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顾燕翎老师与猫头鹰出版社授权女权学论发布本文。
顾燕翎老师《台湾妇女运动》讲座回顾：女权月月谈（2月）
顧燕翎《台灣婦女運動》
書籍連結：https://www.cite.com.tw/book?id=83119
三卷本女性主義經典套書連結：
導論
為什麼書寫？
二十世紀中期，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戴菲（Christine Delphy, 1941-）、史密斯（Dorothy Smith, 1926-）都曾說過：「我不是女性主義者，但是……」在社會普遍的反感和質疑中，公然認同女性主義的確需要三思，但後來這三位都成為女性主義重要的理論家和代表性人物。到了二十一世紀，女性主義已成為家喻戶曉之詞，但聯合國的男女平等大使、年輕的英國女星華生（Emma Watson, 1990-）仍在公開演講中表白，「我是女性主義者，但是……」顯然社會上對女性主義的負面評價仍普遍存在，以致需小心說明，免招非議。一百多年來，女性主義這條路著實吸引過也困惑過許多人，時至今日，以女人的主體身分發言似乎仍理不直氣不正，在臺灣亦是如此。
主體女人的言說從未存在於主流的、男人主導的歷史，以致後世的女人很難在其中找到適當的位置或典範，而變得難以啟齒。父系文明的大傳統，將女性經驗摒棄於外，男性意識膨脹為人的意識，主導了所有社會活動。女人並不是未曾質疑或反抗，只是婦運誕生前，個別的活動或抵制，不論是女性書寫、女性文字（如江永的女書）或一哭二鬧三上吊，都不被看見、沒有出路，更難以滙聚為潮流，進而造成改變。即便是深受朝廷敬重的東漢才女班昭（西元45-117），也必須冒著被後世誤讀的風險【注釋1】，隱藏在母親的身分之後，以傳播男性禮教為藉口，委婉地傳授女兒如何謹守婦道，才得以留下片段、隱晦的個人生命經驗，為後代女性爭取有限、受性別規範的教育機會（參閱鄭至慧，2010：189）。
然而，婦女運動仍然破繭而出，十九世紀中期從歐美擴及全球，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跨文化、跨世代的女人大集結，翻轉了個人命運和社會文化。歷經躓踣起伏，女人終於獲得言說書寫的權利／力，不但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波及另一半。儘管不同群體的女人間至今仍存在著差異和歧見，婦女運動追求的平等與尊重已成為普世價值。二十一世紀的網路資訊更加速跨地域的連結，終於引爆全球的#MeToo運動【注釋2】，以及各地婦女的年度大遊行（Women’s March）【注釋3】，女性要求尊嚴與平等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風潮。本書作者（我）有幸生於女性命運巨變的年代，於第二波婦運發端的1970年代初留學美國，遇見剛萌芽的女性主義，返臺後投身臺灣婦女運動、婦女研究的開拓，並進入政府，成為首位女性主義政務官，離開公職後又參與各級政府的婦權會／性平會，歷經體制內外洗禮，親身參與早期婦運的開拓，和近期政策的論述與實踐。期望藉由書寫與讀者分享近身的參與觀察和理論檢驗，並在此基礎上開啟對話，展望未來。
章節配置
婦女運動牽涉到特定時空下特定人物和事件的組合，這些事件不僅有其歷史延續性，彼此間也相互牽連，難以切割，但為便於討論，不得不在時間上略做分期。分期的標準不使用日曆時間，也不以主流社會的重大事件做為分界點，而是依據重要婦運團體的成立，和關鍵的婦運議題來做區隔。新團體和新議題的產生，反映了新的政治機會結構和社會資源的重組，因而具有歷史意義。當多個新團體同時出現時，可能因新的成員、目標、策略和組織型態，而帶動新風向。
根據上述原則，本書將1970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婦女運動區分為四個階段：
一、拓荒期（1970年代）：以拓荒者出版社為代表。此時期正值戒嚴時代，百廢待舉，參與者年輕熱情，嚮往男女平等，表現強烈個人色彩，與西方的女性主義劃清界線。
二、女性主義耕耘期（1980年代）：以婦女新知雜誌社為代表。標舉女性主義，特別是激進女性主義，強調平等、去除權威和集體決策。
三、百花齊放期（1987年到1990年代中期）：全球第二波婦運全盛時期，國內解嚴，眾多婦女團體成立，各有其特色和目標，但大部分仍對女性主義心存疑懼，某些團體甚至表現去性別化的傾向，並不認同婦女運動和婦女團體。
四、婦運深化期（1990年代中期迄今）：女性主義漸被接受，婦運活動力增強，但內部差異也開始浮現，性別政治與性欲政治的論辯、階級及個人處境差異形成的不同立場，導致家務勞動工作權、通姦除罪化、性交易除罪化等性別議題的討論時起爭執。此時期婦運與國家互動增加，一方面提升了性別議題的正當性，開拓了公共政治論述的性別空間，另方面也使主流政治得以介入、分化婦運。
婦運事件的發展具有延續性，並不受限於人為分期，而各時期間亦時有重疊。為完整敘事，有些事件雖跨越分期卻集中在同一章節討論，如工作權議題集中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但並不表示此議題在其他時期完全蟄息；同理，儘管婦女研究可追溯到更早期，卻集中於第六章討論。
本書以全球婦運為參考架構，將1970年代發生於臺灣的「新女性運動」做為起點，導論以外，共分七章。導論說明本書架構，釐清婦運定義、影響策略選擇的因素、社會運動發展的生命週期理論、婦運的階段理論、政治機會結構及資源動員論，並檢視性別政治與性欲政治的辯證關係，做為以下各章的討論基礎。
第一章回顧婦運的歷史及文化背景。當代婦運和消費者、環境保護運動等，都是1970年代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後的產物，但與發生於二十世紀的消費、環保問題相比，婦運面對女性意識的建構和父系文化的改造，其問題意識和生命週期（本章18-19頁）更源遠流長，以致追溯其根源需要超越近代史，回到三千年前的詩經時代去勾勒婦女問題，省視不同歷史階段的婦運，及世代重現的女性議題。
我在參與各級婦女權益促進會／性別平等會和閱讀國內官方及非官方文獻時發現，論者常將全球婦運的起點定位在1995年於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世婦會），或1985年於肯亞奈羅比市舉行的第三屆世婦會，最早也只溯及1975年於墨西哥市的第一屆世婦會，卻忽略了全球婦運悠久的歷史。清末民初的婦運不僅奠立婦女參政和保障名額的基礎，也曾啟發了臺灣1970年代後的婦運。但國際上普遍誤以為尼泊爾（1990年）和阿根廷（1991年）最早實施憲法保障名額（例如Squires, 2007: 26〔對照書末參考資料〕，以及我在國際會議上親自體驗），此種說法實有待釐清。在探討當代婦運的修法歷程時，《中華民國憲法》和《民法》、《刑法》立法的時代背景更不容忽略。故本書重點雖以1970年代婦運為起點，仍用一整章的篇幅回顧更早的歷史。
第二章分析1970年代婦運拓荒期。在全球第二波婦運風起雲湧的1970年代，島內的新生代女性受到啟蒙，自動集結爭取平等，婦女運動在政治戒嚴、但社會走向改革開放的氛圍中萌芽，年輕女性開始關心女性議題、發展女性意識。拓荒者出版社是當時的行動中心，最受媒體矚目的人物當屬呂秀蓮。主流社會認可其女才而非女權（利）的訴求；不挑戰女人「本分」、肯定傳統性別角色的主張，也獲得執政的國民黨內革新派的支持，形成極大聲勢。
第三章為1980年代的女性主義耕耘期，以婦女新知雜誌社為核心，其主要成員受到西方激進女性主義影響，主體意識鮮明，不再以「本分」自我設限，公然對抗父權體制和文化，解構父權意識，建立平等和去層級化的組織，從事體制外運動與跨黨派議題結盟，爭取女性權利，卻強調不爭權力。
第四章坐落在解嚴後的百花齊放期，此時正值聯合國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 1976-1985），全球婦運進入鼎盛階段。為有效處理愈益多元的性別議題，本地婦運組織開始分化，陸續出現單一性議題的新團體，分別關心雛妓、兒童、環境、人身安全等。在婦運內部，有些議題自1970年代即凝聚了相當大的共識，如爭取墮胎合法化、修改《民法．親屬編》；有些則經過劇烈衝突後達成共識，如承認婦女研究和女性主義的共生性；也有些議題存有較大的衝突，爭議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例如性工作權。
第五章以後分別探討婦運深化期的重要議題：身體自主權、婦女研究和婦運的體制化。本章聚焦於最具爭議的女性身體自主權：性與生殖。此議題自全球第一波婦運就受到關切，到二十世紀末才成為核心議題。收回身體自主權和拒絕被父權工具化都涉及女人切身利益，但因嚴重挑戰了父系文明的核心價值，阻力巨大。特別是性交易、代理孕母等牽涉到各造利益，造成了婦女團體內部的對抗、噤聲和分裂，故以專章討論。
第六章討論本地的婦女研究、其與全球婦運的聯結及在臺灣的建制過程。婦女研究是第二波婦運的產物，在傳統學術理論、方法論和知識論之外另闢蹊徑，發展成為二十世紀後期新的學科，也深刻影響了主流學術和教育體系。而本地婦研、婦運和女性主義間的相關性，曾引發長達十年的爭論，最後終於達成共識。
第七章則檢視婦運的制度化及其效果，婦運一方面由下而上改變體制，以集會宣言、遊行示威、遊說國會等為手段；另一方面，歐美婦女團體自二十世紀初，即透過國際組織（如國際聯盟、聯合國）和婦團之間的國際合作，對各國政府施壓，由上往下修改歧視性的制度與習俗，建構性別平等的法律及政策。臺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仍在國內全力推動性別平等建制，所投注的行政資源超越多數會員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全面設立的婦女權益促進／性別平等委員會亦是獨步全球，值得探究。
什麼是婦女運動
198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蓬勃興盛，吸引媒體眼光，但有關婦運的討論卻充滿不確定性，產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定義不明確，因各自對婦運的認知不同，有人主張臺灣沒有婦運，有人認為不但沒有而且不需要婦運，也有人以為政黨的婦女工作即是婦運。
本書參考蔡文輝對社會運動的定義：人們為了促進或抗拒社會變遷所組成的團體行動（蔡文輝，1983：54）。所以構成社會運動的必要條件為團體、共同目標和具體行動。婦女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相同之處在於都是由下（個人和團體）而上（改變政府和公共政策）發展；不同之處則是以女性為主體。婦運既訴諸性別認同，自然標榜女性課題，其短程目標為提升女性地位及女性意識，終極目標則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平等。
社會生活組成中因矛盾和不平等而發生社會問題，眾人自動組織起來謀求解決之道，改變原有秩序和規範，對舊有權力結構產生壓力，形成社會運動，所以社會運動是人們集體改變現狀的手段。婦運之發生基於兩個重要的前提：
一、社會上存在女性群體普遍受壓迫的事實，因此才有反抗或改變的理由。但事實是否客觀存在，和是否得到主觀認知，二者間存有差距。如過去一般人認為「打老婆」是家務事，不容外人干預，經過女性主義指認和定義，家庭暴力變成了公權力可以介入的違法暴力行為，改變了大眾主觀的認知，才可能產生改變的動力。
二、女性受壓迫是基於社會原因，而非生理原因，並非天生命定，故可經由社會力量加以改變（參閱Delphy, 1984）。
從毫無女性意識到認同女性群體是婦運的第一階段，接下來經由對傳統性別定位的反思，才可能透視結構性的歧視，而產生政治訴求（參閱Klein, 1984: 3）。
所以婦女運動是廣義的政治運動，其政治目標在於將以往被視為婆婆媽媽、不值一顧的「女人的事」，提升為公共政治論述，進而落實為公共政策。博恩帕思（Boneparth, 1984: 4）在衡量社會運動的政治影響力時，以運動目標獲得認可的程度及得到的政治反應當做標準。所以，對社會運動而言，如何將傳統政治排除的議題，提升至全國性的政治辯論，甚至左右人民投票的選擇，是重大考驗。激發團體與個人的政治意識（political consciousness），乃是改變政治氣候的首要之務，克萊因（Klein, 1984: 3）將女性政治意識的產生分為三個階段：
一、認同女性群體，認清女性所面對的共同問題；
二、拒絕做第二性，在兩性平等基礎上重新定位女性；
三、洞識性別歧視的社會結構性原因，以政治方式謀求改變。故婦女運動是喚醒女性意識、激發集體行動、改變性別社會結構的過程。
至於婦運團體，本書主要參考薩德和艾須（Zald and Ash, 1966: 327-40）對社運團體的定義：
一、其目標在改變社會及其成員，重新構造平等的社會，而非提供經常性之服務。
二、運動團體之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以目標誘因（purposive incentives）為主，情感誘因（solidarity incentives）為輔。
因此許多服務性及聯誼性的團體和活動雖有其社會貢獻，但因為不以改變性別社會結構為目標，故未列入討論。此外，父權社會歷史久遠，兩性角色積重難返，少數團體推動改變，難免引發社會疑懼和反感，而產生反對改變、維護現狀的反動運動（reactionary movements），其動員對象亦可能為女性，因此也可視為婦女運動。只是本書聚焦於以男女平等為目標的運動，而非反動運動。
在個人部分，社會上不少表現優異的女性，影響整體性別價值觀，間接有助於婦運發展，不過本書著重於直接參與婦運者。此外，早期婦運以情感及理念為誘因，在累積了相當的資源與政治影響力後，其誘因趨於多元，運動內部和外部的人際關係或社會資源也變得複雜，產生多種敘事角度。本書著重於組織層面，避免深入個人隱私和動機。
至於近年來才受到媒體關注的跨性別女性（trans women，
簡稱跨女），因其不認同出生時被指定的男性身分，而比一般女性在父權社會受到更多歧視，但因人數少，且內部對於性別框架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場，未能形成共同目標和集體行動，對婦運尚未產生具體影響（參閱吳芷儀，2015）。
婦女運動的策略選擇
婦女運動的策略選擇有兩個層面：近期內改善女性處境和長期提升女性地位。理想的狀況是二者兼顧，相輔相成，但實際上卻經常面臨兩難的抉擇：婦運一方面以改造社會和個人為目標，必然會挑戰既有的價值和態度；另一方面社會運動需要群眾支持，必須動之以情，說之以理，進而建立共識、爭取認同，因此有時候不得不和主流意識型態做某種程度的妥協，為了推動立即的改革而犧牲女性主義的純粹性，換取現實上較有利的位置。若再加上政黨政治和個人得失的考量、評估組織的社會資源、人力和內部共識，選擇就變得更為複雜而喪失理想的純粹性。
另一條路線是堅持理想，不以立即的利益或成功為目的，短期的失敗和挫折反而能激發女同胞同仇敵愾，強化女性意識，創造新的價值和態度。1991年美國著名的希爾（Anita Hill）的性騷擾控訴案便是一例【注釋4】。雖最終控訴未果，希爾教授在國會公然受到羞辱，且失去大學教職，但騷擾者湯馬斯仍被任命為大法官，此項挫敗卻激勵了美國婦女的向心力，女性意識受到強化。1992年國會選舉婦女席次大增，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等婦運團體也大受支持，迅速擴展，日後催化更大的動員力量，如2017年的反性騷擾運動#MeToo。此種著眼於長期目標的策略，必須奠基於認同政治的厚實成果，亦即集體的女性意識已發展到相當程度，一般女性對性別歧視有足夠敏感度，才會因公權力對性騷擾的漠視而激起更強烈的認同。至於美國1923年的《平等權利修憲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則是以實質修法為目的，後雖遭受保守勢力反撲，功敗垂成，至今未過，卻強化了支持婦運者的危機意識，提升運動的向心力。
臺灣婦運的歷史相對短暫，動員初期沒有充分的資源和時間，能好整以暇地評估和選擇議題與策略，常為情勢所迫，只能就已有的資源立即行動，否則機會稍縱即逝。當運動累積了相當成果，則又可能產生利益衝突、政治認同考量及外在環境改變，導致運動路線爭執；若欲堅實女性主義立場，婦運界需要長時間深刻溝通、自省，並且深耕女性主義和婦女史。
社會問題的生命週期
為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或資源分配，多數社會運動都以修改或制定公共政策為目標。牟思（Mauss, 1975）的社會問題生命週期理論將社會運動的發展分為發端（incipiency）、集結（coalescence）、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削弱或分化（fragmentation）和消失（demise）五個階段。制度化完成後，必然和自然界的生命一樣，終將分化以致消失。婦運因人數廣大，問題複雜，舊問題已解新問題又生，其生命週期一波接一波，綿延數世紀，至今方興未艾。
婦運者為改變性別歧視的社會、政治結構，把婦運議題帶入公共政治領域，喊出「個人的即政治的」，制度化是必然目標。然而婦運因涉及一半人類，關懷幅度自然廣闊，有別於其他聚焦於特定主題的社會運動，不僅在制度上爭取資源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更關注於社會價值和文化的轉變。因此除了喚醒女性意識、爭取男女平等也致力開拓新的政治論述及訴求、泯除公共政策和私人議題的界線、重新思考及定義「自然」、「權力」，從事體制內外改革及提升個人自覺，所以婦運不只是社會運動，也是文化運動。在過程中，女性主義理論、婦運議題不斷被檢討修正，而持續蛻變、擴張或分化。因此需要以多種理論分析其目標、策略、衝突和改變。
女性意識發展階段
美國婦女研究學者麥金塔（Peggy McIntosh, 1934-）曾以階段性發展來剖析美國婦女研究的演進及白人中產階級的婦運。在1985年訪臺時，她曾與本地婦運者交換心得，大家感同身受。階段理論（phase theory）將婦運及女性意識的發展區分為五個階段：無知期、認同期、抗議期、女性中心期、兩性合作期。
一、無知期：此為婦女運動的史前期，婦運尚未誕生，社會認為根本不需要婦運，女性在社會中自然從屬於男性，以男性價值為圭臬。女性意識尚未形成或受到壓抑與封殺。女性被歷史忽略或刻板化。
二、認同期：女性像男性一樣接受教育、進入職場，但主體性尚未顯現。社會不吝提供女性「上進」的機會，鼓勵女性加入原屬於男性的社會活動，追求男性的成就標準。但在意識型態上，仍認同男性價值及傳統的女性角色。此階段的女性，一方面力爭上游，以男性的高成就為標竿；一方面認同自己陰柔的「本分」。例如臺北市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校歌「齊家治國，一肩雙挑」，便充分反映此階段之價值觀。1980年代某些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倡言「整合性女人」（integrated women），也是教女性如何家庭、事業兼顧，以及如何在壓力太大時，用做健美操等方式來調整情緒。表現在傳播媒體上的，是對「傑出女性」的推崇、婦女模範的建立，而不質疑其預設標準是否符合性別正義【注釋5】（參閱顧燕翎，1993）。
婦女在此階段被視為有待開發的人力資源，但女性意識與婦女人權卻不受重視。儘管如此，女性因受教育而獲得學習與思考的能力，開拓了活動空間，這些都是日後婦運發展的必要條件。
三、抗議期：相當數量女性體會到自己力爭上游所遭遇的阻礙並非個人能力問題，而是受限於外在制度，即便個別婦女機遇特殊得以晉入高位，也無益於解除婦女群體所遭受的結構性限制。這是女性意識覺醒的開端。此時，女性主義者不再關注少數出人頭地的女性，轉而聚焦於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共同的處境。此時揭露的問題，引起憤怒和反抗的情緒，產生性別認同，也就是前述克萊因（Klein）所指的女性政治意識（13頁），爭取性別正義的共同願望啟動了婦運。
四、女性中心期：婦女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累積了自信與能力，並建立人際網絡，有助於婦運發展（參閱Smelser, 1969: 287）；抗議期的經驗也有助女性洞察自身處境，批判父權文化。部分女性主義者轉而探求和重建被歷史湮沒的女性文化（參閱顧燕翎，1986：61-64），如新石器時代的母系社會或女神崇拜。她們相信女性是文明與生命的基石，社會與家庭的維護者，因而強調女性經驗和女性文化的重要，力圖傳達女性訊息，平衡男性文化的缺失。也有人鑒於傳統知識論的性別盲，致力開發婦女研究，發展女性主義觀點。由於男女兩性在生活中互動緊密，女性自覺觸發了男性自覺，因而產生了男性研究，如美國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曾成立男性與女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n and Women Studies）。1985年後，美國討論新男性的書籍開始暢銷，國內也有譯本，討論新男性的文章受到傳播界注意【注釋6】，同時也引發男性反彈。
五、兩性合作期：檢討性別角色兩極化的缺失後，男女以平等個體來建立合作包容的兩性社會，個人的人格發展和社會的價值觀都注重平衡包容，而非兩極對立，被父權文化視為女性弱點的人格特質，如體貼、和平與寬容得到肯定；反之，競爭求勝不再受到禮讚。對部分女性主義者而言，這是婦運的理想境地。
階段理論描繪出婦運發展的大方向，也能合理解釋性別政治的諸多現象，適用於婦運初期。只是立基於本質論【注釋7】的性別認同，未能充分顧及性別的內部差異，不足以解釋婦運內部的矛盾。特別是在女性主體性日趨明朗的抗議期和女性中心期，婦運開始壯大，卻同時走向分化，參與者往往因認知不同而在策略選擇上出現歧見。因此婦運面對的不只是如何建構男女平等、合作的文化，也需要學習看見並尊重個別的差異：年齡、族群、出生地、語言、宗教、性別認同、性傾向……，才能建立合作的社會。不過不論個別立場為何，對既有父權體制的不滿和女性主體的建立，仍是婦運發展的必要條件。
政治機會結構與資源動員
根據歷史經驗，當政治結構鬆動或政治體系重組時，往往會給予社會運動較大的活動空間，塔羅（Tarrow, 1983）等人曾指出締造和制約政治抗爭的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由以下三個要素組成：一、政治體系對於社會團體的開放程度；二、政治體系執政的不穩定性；三、支援團體的存在與否。這三個要素對於婦運的產生及其政策面的成敗都有決定性的影響，關係到婦運的政策目標是否達成，以及運動的代表性是否受到公眾認同。然而婦運的歷史並不純然取決於外在的政治環境，運動內部的資源，如領導、組織、動員能力等，亦不容忽視。其中最重要的意識型態，不僅左右婦運的發展方向，決定婦運內部的團結與分化（Shtob, 1987: 194），也直接塑造領導方式和組織型態【注釋8】。
因此，對於婦運而言，政治機會結構論和資源動員論僅有助於評估政治目標的達成，亦即在現有體制內爭取資源和權力重新分配的成效。而婦運在文化和心理建設層面更根本的目標：文化常模的重建，對身體、欲望、自然的重新省視，則需從個體自覺和實踐、集體認同的建立方面著手。從表面上看，這些領域展現靜態、自省的特色，不致引起政治衝突，也不屬於運動型態，然而女性自覺所可能激發的政治需求，及個人態度和行為的改變，實則具有重塑婦女和國家／婦運和社會關係的潛力，是研究者和運動者不可忽視的一個面向。
性別政治VS性欲政治
1980年代女同志研究興起前，女性主義理論並未刻意區分性別政治與性欲政治，對異性戀文化常模的習焉不察，使得女性主義者假設性別與性欲必然關聯，以致自動將性別理論延用於性欲解釋。魯冰（Gayle Rubin, 1949-, 1975: 166）在早年名著〈交易女人〉（“The Traffic in Women”）中，將性（sex）視為「性別認同、性欲望與性幻想、童年的概念」的混雜體。但到了1984年，魯冰（1984/1994:33）雖仍承認「性別（gender）影響性欲系統（sexual system）的運作，性欲系統也呈現性別特色，」卻在〈性的雜想〉（“Thinking Sex”）一文中首度提出，二者雖互相關聯，卻非一體，而是兩套涇渭分明的社會實踐，故在分析上應予分離，以正確反映二者互不相屬的社會存在。
從女同志研究與實踐的立場來看，如此區分有其理論上與政治上的必要。女同志不僅因女性身分受到壓迫（性別歧視），也因性欲出軌而和男同性戀、跨性別者、性工作者等同樣受到性歧視。由於是兩套不同的社會系統，性別歧視的消除並不必然導致性歧視的消除，故單憑女性主義不足以解決女同志的困境，必須發展出其他批判工具和思考方式，在性別面向外尚需加入性欲面向。
女同志觀點的浮現，增加了女性主義研究和思考的向度，在父權體制的權力關係外，楬櫫了異性戀機制對女人的制約，特別是在身體和性欲方面。若說父權體制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力的分配將女性置於權力關係的下層，異性戀制度則更進一步將個別女人置於個別男人監控之下。分析婦運議題，特別是1990年代後的議題時，將性欲政治從性別政治中抽出並列，將有助於理解婦運在性欲及身體自主權上所遭受的特強阻力，突顯異性戀父權體制的運作，進而規劃因應策略。
當代臺灣婦運的政治論述正反映此二大主題。性別政治關注女性（性別）身分在公私領域的弱勢位置，積極爭取工作權、教育權、財產權與參政權。而隨著婦運進程推移，女性權利／力意識提升，工作權內容一步步由平等工作機會、同工同酬、家務分工發展到同值同酬；教育權則由相同就學機會（如提倡女性教育權），演進至消除教育中的性別歧視（如男女學生課程和師資相同），以至於積極推動性別平等的教育內容（如修改教科書內容，避免性別刻板印象）；財產權由保障女性在婚後仍能擁有自己財產的所有權和管理權，演變到爭取家務有酬的立法；參政權則不只以得到投票權（利）為滿足，更進一步爭取女性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力。
性欲政治則與女人的身體自主權密不可分。五四時期，爭取婚配自主曾是婦運的主要議題，甚至有人以死相抗。今日臺灣更切身的議題，則涵蓋生育自主權與身體欲望，前者關係女性能否主控己身的生殖力：要不要生？生幾個？何時生？墮胎合法化與代理孕母等，都是法律層面的具體議題。而身體欲望，則包含兩個面向：一、避免成為受害者：父權社會的女性身體往往被塑造／定位成男性（權力及性）欲望的對象，女體淪為男性欲望的客體和受害者，甚至其受害經驗也往往被性欲化【注釋9】。婦女運動的目標之一，便在揭露和消減女性作為男性欲望受害者的處境。二、開發女性的主體性：開發女性欲望的能動性和主體性，促使女性主動探究、獲取和表達快感，由欲望自主達到身體自主、人格獨立，以致成為自主的個體（表一）。
婦運發展有其階段性，初期爭取平等權利，以男性為標準，力求相同的機會與地位。藉由立足點平等，如同工同酬、同質教育，建立女性主體，發展女性意識。之後進一步在此基礎上看到不容忽視的個人或群體差異，衍生出更細緻多元、但也可能更分裂的性別政治。故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的軌跡從著眼於同以至於看見異，不論早期的同或晚近的異，都意味著女性意識的深化。
性欲政治則不僅受限於女人的社會處境，受到經濟、文化、政治環境的制約，更涉及性伴侶間的親密互動。當大多數異性（甚至同性）性伴侶間仍充滿了宰制與附庸關係，女性氣質被定義為男性的負面，而女性個人或群體間的差異尚無機會浮顯時，女性性欲的社會建構往往落入以下幾種可能：
一、成為男性性欲的承載者；
二、仿男性性欲；
三、為迴避宰制與附庸的互動方式，而拒絕進入異性戀關係，選擇女同性戀做為女性主義的實踐（激進女性主義中的分離主義）；
四、否定性欲，選擇成為終身的獨身者；
五、在體制的縫隙間，從事個別、暗中的反抗，私下交流經驗。
女同性戀者的主體性經由女同志運動得以壯大，其他幾類則未形成組織性行動，尚未彰顯運動能量。
性別與性欲間存在著密切的辯證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性別規範了個人的性傾向、性習慣以及性關係中的權力配置。婦運經由性別政治，為女性在公領域爭取資源和位置，也開拓了女性在性欲政治的議價空間，以性別主體建立性欲主體。例如，經濟獨立和教育程度提高，使婦女享有較大的行動自由和婚配自由，較易近用醫學和法律資源，而擁有更多選擇。另一方面，女性在獲得較大身體自主權後，也有益於性別主體的茁壯，例如，對生育有較佳的控制能力後，在工作、教育和參政方面也更具主動性和行動力。因此性別政治的影響必然及於性欲，性欲政治至今無法脫離性別的權力分配；但性欲政治的轉變也挑戰到既有的性別權力關係。
婦女運動推動變革，牽涉深廣，若略有成效必遭受既得利益者的抵抗，在運動內部也可能引發利益衝突。性別政治的協商與抗爭場域，除了家務分工以外，多半落在公領域的範疇，可援引已廣為民主社會接受的人權、平等觀念，在理論上較少受到排斥。性欲政治則因直接涉及女人的身體和生殖，此二者一向是父權國、家和男性個人展現權力的場所及監控的對象，加以其運作場所私密，公權力不易伸張，人權與平等極易隔離在外。因此除婦運初期與男性利益較一致的婚配自主權外，其他有關身體與欲望的議題與策略，在婦運內外都爭議不斷，屢生歧見。1980年代的墮胎合法化、色情與選美，1990年代的性騷擾、性解放、性工作及通姦除罪化、2000年後的代理孕母爭議，都體現性欲政治之複雜。
注釋：
1 班昭的傳世之作〈女誡〉常被指為父系代言。例如陳東原（1977）。
2 參閱顧燕翎（2018）「第三波全球婦運台灣不能缺席」http://feminist-original.blogspot.com/2018/03/blog-post_23.html
3 參閱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7_Women%27s_March
4 1991年美國布希總統提名湯馬斯（Clarence Thomas）為大法官，其昔日助理、時任法學教授的希爾（Anita Hill）指稱曾受其性騷擾。希爾通過測謊，但湯馬斯拒絕受測。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公聽會現場，經電視轉播到全美家庭，觀眾看到十四位清一色男性委員對希爾毫不留情的敵意。事後湯馬斯受到任用，希爾卻失去教職。七位女性民主黨眾議員公開遊行抗議，也無人理會。此事件點燃了女選民要求改變的怒火，也掀起了次年女性國會參選的浪潮。選後女議員增加到五十五位（10.3%），也創下兩位加州參議員皆為女性的紀錄。2018年類似劇情再次上演，川普總統提名的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受到史丹佛大學教授福特（Blasey Ford）指控曾經性騷擾，仍獲得終身任用，不過福特雖也受到攻擊，卻未因此失去教職。同年的國會選舉，女性參選和當選再創新高。
5 男性社會往往把女性性別角色看得比職業角色重要。在1980年代數位女性民意代表曾私下對作者表示，她們參與競選，除了必須符合男性民意代表的標準外，還得先安排好一個無懈可擊的家庭生活。國內外對於女性角色的研究也多有類似結論：不論男女都對於女性在不同角色層面持有相異、甚至相衝突的態度，例如在家庭地位之從屬性層面，態度偏向保守，而在勞動力參與層面，態度則近乎平等。換言之，在家庭內以情感取向要求女性，在勞力市場則是工作取向。亦即「齊家治國，一肩雙挑。」（參閱伊慶春，1982；呂玉暇，1980；李美枝，1984；Cherlin, A. et al.）
6 例如由美國Singet公司出版之Dr. Herb Goldberg之系列著作：The Hazards of Being Male及The New Male Female Relationship都成為暢銷書，國內也有譯本《新男性》及《兩性關係的新觀念》，分別由婦女新知及允晨出版。此外《張老師月刊》（1985/12）、《中國論壇》（1986/5/10）、《聯合報》（1987/3/2）都曾刊登討論新男性或新男性主義的專文。
7 本質論意指男女各有其天生的、內在的生理、心理差異，展現於身體外表和行為，無法改變，因此男女各有其天職與本分。男女天生有異的觀念影響深遠，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受到女性主義者挑戰。（參閱《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顧燕翎主編2019）
8 Carden（1974）將與美國婦運有關的個人和團體劃分為以下五類：(1)婦女解放團體：由六至十二人的年輕女性組成的小規模自覺團體，分享親密的、個人的感覺，探討社會力對個人行為的塑造，及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其中僅有一部分發展出社會行動。Freeman（1975）認為此類團體無正式組織結構，反對權力階層化，團體間亦甚少聯繫。(2)女權團體：如全國婦女組織（NOW），有大規模、層級化的全國性組織與政策導向。(3)同情婦運的個人。(4)傳統婦女團體，女性主義復甦（第二波婦運）前即已存在，如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女選民聯盟（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這些團體曾有過女性主義目標。(5)婦女解放和女權團體存在後產生的女性利益團體，如女性職業團體、專業團體內的婦女組（caucus）等，以保護和爭取特定對象特定婦女的權益為主旨。Carden及Freeman都將第一、二類定義為婦運團體。不過後三者都可視為婦運的支持者或潛在支持者。
9 如色情片中充斥的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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