同性社交”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女人”的直接参与,是不是与社会性别就毫不相关了?还有,女人和女性特质与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和建构的?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把“男人”做为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来看待。比如在历史研究中至少需要考查这样一个问题:男人身份的建构和体验,如何影响男人活动的过程和意义。此外,这样的历史还需要考查:男人身份和男性特质的含义,对不同群体和阶级有何差别,以及这些含义如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变化的理想的男性特质的观念如何推动了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等等。男人的社会性别,在以往的学术中是没有被标识出来的(如在中国权力机构人员名单中,仅对妇女作性别标识),正如在美国白人的“种族”不用像黑人那样被标识出来一样,这背后蕴涵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是需要深入探究的。不研究男人,并不是简单地“遗漏”了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不能更彻底地解构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所有层面。

  在过去20年里,国际学界对“男人”、“男性特质”的具体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活跃地展开,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有特点、有见地的学术著作。男性研究的学术期刊也在近十年当中出现了。这个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男性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社会性别和性存在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如何深植于各种权力的框架,并且它们作为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的基本方式与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范畴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方式有何异同、有何关联。男性研究的这些中心问题,和已经相当成熟并学科化了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所探究的议题相同。那么,“男性研究”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为男性研究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于1986发表在主流学刊《美国史学评论》上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对“社会性别”进行了理论阐述,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她梳理了不同学科背景中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等级结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分析,指出了那些主要学说的长短,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定义。她的宗旨非常明确:把社会性别拓宽到对妇女及妇女传统领域的研究之外,来包括那些看似与妇女毫无关系的领域,如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认识,将社会性别建构过程(包括二元对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形成)作为历史的主题,将其置于多种历史过程的复杂交错关系中来具体研究;不仅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组织权力的基本方式在运作,还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指涉权力的象征性表达方式产生效应。她的这些理论见解在后来出现的对男性特质的研究中经常被运用。男性特质的研究一般具有这样的认识: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录写和重写社会性别涵义的过程。有意义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讨论似乎定型不变的男人群体对女人群体的权力关系上,而是要深刻地挖掘什么具体历史过程使得男人成为男人、使得某些男人比其他人更“有男子气”、这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到底在维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怎样在支撑某种社会性别制度。正如印度历史学者马里娜力尼·辛哈精辟地归纳的:“‘男性特质’只有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含义,它没有必然的情境或起源。”[2]

  概括地说,男性研究作为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对西方传统知识生产(即以白人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体制和成果)进行批判和反思的重要前沿领域,这个领域男女学者都有,不少男性学者非常深刻地剖析男性性别特权的形成,并非常警觉男性特权获得复制的机制,包括能够警醒地提出不要让新出现的男性研究又成为建立男性霸权或争夺学术资源的一个领域。他们提出的作为防止这种倾向的一个措施是,研究者必须直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等级架构。男性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已经被运用到改造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干预性行动项目中,比如在教育领域中如何改造教学内容以改变对男孩的塑造,让他们认同具有平等理念和关爱心的新型男性特质,能抵制霸权霸气和以男性特权、甚至是以征服女性为天经地义的男性特质。在反对男性暴力的项目中男性研究的成果也被用来调适施暴者的自我认识。

  男性研究的发展是社会性别这个学术概念的逻辑延伸,要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决不能仅仅是一群妇女在那儿摇旗呐喊,没有男性的改造和重塑,社会性别等级制将不断被巩固复制。而男性的改造和重塑必然需要具有自觉意识的男性的积极参与。男性研究也是在和交叉性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性存在理论等等的交融中发展的,因此,对男性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置于具体时空中的研究,是同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性研究紧密结合的。反过来说,今天就这些重大主题的前沿性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具有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等等具体身份的男女的分析,也不能脱离对男女所处的上述多种权力关系和结构体制的分析。

  二、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在北京召开后,“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核心学术概念在中国各类妇女组织和活动中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由于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资助了大量面对贫困地区的发展项目,并且这些发展项目大多要求有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为指导,所以社会性别培训活动在许多接受国际赞助的地区和项目中开展,中国妇女组织活动中“社会性别与发展”这一方面所获得的赞助也超过其他领域,其结果是“社会性别”这个词在不少我们认为贫困落后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传播。另外,由于全国妇联尤其是妇女研究所在中央政府部门推进社会性别培训以及落实联合国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目标的行动,使得中央政府有些部门领导对社会性别概念已有所了解。而在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虽然我们从1999年开始从福特基金会和路斯基金会获得专款资助来推进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迄今为止,从总体来说,这个学科建设在高校和学界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主流学术界基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社会性别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各个学科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并且往往是改造更新传统学科的关键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性别学的隔膜,也是对国际人文社科学界隔膜的一种表现。

  由于社会性别学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目前仍然是按传统学科建制,要在体制上突破难度确实很大。目前仅有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跨学科的妇女学本科专业,其他高校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相关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有的高校有了在传统学科领域如社会学或历史学中授予的妇女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历史系目前在建立社会性别史的博士点;至今中国尚没有跨学科的社会性别学硕士或博士点。而学术刊物至今也只有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和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三种,另外还有个别学刊开设的几个妇女研究专栏。总的来说这门学科在体制上的推进进展缓慢。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主要是依托高校体制来进行的,从体制角度来看,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仅仅是一只脚挤进了高校,还谈不上学科的确立。

  在学术理论方面,在过去10多年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传播面应该说是较广泛的,同笔者上面说的妇女组织活动的范围密切相关。1996年笔者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目是“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辩异”。那时在妇女研究界不少学者对“女性意识”和“社会性别”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尚缺乏认识,所以两个指代不同内涵的词经常被交替使用。今天我们看国内妇女研究界学者的著述,这种混淆的情况比较少了。当然,这不等于说在公共话语中,“女性意识”的使用频率减少,更不等于说,今天“女性味”话语已经被“社会性别”话语所取代。事实上,“社会性别”话语尚没有进入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依然在生产着“女性味”话语,包括从全国妇联到地方妇联办的各种妇女杂志,也是“女性味”话语的生产场所。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妇女杂志的封面就可以看到“女性味”话语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社会性别”话语尚不能与它匹敌。

  在妇女研究界,社会性别概念的使用程度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界定。我们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对妇女状况的剖析工具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封建思想”这个模糊概念。恩格斯的简单化论点——“妇女只有进入社会生产才能获得解放”成为中国妇女解放构想的理论基础和奋斗目标。恩格斯的论点为妇联系统推进妇女的有酬就业提供了合法性,至今仍具有它的话语力量。妇女就业率的提高确实有效地减少了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缩小了父亲和丈夫对女儿和妻子的支配掌控作用,在不改变家庭结构的情况下部分改变了父系夫权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贤妻良母,成为1949年以后起码两代城市妇女的主体身份。在当时男女平等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的庇护下,普通妇女大规模地进入公共空间,起码在城市里有效地打破了社会空间里的性别隔离。但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是由家族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劳动分工制度等诸多社会体制维系和复制的,并非仅仅是“封建思想”的表现。当然,我们可以把“封建思想”这个词在妇女干部的用法中替换成“性别歧视主义”来显示这个意指所指涉的实际内涵,来点出1949年以后妇联系统干部的明确斗争目标。但即便如此,除了对妇女经济独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外,我们看不到她们对造成社会性别压迫的其他社会文化机制的阐释,或者说,其他机制都被一个“封建思想残余”的模糊概念所概括。在当年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座大山的总目标下,反“封建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妇女干部对主流语言和利益的策略性挪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可是,对这个政治有效但缺乏剖析力量的模糊概念的长期依赖也造成了妇联和妇女研究界的认识障碍,反过来也影响了她们在改造男性中心文化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今天我们可以注意到,妇联系统内外的妇女研究界不再满足于用一个模糊的“封建思想”作为分析框架,无论是社会干预性研究还是学术研究,许多研究者开始用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来考察妇女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中的状况。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女研究界迅速学习运用一个外来的理论概念,这说明我们很需要新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解剖自己的麻雀,也说明在中国研究者看来“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具有剖析力量。引进和运用一个国际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学术界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产生的最显著和有意义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这个深度不足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和妇女活动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仅与“妇女”相关的概念。前面提到的美国历史学者琼·斯科特在她1986年的文章中,对“社会性别”一词当时在美国学界的情况做了如下分析:

  “社会性别”一词最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到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3]

  斯科特提出的不能为了追求“学术性”、“客观中立性”而把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作为“妇女”的同义词来用的批评,对于今天中国的研究者也很有警醒意义。社会性别不仅是解析妇女状况的一个分析工具,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一种理论框架,它涉及一切领域,包括全是男性或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其锋芒所向是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体制。中国妇女研究界把社会性别仅仅同妇女相连的情况,可能往往是因为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狭隘理解,而不一定是为了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套一个“学术性”的标签。把社会性别仅同妇女相连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妇女研究界至今没有突破“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的特点是关注各界妇女当前面对的紧迫问题,希望通过研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对策。把妇女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从1980年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长处。但是仅仅把妇女作为问题来对待的认识论本身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由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出问题的妇女”①。只有当妇女把自己当作知识生产的主体,来质疑现有的知识、习以为常的规范,以及权力关系体制结构时,才可能有力地改造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性别制度。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中国妇女研究界很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界的学术成果,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审视“男性问题”?研究研究是哪些男性问题既造成了妇女成才发展的障碍,也对男性本身身心和谐发展造成障碍?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男性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妇女成才需要解决男性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许多女孩获得必要的个人发展的资源,女大学生比例迅速增长,女硕士女博士也同样日益曾多。但高校男学生中普遍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人分三种,男人、女人、女博士。”这种由男性制造的陈腐社会性别观把有成就的女性打入另册,把她们界定为非女性,这必然对青年女性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让她们受到多重挤压:为了增强自己在性别歧视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多女青年希望以高学历来竞争一份较好的职业,但是学历高了,又怕找不到结婚对象。我们需要探究当代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陈腐的社会性别观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打压有成就的女性的做法是否体现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男性的焦虑?这是否是市场经济和男尊女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21世纪的中国精英男性应该如何重新构造男性内涵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落伍于21世纪的国际社会准则?才不至于成为中国女性发展的障碍?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男女的平等和谐发展?

  要突破“妇女问题”的思维定势,拓宽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除了可以审视“男性问题”外,我们也需要把视野打开,尤其是学术界的研究者,需要关注中国社会政治学术的主流思潮中出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限于对与妇女相关的议题的关注。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中的问题,我们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几年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就有人犀利地批评,妇女研究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应该说多年来不少妇女研究成果是起到了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积极作用。但是,整个妇女研究没有走出边缘的境地,也没有能够在主流媒体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可能都与妇女研究界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有关。在这种情景中,我们有必要强调从妇女研究转入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这个思维框架的转变不是放弃对妇女的关注,而是强调要改变妇女的边缘地位,妇女就必须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来介入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改造,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为我们介入主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对于身处学术界的女性学者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挑战学界主流存在的男性中心文化和知识权力的问题,我们就无法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结构和体制,也无望使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进入学术中心。这个学科是否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不仅仅是关系到女学者个人学术地位或工作量是否能获得承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男女将确立什么样的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是维持巩固多重等级制度并追求成为拥有特权的精英,还是以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为人生目标、并有行动能力去改造多重等级制度?这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也关涉到亿万妇女的生存环境。

  注释:

  ①这是美国女权主义学者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一句名言。参见《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玛丽莲·鲍克塞著,王政译,余宁平、杜芳琴主编。


  【参考文献】

  [1]Herrmann, Abigail J. Stewart.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A]. Theorizing Feminism[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1. 29.

  [2]Mrinalini Sinha.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J].Gender and History, 1999, 11(3): 445-460.

  [3]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C].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32.

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ender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王政,女,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我们通过“交叉性”和“男性研究”两个相关学术概念,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社会性别研究者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其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

  As a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field, social gender research is not only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s, but also related with various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male resear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depth and width of this field. Social gender study also made sound progress. However, while this concept is widely applied in Chinese female circle, it also met some deficiencies in depth. Social gender researchers should try to call upon their voices, go out of academic brink, fight with male-dominated culture, and avail of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gender critical theory.

  【关 键 词】社会性别研究/国内外/发展social gender research/home and abroad/development

  一、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上的发展

  在过去40年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学术在全球的迅速发展,社会性别研究从学科体制到学术理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性别(gender)这个学术概念也早已进入许多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机构组织的公共政策和决策中,成为在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中实施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和统计类别。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相互推动的关系。西方的少数族群与非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分子积极参与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社会性别研究这个领域和概念早已不是白人妇女的专利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包括世界各地各种族男女。他们在本土多样的实践和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

  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证明,许多学术概念既有力地挑战了男性中心的知识生产,也有效地进入公众话语和公共政策,起着改变人的认识觉悟和改造既有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在此笔者简要介绍两个相关学术概念——交叉性和男性研究,来说明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交叉性概念。

  美国的少数族裔妇女对推动社会性别概念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当中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学者把理论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社会性别身份上时,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在1970年代就鲜明地声明:“我们积极地承诺起向种族、性别、异性恋、以及阶级压迫的斗争,鉴于主要的压迫制度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把发展基于这个事实的综合性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1]墨西哥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包括性倾向上的少数群体)的女权主义学者也积极加入这个将多种压迫制度综合起来思考的理论工作。这些来自美国社会边缘群体的学者指出,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单一的女人身份上,其实是暴露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学者在种族和阶级上的特权地位。任何人都不会只有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身份总是与其他身份交互共存。换言之,不存在抽象的基于生物性的女性。尽管女人有相同的生殖系统,全世界大部分妇女生活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但是她们同时也生活在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制、以异性恋为常态的性存在制度、资源分配极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每个女人都处在多重等级制复杂结构的一个交叉点上,她们的人生经历是由她们在这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她们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含义都因为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年龄、国族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

  非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们则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身处西方的白人妇女与前殖民地国家的非白人妇女在全球地理政治的等级架构中占有很不相同的社会位置和资源。如果西方白人妇女把自己以中产阶级白人为对象的研究结果作为妇女的“普遍”经历来对待,那么她们实际上是遮蔽了殖民主义历史留存下来、且依然存在的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性别研究不仅不能假设有一个“普遍性”的妇女为研究对象,相反,研究者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自己在全球等级架构中和本国多重等级制度中的具体位置,先梳理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知识,然后再分析它们对自己主体身份建构的作用。只有在把自己所占有的特权位置可能造成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偏差都提到意识层面上分析透彻后,身处西方的研究者才可能避免在知识生产中复制各种权力等级和对非西方妇女生存状态和人生经历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对非西方妇女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不能以对西方的研究结论为准绳,而是要深入当地的具体文化社会,来探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在不同的区域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同和相同作用,对当地男女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性别身份构成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当地的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对殖民主义的发展有什么作用。鉴于在殖民主义历史中非西方的被殖民者,尤其是被殖民的妇女,极少有言说的权力,所以,当代女权主义重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造这种权力关系,使得非西方非白人妇女,尤其是下属群体(subaltern)妇女获得参加知识生产的渠道和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女权主义学术界加强了对全球地域等级和不同国族文化等级的警觉性,对每个男女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的认识更添了一层复杂性。

  交叉性这个概念的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性别研究不再假设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女性”,而是在多重等级和权力结构中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鉴于女权主义学术的宗旨是改造压迫制度和文化,所以,它的很多研究关注在多重等级制中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体。并且,社会性别研究并不假设社会性别等级造成的压迫一定是第一位的。对许多底层妇女来说,往往阶级和种族的压迫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是最紧迫的问题。而对同性恋妇女来说,可能强制性的异性恋制度是让她们最感到受压抑的方面。即使同一个妇女在不同的处境和时刻面对的主要矛盾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不能简单刻板,而需要能剖析和揭示依具体时空条件不同而多变的复杂性。

  交叉性概念不仅使得学术研究更复杂细致,也为女权主义社会干预性行动提供了工具。一些行动项目可以通过对各种等级架构的调查摸底来界定处于最边缘和最缺乏资源的妇女群体,并设计相应的对策来改变这些群体的生存状况。不过从总体来看,交叉性概念虽然提供了对处于多重等级架构中男女主体身份建构的有效分析工具,但是并没有提出如何改变多重等级制度本身的综合性措施。中国革命理论中没有出现过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但是在分析中国妇女的受压迫的状况时,却是颇具对多重压迫多种等级制的认识。

  关于男性研究的概念。

  中国在19世纪国门被打开后把当时的西方学术作为现代性的内容引进。时至今日,许多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科学真理对待。社会性别学术对这些理论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审视分析,近年来兴起的“男性研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男性研究”对西方传统学术和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知识生产的时空具体性和权力关系,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以展开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学术理念的质疑和解构,并思考这些批评与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构成的相关性。

  男性研究,指的是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框架中发展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它从把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来研究开始,发展为主题多样开放的领域。对男性特质的建构的考察已进入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包括研究男性特质是如何在保障权力的各种安排中,发挥它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力。男性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它帮助我们深入探讨社会性别—性的机制如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运行,特别是当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男性的集体和个人的时候,比如历史上只对男人开放的政治领域、军队、男性文化团体、男性社会交往圈、经济和金融活动,等等。在这种“男性同性社交”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女人”的直接参与,是不是与社会性别就毫不相关了?还有,女人和女性特质与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和建构的?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把“男人”做为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来看待。比如在历史研究中至少需要考查这样一个问题:男人身份的建构和体验,如何影响男人活动的过程和意义。此外,这样的历史还需要考查:男人身份和男性特质的含义,对不同群体和阶级有何差别,以及这些含义如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变化的理想的男性特质的观念如何推动了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等等。男人的社会性别,在以往的学术中是没有被标识出来的(如在中国权力机构人员名单中,仅对妇女作性别标识),正如在美国白人的“种族”不用像黑人那样被标识出来一样,这背后蕴涵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是需要深入探究的。不研究男人,并不是简单地“遗漏”了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不能更彻底地解构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所有层面。

  在过去20年里,国际学界对“男人”、“男性特质”的具体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活跃地展开,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有特点、有见地的学术著作。男性研究的学术期刊也在近十年当中出现了。这个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男性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社会性别和性存在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如何深植于各种权力的框架,并且它们作为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的基本方式与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范畴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方式有何异同、有何关联。男性研究的这些中心问题,和已经相当成熟并学科化了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所探究的议题相同。那么,“男性研究”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为男性研究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于1986发表在主流学刊《美国史学评论》上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对“社会性别”进行了理论阐述,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她梳理了不同学科背景中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等级结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分析,指出了那些主要学说的长短,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定义。她的宗旨非常明确:把社会性别拓宽到对妇女及妇女传统领域的研究之外,来包括那些看似与妇女毫无关系的领域,如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认识,将社会性别建构过程(包括二元对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形成)作为历史的主题,将其置于多种历史过程的复杂交错关系中来具体研究;不仅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组织权力的基本方式在运作,还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指涉权力的象征性表达方式产生效应。她的这些理论见解在后来出现的对男性特质的研究中经常被运用。男性特质的研究一般具有这样的认识: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录写和重写社会性别涵义的过程。有意义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讨论似乎定型不变的男人群体对女人群体的权力关系上,而是要深刻地挖掘什么具体历史过程使得男人成为男人、使得某些男人比其他人更“有男子气”、这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到底在维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怎样在支撑某种社会性别制度。正如印度历史学者马里娜力尼·辛哈精辟地归纳的:“‘男性特质’只有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含义,它没有必然的情境或起源。”[2]

  概括地说,男性研究作为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对西方传统知识生产(即以白人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体制和成果)进行批判和反思的重要前沿领域,这个领域男女学者都有,不少男性学者非常深刻地剖析男性性别特权的形成,并非常警觉男性特权获得复制的机制,包括能够警醒地提出不要让新出现的男性研究又成为建立男性霸权或争夺学术资源的一个领域。他们提出的作为防止这种倾向的一个措施是,研究者必须直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等级架构。男性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已经被运用到改造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干预性行动项目中,比如在教育领域中如何改造教学内容以改变对男孩的塑造,让他们认同具有平等理念和关爱心的新型男性特质,能抵制霸权霸气和以男性特权、甚至是以征服女性为天经地义的男性特质。在反对男性暴力的项目中男性研究的成果也被用来调适施暴者的自我认识。

  男性研究的发展是社会性别这个学术概念的逻辑延伸,要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决不能仅仅是一群妇女在那儿摇旗呐喊,没有男性的改造和重塑,社会性别等级制将不断被巩固复制。而男性的改造和重塑必然需要具有自觉意识的男性的积极参与。男性研究也是在和交叉性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性存在理论等等的交融中发展的,因此,对男性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置于具体时空中的研究,是同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性研究紧密结合的。反过来说,今天就这些重大主题的前沿性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具有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等等具体身份的男女的分析,也不能脱离对男女所处的上述多种权力关系和结构体制的分析。

  二、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在北京召开后,“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核心学术概念在中国各类妇女组织和活动中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由于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资助了大量面对贫困地区的发展项目,并且这些发展项目大多要求有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为指导,所以社会性别培训活动在许多接受国际赞助的地区和项目中开展,中国妇女组织活动中“社会性别与发展”这一方面所获得的赞助也超过其他领域,其结果是“社会性别”这个词在不少我们认为贫困落后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传播。另外,由于全国妇联尤其是妇女研究所在中央政府部门推进社会性别培训以及落实联合国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目标的行动,使得中央政府有些部门领导对社会性别概念已有所了解。而在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虽然我们从1999年开始从福特基金会和路斯基金会获得专款资助来推进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迄今为止,从总体来说,这个学科建设在高校和学界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主流学术界基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社会性别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各个学科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并且往往是改造更新传统学科的关键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性别学的隔膜,也是对国际人文社科学界隔膜的一种表现。

  由于社会性别学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目前仍然是按传统学科建制,要在体制上突破难度确实很大。目前仅有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跨学科的妇女学本科专业,其他高校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相关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有的高校有了在传统学科领域如社会学或历史学中授予的妇女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历史系目前在建立社会性别史的博士点;至今中国尚没有跨学科的社会性别学硕士或博士点。而学术刊物至今也只有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和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三种,另外还有个别学刊开设的几个妇女研究专栏。总的来说这门学科在体制上的推进进展缓慢。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主要是依托高校体制来进行的,从体制角度来看,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仅仅是一只脚挤进了高校,还谈不上学科的确立。

  在学术理论方面,在过去10多年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传播面应该说是较广泛的,同笔者上面说的妇女组织活动的范围密切相关。1996年笔者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目是“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辩异”。那时在妇女研究界不少学者对“女性意识”和“社会性别”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尚缺乏认识,所以两个指代不同内涵的词经常被交替使用。今天我们看国内妇女研究界学者的著述,这种混淆的情况比较少了。当然,这不等于说在公共话语中,“女性意识”的使用频率减少,更不等于说,今天“女性味”话语已经被“社会性别”话语所取代。事实上,“社会性别”话语尚没有进入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依然在生产着“女性味”话语,包括从全国妇联到地方妇联办的各种妇女杂志,也是“女性味”话语的生产场所。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妇女杂志的封面就可以看到“女性味”话语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社会性别”话语尚不能与它匹敌。

  在妇女研究界,社会性别概念的使用程度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界定。我们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对妇女状况的剖析工具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封建思想”这个模糊概念。恩格斯的简单化论点——“妇女只有进入社会生产才能获得解放”成为中国妇女解放构想的理论基础和奋斗目标。恩格斯的论点为妇联系统推进妇女的有酬就业提供了合法性,至今仍具有它的话语力量。妇女就业率的提高确实有效地减少了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缩小了父亲和丈夫对女儿和妻子的支配掌控作用,在不改变家庭结构的情况下部分改变了父系夫权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贤妻良母,成为1949年以后起码两代城市妇女的主体身份。在当时男女平等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的庇护下,普通妇女大规模地进入公共空间,起码在城市里有效地打破了社会空间里的性别隔离。但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是由家族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劳动分工制度等诸多社会体制维系和复制的,并非仅仅是“封建思想”的表现。当然,我们可以把“封建思想”这个词在妇女干部的用法中替换成“性别歧视主义”来显示这个意指所指涉的实际内涵,来点出1949年以后妇联系统干部的明确斗争目标。但即便如此,除了对妇女经济独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外,我们看不到她们对造成社会性别压迫的其他社会文化机制的阐释,或者说,其他机制都被一个“封建思想残余”的模糊概念所概括。在当年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座大山的总目标下,反“封建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妇女干部对主流语言和利益的策略性挪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可是,对这个政治有效但缺乏剖析力量的模糊概念的长期依赖也造成了妇联和妇女研究界的认识障碍,反过来也影响了她们在改造男性中心文化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今天我们可以注意到,妇联系统内外的妇女研究界不再满足于用一个模糊的“封建思想”作为分析框架,无论是社会干预性研究还是学术研究,许多研究者开始用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来考察妇女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中的状况。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女研究界迅速学习运用一个外来的理论概念,这说明我们很需要新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解剖自己的麻雀,也说明在中国研究者看来“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具有剖析力量。引进和运用一个国际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学术界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产生的最显著和有意义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这个深度不足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和妇女活动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仅与“妇女”相关的概念。前面提到的美国历史学者琼·斯科特在她1986年的文章中,对“社会性别”一词当时在美国学界的情况做了如下分析:

  “社会性别”一词最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到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3]

  斯科特提出的不能为了追求“学术性”、“客观中立性”而把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作为“妇女”的同义词来用的批评,对于今天中国的研究者也很有警醒意义。社会性别不仅是解析妇女状况的一个分析工具,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一种理论框架,它涉及一切领域,包括全是男性或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其锋芒所向是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体制。中国妇女研究界把社会性别仅仅同妇女相连的情况,可能往往是因为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狭隘理解,而不一定是为了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套一个“学术性”的标签。把社会性别仅同妇女相连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妇女研究界至今没有突破“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的特点是关注各界妇女当前面对的紧迫问题,希望通过研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对策。把妇女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从1980年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长处。但是仅仅把妇女作为问题来对待的认识论本身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由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出问题的妇女”①。只有当妇女把自己当作知识生产的主体,来质疑现有的知识、习以为常的规范,以及权力关系体制结构时,才可能有力地改造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性别制度。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中国妇女研究界很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界的学术成果,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审视“男性问题”?研究研究是哪些男性问题既造成了妇女成才发展的障碍,也对男性本身身心和谐发展造成障碍?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男性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妇女成才需要解决男性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许多女孩获得必要的个人发展的资源,女大学生比例迅速增长,女硕士女博士也同样日益曾多。但高校男学生中普遍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人分三种,男人、女人、女博士。”这种由男性制造的陈腐社会性别观把有成就的女性打入另册,把她们界定为非女性,这必然对青年女性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让她们受到多重挤压:为了增强自己在性别歧视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多女青年希望以高学历来竞争一份较好的职业,但是学历高了,又怕找不到结婚对象。我们需要探究当代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陈腐的社会性别观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打压有成就的女性的做法是否体现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男性的焦虑?这是否是市场经济和男尊女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21世纪的中国精英男性应该如何重新构造男性内涵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落伍于21世纪的国际社会准则?才不至于成为中国女性发展的障碍?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男女的平等和谐发展?

  要突破“妇女问题”的思维定势,拓宽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除了可以审视“男性问题”外,我们也需要把视野打开,尤其是学术界的研究者,需要关注中国社会政治学术的主流思潮中出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限于对与妇女相关的议题的关注。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中的问题,我们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几年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就有人犀利地批评,妇女研究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应该说多年来不少妇女研究成果是起到了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积极作用。但是,整个妇女研究没有走出边缘的境地,也没有能够在主流媒体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可能都与妇女研究界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有关。在这种情景中,我们有必要强调从妇女研究转入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这个思维框架的转变不是放弃对妇女的关注,而是强调要改变妇女的边缘地位,妇女就必须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来介入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改造,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为我们介入主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对于身处学术界的女性学者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挑战学界主流存在的男性中心文化和知识权力的问题,我们就无法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结构和体制,也无望使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进入学术中心。这个学科是否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不仅仅是关系到女学者个人学术地位或工作量是否能获得承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男女将确立什么样的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是维持巩固多重等级制度并追求成为拥有特权的精英,还是以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为人生目标、并有行动能力去改造多重等级制度?这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也关涉到亿万妇女的生存环境。

  注释:

  ①这是美国女权主义学者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一句名言。参见《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玛丽莲·鲍克塞著,王政译,余宁平、杜芳琴主编。


  【参考文献】

  [1]Herrmann, Abigail J. Stewart.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A]. Theorizing Feminism[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1. 29.

  [2]Mrinalini Sinha.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J].Gender and History, 1999, 11(3): 445-460.

  [3]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C].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32.

何为“国外政治势力”

文:王政

写于2015年4月2日

最近在对警方在国际妇女节前抓捕女权公益活动者事件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术语“国外政治势力”(有时也标为“境外/国外势力”)。这个词的出现是暗示5女权行动者的反性骚扰倡导行动是由国外势力操纵挑唆的,以此来证明抓她们是有法律依据的,也以此来警告公众:你们不要去参与呼吁释放她们,她们是有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是你们所不了解的,等等等等。

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这个最时髦的政治术语却让我一头雾水。任何时候国际国内都有各种势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等。人类历史就是在各种势力对峙、博弈、妥协、交融等等复杂并存的过程中构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作为对抗资本主义的一种国际势力呈上升趋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表示了极大兴趣,最后由苏联共产党系统介绍到中国,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包括儒家男权文化)的势力结合起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最终变成在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和国际女权主义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过去30年,全球跨国资本是最强大的国外势力,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强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大地的面貌和中国人的心灵,中国政府也早就放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积极拥抱了跨国资本,踊跃地融入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成为中国境外急剧上升的一种势力。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提“国外势力”,究竟指的是何种势力?提出这个术语的有关部门负有清晰界定的责任,因为界定清楚中国政府面对各种势力的相应立场是相关中国今后前途的大事,不得含糊。

毛泽东的名言是中国人都熟知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他早年那篇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提出的。在民国时期,他和共产党领袖们提出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把国内外的敌人都界定得很清楚,显然这个界定动员起国内的多种势力的响应,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当他的阶级分析和界定扩大化时,就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但在国际上毛泽东还是逻辑地坚持他对革命首要问题的认识,不断清晰地界定朋友和敌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面对的反动政治势力, 第三世界的势力是中国的朋友,第二世界可以是中国的盟友。总之,即使是在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他也从来没有糊里糊涂地端出一锅腊八粥称为“国外势力”,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延伸到境外 。

      如今早已不是革命年代,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垒早已瓦解,跨国资本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往返穿梭各国国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缠绕局面,所谓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多种宗教文化势力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也日益呈现对抗冲突或妥协吸纳等多样的势力纠缠较量,虽然民族国家依然以国界划分,各种全球势力的博弈早就不能以国界来区隔开,从全球资本运作中获益的人群也难以国界来划分。“国外势力”这个词似乎还想调动起一个坚守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面对境外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想象,这不仅是一种倒错的历史认知,更是一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延伸到国际的危险理念:因为今天界定敌友更为复杂,或往往很尴尬,便用“国外势力”一言以蔽之,在境外的都是敌对势力。这表述的显然不是当今国际政治局面的事实,而只能是这个概念制造者病态心理的真实表达。

那么在抓捕5位女权行动者背景中阴森出现的“国外势力”究竟暗指何种具体势力呢?美国?难以想象中央情报局会挑唆5人到公交车上去贴反性骚扰小贴子。这太高估中情局的女权主义觉悟了。况且,国际舆论全部是因为她们被捕才激发的,而不是因为公众并不知道的她们要做的行动。那么,是不是中情局在警方安插了人来实施阴险的逮捕计划,以此引起全球舆论大哗,让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出丑?这个笔者无法评论,只是认为,如果是这个套路的话,那显而易见,我们要挖的敌对势力是在警方内部,而不是5位女权行动者。

逮捕青年女权行动者引起了全球女权主义组织的激烈抗议,这是毫无疑义的不争事实,并且这个呼吁释放的全球行动愈演愈烈(女权主义者就是执着啊),如今全球各种组织各种网页的联署呼吁人数已经达到十多万人!那么这个危言耸听的“国外势力”是否暗指全球女权主义?有可能。不过我希望警方在这方面能有基本的国际常识。当今国际社会反对女权主义势力的是这几种势力:塔利班恐怖主义者和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包括印度教、伊斯兰、天主教、基督教等原教旨主义)。中国政府可是打算和联合国一起召开全球妇女峰会的,而全球妇女峰会,如同二十年前的世界妇女大会一样,都是全球女权主义势力的具体表现。所以警方和任何居心叵测地使用“国外势力”一词的人,都有必要表个态:你们是否打算站在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一边来把全球女权主义势力界定为你们的敌对势力?

在21世纪全球化的网络世界中,词语制造者需要有点国际知识,随意丢几个不着调的词句不仅难以吓倒公众,反倒会落下笑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到国际领域,则更不是一条出路,恐怕会把中国引向险境。所以真心希望你们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国际局势,分清敌我友,尽快纠正在概念混淆中作出的错误决策,这才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举措。

2015年4月8日定稿

第三浪潮:西方me too 运动对社会的改变及与中国女性运动的关系

文:萧萧落木

全球不同地区的女权运动是对中国Metoo运动的间接支持。2019年Metoo运动继续向世界各国推进,在Metoo Goes Global的旗帜下, 各国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Metoo 有不同的重点。

美国的Metoo 始于电影界,演艺界,而不是学校,因为美国的学校,无论高校还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反对性骚扰教育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已经形成体制性的反性骚扰机制,这个机制相对成熟。影视界、演艺界,媒体高层几乎是男权的最后堡垒,这次运动如摧枯拉朽一般,很多权贵男人纷纷蹋落,这两年的成就却大大超过电影、演艺界,媒体,简直如文化地震,让每个角落,从公司到工厂,从工作单位到家庭,都感受到Metoo文化的深入,metoo成为家庭谈话的主题,波及到到社会各个角落。

2017年10月11日我写文章表达我对好莱坞大腕哈维·温斯坦倒台的看法,我当时说:“哈维·温斯坦的倒台,让我看到西方权贵男人为所欲为的性特权全面崩溃的开始。”“权贵男人性特权开始崩溃,男权制给权贵男人的性特权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有权有势的男人如此下去,他们将在崩溃中纷纷落下,成为时代前进的渣滓。”“ 这是权贵男人性特权完结的开始,以我看来,这只是序幕,这是美国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又一个跨栏。” (https://www.douban.com/note/640584835/ )那时我当时的认识。

现在看来,Metoo运动两年来,对美国的改变相当巨大,让我们从法律、经济、文化上具体地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在美国加州、纽约州和新泽西等州设立禁止工作合同里有“买对方沉默”的款项之后,美国国会讨论设立“Be Heard Act”《被听到法》,禁止工作合同中有不可告诉公众之款项,这就使那些有权有势一方不得用钱买被害者的沉默。

第二,虽然联邦政府反性骚扰法保护职工,但没有具体保护自我创业人的条款。美国很多州都开始设立法律保护更多的工作人员,包括自我雇佣的人或在人家帮佣的人。2019年纽约州已经通过法律扩大到保护自我雇佣者和自家雇佣的家政工不受性骚扰。这个趋势正在逐渐扩展。

第三,美国国会修改了国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规则,使工作人员更容易报告性骚扰的事件。国会从自身做起,修改过去性骚扰案件报告要等三个月才处理的期限,而且禁止用纳税人的钱为国会性骚扰案买单,以前那些被指控性骚扰的国会议员或工作人员的赔款是国会出的,以后不许再这样。

第四,在Metoo运动影响下形成的“时间到了”(Time’s Up) 运动基金,到2019年9月,为3677个人提供资助,帮助这些人寻求正义和资金补偿。比如在麦当劳工作的女工布丽塔尼·何约斯,因为贫穷无法雇律师,“时间到了”基金会为她请律师。这个基金会至2019年十月,已经资助了20个在麦当劳工作的工人,起诉对她们性骚扰的人。工人们的斗争改变了这个世界大型快餐企业的文化,2019年11月麦当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蒂文·伊斯特布鲁克(Steve Easterbrook)被辞职,因为与员工谈恋爱,麦当劳现在禁止上级与直属下级有任何亲密关系。“时间到了”基金会已经募集基金2400万美元,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法律资金帮助。

第五,Metoo 运动扩大了对其他阶层普通女性生存的关注,比如饭馆里的服务人员一般工资很低,要比法定的最低工资低一半以上,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小费。Metoo运动的代表论述说,小费迫使饭馆服务人员忍受顾客的性骚扰,所以必须从体制上改变,提高饭馆服务人员的基本工资。这个论点现被很多州立法机构接受,美国已经有七个州提高了饭馆服务人员最低工资。2019年8月,美国联邦政府众议院通过法律要求饭馆服务人员的工资必须与各州最低工资齐平。虽然这个法律还没有被参议院通过,但Metoo运动已经进入为劳工阶级谋具体利益阶段。

第六,一些性骚扰的受害者获得了该得的经济补偿,那些曾经忽视性骚扰的各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比如美国体操队国家队队医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医生拉里·纳萨尔犯罪行为虽然曝光在Metoo运动之前,但对他的判决过程与Metoo运动兴起密切相连,最终纳萨尔被判决服刑40到175年,与此事件沾边的人员,尽管这些人并没有与纳萨尔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以及该校体育主任, 美国体操协会管理董事会18名成员等都因此引咎辞职。密歇根州立大学给受害人达五亿美元的赔偿金,各个受害者可获得25万到250万不等的赔偿金。

事实上,对受害者的赔偿的金额在Metoo运动的影响下大大提高。2018年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提交了41个性骚扰法律诉讼案,受害者获得了7千万美元的赔偿金,比2017年提高了47%。经济补偿是实现正义的一个手段,美国在这点上做得相当细致。

第七,也许是最根本的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对美国文化的改变,那就是美国人对“权力”的概念开始发生根本的改变,也对性别与权力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以前不太关心权力与私人关系的普通人,现在都耳濡目染,知道权力关系怎样渗透在私人领域里,谁有权力,谁没有权力,有权有势的人怎样控制无权无势的人,这些以前被忽视的问题,成为普通人的意识,人们对这些关系有了日常的认识。据民意调查机构PerryUndem2019年9月27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一场深刻的对权力关系认识的改变已经发生,普通美国人对政府以及权力的运作有了新的认知,对谁掌握权力以及可能会滥用职权的警惕有很大提高。

Metoo 运动在西方国家比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展是有不同轨迹的,要是总结起来需要很大篇幅,我在这里暂时不多说了。就以法国简单地为例,法国文化传统里对男女调情和男女亲密关系等等有不同于美国的传统,法国文化一直以男性“征服“女性等等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法国知识界对美国的“清教徒”文化很警惕,加上欧洲人的普遍的反美情绪,Metoo到了法国,就有相当大的文化阻力,所以老一代的女性,比如在Metoo运动开始的时候著名的电影明星凯瑟琳·德纳芙等一百位作家艺术家在《世界报》,写公开信质疑这个运动,他们担心这个运动会让社会保守主义复苏。他们的观点是,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好不容易为女性争取到性自由,性别自由,metoo 会不会以保护女性的名义,夺走这个自由?他们很担心,因此对metoo 不欢迎。不过五天后,德纳芙公开道歉,表示对性侵害性骚扰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德纳芙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并强调自己早在1971年就跟知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一起签署过女权声明,说自己在堕胎不合法的时代就堕过胎。

法国的Metoo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虽然有很大的文化阻力,但是法国政府有性别平等部,部长马琳·史阿帕(Marlène Schiappa)推动法国通过一项非常让人意外但也情理之中的法律:在公共场合对具有性别歧视言语或行为就地罚款,罚款金额为750 欧元。从2018年8月该法律通过到2019年3月,半年里共罚款447次,史阿帕在半年后总结的时候,对这么多罚款次数感到惊讶,称绝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被罚款。

2019年4月BBC的新闻纪录片 “Not#Metoo, I AM A FRENCH”探讨Metoo 在法国的进展和阻力,虽然法国的性骚扰并不低于其他国家,比如一项调查表明,乘坐巴黎公共交通工具的女性,百分之百有过被骚扰的经历,但是责备受害者文化导致受害者恐惧发言。不过,法国也有在metoo 影响下的活动,比如法国记者桑德拉·穆勒(Sandra Muller)创造了“暴露你这只猪”这个词,鼓励人们站出来,但她的努力在法国的影响不是很大,她说在法国你很难改变人们的心理,人们会认为那些站出来说出来的女性或者是在撒谎,或者是歇斯底里。

但 2019年11月法国metoo突然有了新的进展。现年30岁的法国电影演员阿黛尔·艾纳尔于11月4日举报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弗·路吉亚在她12岁和15岁时性侵她。这事在法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天之后,法国摄影师瓦伦蒂娜·莫尼艾指控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在1975年在某个滑雪场强奸了她。几天之内,很多人站出来揭露被性骚扰或性侵的经验,人们在波兰斯基电影首发式前抗议。Metoo运动终于在法国形成了浪潮。波兰斯基因为在美国的前科强奸一个14岁的少女,一直在被美国通缉,逃到欧洲后继续拍电影,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家。据西方媒体报道,此次运动与过去不同,沉默者打破了沉默,“变化终于能在空气中感到了,”法国文化部长于11月14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感到有罪的是另一方,而不是受害者。假定施害者的无辜不是假定受害者有错。” 新闻报道都在问:这是不是法国Metoo 运动的真正开始?

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印度等国Metoo运动也在展开之中。

我认为Metoo运动是真正的第三浪潮女权主义运动。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基本上是五十年一个浪潮,1920年前后的第一浪潮女权主义运动取得了女性的政治平等权利,1970年左右的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取得了女性经济、工作的平等权利,2018年开始的第三浪潮女权主义运动,也就是由Metoo 运动开导的新的运动,将取得女性在文化上的真正平权,我们目前还在这个运动的开始阶段,未来还等着被书写。

中国的Metoo运动:答《外国文学动态》编辑问

问一:您如何看待中国的Metoo运动?

中国的Metoo运动如平地一声春雷,虽然仅限于高等教育院校和某些公益组织里,还没能广泛和深入地展开,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造成的。前些天我收到一本书《中国米兔志: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这本长达2600页的书,编辑是五六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详细地记录了中国Metoo 运动的历史,功不可没。

中国Metoo 运动是受过国外教育并留在国外的年轻的中国女性开始的。一个地理位置在中国,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女性是很难站出来讲诉自己的被欺负被骚扰被剥夺的故事 ,她缺乏政治力量,也没有文化氛围。中国社会里有很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大多都是为男性和权力服务的。Metoo运动必须是由那些对潜规则公开说不的人开始,在中国的语境里你很难做到这个,你必须逃离了这个土壤才有可能站出来说你的故事,所以第一个爆发出来的故事就是定居于美国的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

陈小武被处理的同时,在这些先站出来说me too的女性的带动下,中国大江南北高校里都有学生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真是一时烽火燎原,硝烟滚滚,当时有十三个大学学生举报老师。中国的各大学领导部门,一直处于被迫应付的状态,时有犹豫,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好,很多时候都是先保护那些骚扰者一方,有些学校最后在证据面前,还是对被举报者进行了处理,但开始时,显然不是非常积极地支持被迫害者。中国大学当局处理这些骚扰者的出发点是“师德”,而不是师生权力平等, 也根本没有性别视角。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评论,虽然出发点是保护年轻人,但还是比较给力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Metoo运动在中国的权力体系里呈现相当复杂的状态。

总的来说,烽火燎原,硝烟滚滚,但取得的成效却是个体的,并没有在体制上取得根本性转变。舆论的讨论里,那些被举报的男教授似乎更有话语权,他们的发言,甚至厚颜无耻的自辨,都可能在网络上发表。本土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中,有的人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恐惧,有的人觉得这和他们没有关系,还有一些人害怕这把火下去殃及池鱼,涉及到自己身上,还有的根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总的来说,本土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基本保持沉默,对这场文化运动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可说。更甚之,一些男性知识分子不是首先同情受害者,而是首先考虑运动不要扩大化,伤害无辜。与所谓的伤害无辜相比,他们似乎立刻对受害者采取怀疑的立场。在这点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本土男性知识分子的“土”——我说的“土”就是他们与男权传统站在一起,他们基本没有受到过女权主义理论的熏陶,一直生活在男权文化里,这就是“土”。

只有少数零星的男性知识分子站出来,比如,王五四(不知道是谁的化名)写网络文章批判中国男性;张千帆教授在《FT中文网》上发表支持metoo的文章,在国内男性知识分子集体沉默的情况下,张千帆教授的声音是罕见的。中国男性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比如诗人教授王敖就很不一样,他对另一个也是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徐刚的讨伐,明白地显示了他的女权主义立场。

中国的Metoo运动于是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2018年运动发展后则进入公益组织和个别媒体,这是因为中国的公益组织往往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聚集的地方,年轻的女性们也更容易接受Metoo的思想和理论,她们能够站出来揭发公益组织里的性骚扰性侵害。同时媒体上包括央视也有受害者站出来,都是比较零星的,其他组织比如宗教北京龙泉寺揭发主持学诚的性骚扰等,是非常个别的。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被指控在美国对女学生强奸的事件,牵涉的问题更复杂,目前这个事件还在美国的法律程序中,这是一个权力、金钱、性侵错综复杂的事件。现在刘强东还在中国好好地,好像发毫未损,还有很多人支持他,你不能不感慨金钱的力量和中国男权社会对他的有形以及无形的支持。

中国的Metoo能不能深入下去,与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女性知识分子刘瑜质疑Metoo的文章,是2018年7月底发表的,是在Metoo烽火滚滚的时刻发表的,我认为她的有些观点不错,但完全发错了时间,发错了地点。她要求中国的Metoo 冷静下来,要走法律程序,她似乎不生活在中国,她的文章要是发表在美国这里,我到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在中国走法律程序去处理性骚扰性侵害问题?我们有多少法律保护受害者?我们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同情受害者而不是指责受害者?

问二、您作为一位女性知识分子,是否从metoo 运动中获得受益和启发?抑或有反感之处?

中国的Metoo 运动让我非常敬佩,我也很为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们骄傲,我敬佩每一个站出来说Metoo的女性,因为这是非常不容易跨出的一步。Metoo 是需要个人勇气的运动。记得六七年前几位女权主义者在北京见面,大家谈起性骚扰,我谈我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一个年轻人说,为什么您不写出来?我犹豫地说,当事人都在,她们还要活下去,所以只能沉默。多年前我写我的朋友姚锦云的故事,其实她就是性骚扰的受害者,因为受到出租汽车队的领导的性骚扰而最后被逼得铤而走险。性骚扰导致的自杀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甘肃省庆阳市的19岁女生李奕奕的自杀。女性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对男权的控制和压迫说不,这是改变父权文化的运动,是需要个人勇气的。

年轻的一代很勇敢,也更有斗争的智慧,我写《走向女权主义》那篇长文的时候(2006年),感觉就是单枪匹马,通过个人的经验谈女权主义的意义。现在你可以看到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如春草一样,虽然此刻还是严冬,等到合适的天气到来,我相信男权制文化在中国的彻底变革将在这一代人手里完成,当然,这样预言可能只是我的愿望,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不可知的。我坚信只有女权主义才可以救中国,或者说真正改变中国。Metoo 运动中被启发、训练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成为改变中国男权文化的主力军。

Metoo 运动在西方有激进的倾向,有些激进的人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激进行为,但我觉得主流还是很有理性的。其实任何社会改变运动,都会有激进者,他们走得更远,有的时候脱离主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没有激进行动的社会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情形跟西方不一样,到目前为止,中国的Metoo运动里,还没有一例是假举报。中国的受害人举报都是经过深思虑熟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举报有不实之处。美国的情形不一样,美国这里有的举报是伪造的,是故意伤害他人。美国社会的言论自由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给心怀叵测的人可乘之机,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可能,因为站出来的代价如此之大,我认为完全不担心中国Metoo会走入激进,我看需要担心的是中国的Metoo不可能继续发展。

中国的metoo 集中在高校、公益组织、媒体这样的领域里的原因在于女权主义思想在这些领域里比较有影响,跟其他领域比较,这个领域里女性和男性有较强的性别意识,女权主义思想有比较深入的渗透。中国的Metoo 运动还没有走入真正的重灾区演艺界,没有深入到其他阶层比如公司、工厂或政府部门。性骚扰、性侵害的重灾区影视演艺界纹丝未动,中国广袤的农村更没有任何波动。影视界是西方Metoo的开始的地方,是重灾区,中国的影视剧恐怕不会比西方的更纯净,只可能更黑暗,完全没有波及到,因为中国演艺界里女权主义思想影响为乎甚微,还没有觉醒的女性勇敢地出现。

2018年底我对中国Metoo有信心,那时我觉得从高校到公益组织到公司都可能会发展,现在我的信心已经逐渐丧失了。在舆论被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对男权的挑战都是在被允许的范围内,Metoo 在中国仅仅是赋权给女性,但还不可能对男权造成根本挑战,女性的发声,最后不了了之的很多。中国的Metoo 还仅仅是中国社会两性之间权力变革的开始,这个运动发展被限制,进程缓慢,既在预料之中,也让我很悲哀。

问三、Me too的众多事件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个?为什么?

中国Me too运动的每个事件的出现都让这个运动长了一寸,我关注这个运动的很多故事,其中章文性骚扰和性侵事件是一例。章文是知名媒体人,《瞭望东方周刊》主笔、新华社《环球》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周刊》编委、《新世纪周刊》副主编,总之是个媒体大腕。2018年7月25日他被一个化名为“小精灵”的女性指控强奸,随后,青年作家蒋方舟,易小荷,视觉艺术家王嫣芸等实名揭露章文性骚扰,其他四五个女性也匿名揭露章文。章文聘请律师,律师似乎说强奸不当时举报就算不上强奸。整个事件是不是上了法庭,我最后不太知道,听说法庭因为证据不足,也没有治罪。章文在风雨过去之后,现在名声并没有受到损失。我看到王五四的文章斥责章文,但显然大多数男性同道对他是纵容的,庇护的,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大多数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章文并没有起而攻之,反而沉默,从中你可以看到大多数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立场。

坦白地说,我因为自己的工作太忙,没有参与中国这个运动中的话语,这次回答你的问题也让我反思自己,以后我要积极参与。中国的Metoo还是在发芽阶段,除了高等院校,几乎推不出去,中国的男权统治无比强大,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生活在鲁迅先生描述的铁屋子里,这个铁屋子就是男权,女性的声音还十分微弱,更重要的是被害者没有更多的支持,我们没有法律条文保障受害者的权利,我们没有经济资源资助他们,高校里的性骚扰大多以解除施害者的工作为最高惩罚,还没有一例是通过法律给受害者赔偿,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个运动推到各行各业去,我们得积极地实施中国《宪法》,实践男女平等的国策,从个人做起,实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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