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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贝尔·胡克斯昨天(2021年12月15日)去世,仅以我多年前写的文章向她致意–沈睿 

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是一本极为通俗易懂的小书。根本上,这是一本用人人皆懂的语言写的一本女权主义宣传小册子。这本小书力图用直捷明了的方式把女权主义的、特别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勾画出来,全面地阐释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激进的思想的基本论点。

把这本小书翻译成中文,因为我希望能介绍女权主义中最激进的声音,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女权主义理论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合理性,在哪些方面有乌托邦的想象性。由于“女权主义”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语境中的负面意义,很多人提起女权主义而立刻面露拒绝之色,好像女权主义是洪水猛兽,让人恐惧和厌恶。[1]

我完全理解这种情感性的反应,虽然我不得不说这种反应本身是因为对女权主义缺乏了解。很多反对或厌恶女权主义的人,他们几乎没有读过任何女权主义的书或关于女权主义的书。他们“本能”地反对女权主义。这种“本能”,我只能善意地提醒有自我反思能力的读者,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塑造的反应,并非任何人的生理本能。

研究与事实都证明,我们对很多政治文化议题的“本能”反应,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塑造的结果。比如,在疯狂革命的时代,听到“马列主义理论”,很多人会尊敬与崇拜,但是今天马列主义理论,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那种似乎本能的尊敬已消失。

对女权主义的恐惧和厌恶,在中国的语境里,除了中国的两千多年的歧视女性文化的影响外――中国文化是一个患有强烈的“厌女症”(misogyny) 的文化,――还有对1949年以来的有组织的女性解放的政治宣传的反感和反动。这种对某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感,导致很多人对自己以女性解放为标准的女权主义的恐惧和厌恶。

贝尔·胡克斯是美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之一。她的思想对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她同时也是一个卓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作家和教育家。她著作等身,以对种族、性别、阶级和文化的关系分析著名。她不予余力地批判她所定义的美国“白种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文化”(1989年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顶嘴:思考女权主义,思考黑人》中所提出),以独特的视角看待美国社会和文化,洞察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对认识美国社会和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2014年10月的贝尔·胡克斯)

她也是二十世纪末美国跨越学院和公众两界都非常成功的学院-公众知识分子之一。她对美国社会种族、阶级的分析至今还是学院讨论的主要议题。她的小说、诗歌和其他以通俗的语言写的女权主义理论也广泛地被非学院读者阅读。

贝尔·胡克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在加州大学圣·克卢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多年来她在多所大学执教,先后在南加州大学、欧柏林学院、耶鲁大学、纽约市立大学作教授,是纽约市立大学“杰出英文教授”。从2004年起她回到家乡,美国南部的肯塔基州的一个私立自由文理学院,博睿雅学院 (Berea College),作驻校作家,同时兼课,开始了她生命中的新的历程。

贝尔·胡克斯并不是她的真正的名字。她的真正的名字是葛劳瑞娅·晋·沃特金。她以她太祖母的名字贝尔·胡克斯为笔名,并且在写名字时不按通常的规则大写名字的头第一个字母,目的之一是表明她与先辈女性的本质联系,之二是“重要的是我的书的内容,而不是谁写的书”。以小写名字而表明自我的不重要,她的这种与主流文化抗拒的姿态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也遭到很多质疑。

到2007年,她已经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主要的著作有《我不是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1981);《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1990);《教导逾越边界: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1994);《胶片与真实:电影中的种族、性和阶级》(1996);《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激情的政治》(2000);《我们真酷:黑人男性与男性气质》(2004);《灵魂的姐妹:女性、友谊和实现的满足》(2005);以及《见证》(2006)。

值得注意的是,在贝尔·胡克斯的著作中,有三本特地给孩子们写的书。她非常关注为青少年和一般读者写作,虽然她可以写非常理论化的学术著作,但是她也坚持写为大众阅读的理论书籍。她自觉地采取为非学院读者写作的立场,挑战美国女权主义主要发生在学院里的现实。她认为学院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的自杀之路。真正的女权主义必须加入改变社会现实的努力。她自己就是改变和参与现实的女权主义者之一。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演讲者,在美国各地演讲,宣传女权主义思想。她同时还参与了很多纪录片的拍摄,在纪录片中分析美国社会和文化现象。

她的书和电影获得过很多文学奖励和提名。其中,《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获得美国图书奖(1991);《我不是个女人吗?: 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被1992年的《出版家周刊》评为“上二十年对美国最富有影响的女性写的二十本书之一”。她还被美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杂志之一《大西洋月刊》评为“我们国家的主要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激情的政治》这本书语言通俗,是给对女权主义理论所知不多的一般读者写的介绍性读物。书的主要理论因此都是框架性的,勾勒了女权主义理论的整体关注议题,特别是勾勒了最受争议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立场和论点。书虽然不厚,内容却非常丰厚,美国女权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都面面俱到地涉及和讨论了,并有自己的建议和结论。

这本书回答的一个总体问题是“什么是女权主义?”“怎样实践女权主义?”回答的方式是把女权主义理论分成具体的议题,以简洁的但不是过于简化的方式对每个议题进行考察,讨论。胡克斯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消沉很大原因在于女权主义的学院化,因此,她写了这样一本非学院写作的女权主义宣言。

由于她的激进的立场和不拒不挠的声音,她也倍受争议,遭到很多批评。她是美国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下文中我将详细地介绍胡克斯的生平和著作,同时讨论她的理论的意义。

谁是贝尔·胡克斯?

葛劳瑞娅·晋·沃特金于1952年9月25日在南方肯塔基州一个乡村小镇里出生。她的童年和家庭对她成长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有很强烈的影响。她是七个孩子之一:六个姐妹,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一个清洁工,母亲在白人家里当女佣。家中虽然女性占绝大多数,但是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她的性别意识觉醒有很大的作用。她的弟弟有自己的房间,有很多小葛劳瑞娅和姐妹们没有的特权和权力。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黑骨头:少女时代的回忆》(1996)里,她描写家里的生活,描述她成长的过程,描写那个黑白隔绝的社会时代。

母亲忍辱负重,虽然母亲是家里的灵魂,但是父亲是家里的一家之长,统治一切。葛劳瑞娅的外祖母也住得不远,外祖母是一个坚毅的人。所以父亲常常在家里宣布自己决不会让自己的老婆像她的父亲那样让自己的老婆主事,他要好好地管教老婆。他有意无意地跟自己妻子娘家较量,担心自己失去权力。目睹家里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成长的时代,在她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之前,她就体验到了并质疑传统的性别权力的模式。

成年后她这样回忆,“我不记得第一次听到女权主义这个词或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了。我清楚地知道,就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开始对性别角色感到怀疑,我开始看到被‘制造’成一个女性的经验与被‘制造’成男性的经验是不同的。也许我有极强的这种意识是因为我的弟弟是我的长期的玩伴。我用‘制造’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家里,性别角色非常明显地是构建的,那就是几乎人人都同意,很小的孩子几乎都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身体。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用社会构建的不同把我们制造成小女孩小男孩的过程,小男人小女人的过程。”[2]

除了家庭之外,葛劳瑞娅生活的黑白隔绝的社会对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她出生的小镇那个时候还是黑白分隔的,她生活在一个全是黑人的社区里。白人只是一个标志着危险概念和符号,并不出现在街上,到了中小学的时代,她上的是全黑人学校。一群尽心尽力的老师们,大部分都是单身的黑人女性们,帮助塑造了她对有色人种的自我的认识。小葛劳瑞娅非常聪明,深受老师喜爱。一个老师在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对她说,“你很有天分,你被放到这个地球上,是要用你的知识做点什么的。”

这种对她的信心给了葛劳瑞娅很大的激励。由于黑白隔绝的生活环境,种族的概念并不强烈。这种种族概念的缺失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了巨大的改变。六十年代末期,肯塔基州要求所有的学校都黑白混合。她离开小镇,到一个黑白混合的学校。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经验。与白人高中生们混在一起,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格外敏感。因为是黑人,老师们不特别关注她的精神和智力成长。她感到丧失的痛苦,感到作为一个黑人的痛苦。

多年后她继续回忆,“我对那段时间记得最深的是一种丧失的感觉。把记忆留在身后、把我们的学校留在身后、把我们热爱和珍惜的地方留在身后、把那给了我们荣誉的地方留在身后,是极为痛苦的。那是我成长所经历的第一个最大的悲剧。”

很幼小的时候,她就发现了诗歌。她自己回忆,这种对诗歌的热爱来自于童年在教堂里的体验。葛劳瑞娅生活的南方,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她从小就跟父母上教堂。在教堂里,她用韵律和诗歌的形式背诵《圣经》,唱圣歌。到十岁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写诗了,她朗诵诗歌的能力在小镇上几乎人人皆知。

她这样描述诗歌在她早期生活中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劳动阶级的家庭里,诗歌是绝对受到尊重的一种文学表达。当停电的夜晚,当暴雨袭击的时刻,我们都坐在点燃着蜡烛的起居室里,进行才华表演。我背诵诗歌,华兹华斯、詹姆斯·维尔顿,兰斯顿·休斯,伊丽莎白·布朗宁,爱米丽·狄肯森,关德琳·布鲁克斯。白人作家的作品在学校和走门串户的推销员卖给我们的家里的书架上的伟大作品选集里到处都是,黑人的诗歌则需要找才能找到。”对诗歌的热爱给了她一个声音,也给了她对语言的敏感。贝尔·胡克斯的语言简洁、直捷、美丽、富有表达力。

她写诗,发表诗歌,同时写分析文章。上大学之后,在发表她的第一本小诗集《我从不哭泣》的时候,她决定采用一个笔名。一个原因是因为本镇也有一个女性名字与她重名,她不想引起误解。另一个是她的个性使她与众不同,很小的时候她喜欢说话带脏字,喜欢骂人。

一次她在街头的小店里买泡泡糖。她跟一个大人顶嘴。“我还记得那种惊讶的表情。一个嘲笑的声音告诉我,我一定与贝尔·胡克斯有亲戚关系,贝尔·胡克斯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一个不怕跟别人顶嘴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葛劳瑞娅的母系的太祖母。

在一篇谈及自己笔名的文章《给葛劳瑞娅,她是谁?:关于用假名字》里,她这样写道,“葛劳瑞娅本是要成为一个甜蜜的南方女孩子,安静,服从,招人喜欢。她不该有我母亲家中的女人的野性的特点。”但是葛劳瑞娅决定继承贝尔·胡克斯的拒绝服从、意志顽强、勇敢无畏的传统。以笔名“肯定我与我的敢说敢做的女性先辈的联系。”从此,葛劳瑞娅自觉地成为了贝尔·胡克斯。“我用笔名的多种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构建一个作家身份。这个作家将挑战和压倒要把我从说话引向沉默的种种冲动。”要发出声音,要说话,要顶嘴。这就是贝尔·胡克斯。

“顶嘴”:不屈不挠的声音

贝尔·胡克斯的所有著作都有这种“顶嘴”的特征:论战性的、挑战性的、激发起火花四溅的争论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当她离开南方的小镇第一次乘飞机飞往西部的加州,到斯坦福大学上学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害羞的不到十七岁的南方黑人女孩子。她获得了奖学金到这个白人占主导的常春藤学校上学。在这之前,她没有乘过电梯,没有乘过城市里的公共汽车,没有乘过飞机。

离开肯塔基熟悉而习惯的黑人社区来到一个学术圣地,贝尔·胡克斯极为激动,她热切积极地参与了当时席卷了美国校园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上课,开会,参加全是女性的晚会,但是,就是在这些活动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弱点和不足也暴露了出来。“就在我选的第一批妇女研究的的课程中,就是悌丽·奥尔森教授的课程之一,我开始注意到讨论中的关于黑人妇女材料的完全缺失,我感到与那些庆祝‘姐妹情谊’的巨大的白人女性群体的隔绝和陌生。”[3]

这种最初的失望变成了追求知识的努力,变成了贝尔·胡克斯对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把种族主义问题带进女权主义运动思想讨论之中。始终如一地批判种族主义。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她以“顶嘴”的方式,抵抗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以自己的独特的声音成为女权主义思考的声音之一。

这就是她写作她的第一本书《我不是一个女人吗?》的动机。那时她19岁,与男朋友住在一起。她在斯坦福大学上学,同时也在电话局里工作。她积极地参与女权主义运动,选学很多与女性有关的课程。在课堂上当学生和教授们讨论女性的问题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现实与白人为主的女权主义理论谈论的现实有很多不同之处。她试图找到谈论自己生活现实的理论,但是,讨论分析黑人女性生活现实的书少之又少。她的男朋友,一个黑人知识分子,鼓励她写出自己的书来。她开始动手写这本书。六年里这本书写过好几个草稿,她写来写去,并不是写作困难,而是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可以跟女权主义理论“顶嘴”的方式,找到自己不屈不挠的声音。

这是一本越写越短的书。贝尔·胡克斯后来回忆到,“最初的稿子非常长,十分重复。以批判性的眼光看,我看到我要与不同的读者说话――黑人男性,白人女性,白人男性等等。我的写出来的文字是在解释,在讨好,在宽慰。我的文字蕴涵着一种对说话的恐惧,这种恐惧好像是在等级制度里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的说话的方式。”最后,贝尔·胡克斯终于找到了自己说话的方式,“那些我直接与黑人女性说话的段落包含着我觉得最真实的我的声音。就是在这些段落里我的声音大胆,勇敢。”也就是在这样的声音里,葛劳瑞娅最终成为了贝尔·胡克斯。

《我不是个女人吗?》这个题目是从十九世纪黑人女权主义者苏哲娜·楚思的一篇演讲中借用过来的。这个题目本身标志着胡克斯与黑人女权主义历史的关系。在这本书里,胡克斯向历史和现实中的、女权主义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中所持的黑人女性的位置的观点挑战。她特别指出在黑人解放运动中,黑人男性领导们赤裸裸的对待女性的性别主义态度和立场。她同时也指出,这种性别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与黑奴制度中黑人把美国父权制思想价值内在化有紧密的联系。她还批评某些社会学家的对黑人社会家庭文化的分析,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力克·莫伊尼罕的论点。莫伊尼罕曾在1965年提出了一个报告,分析黑人家庭状态《黑人家庭》,提出黑人男性由于经济机会的限制,心理上已经被损伤,导致很多黑人家庭是母系统治的状态。胡克斯反驳说,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母系统治”这个词中所含的权力,黑人女性,不管这些女性是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从来没有拥有过,因为黑人男性并不把经济能力看成是自己的男性气质的表现。

在批评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同时,胡克斯也分析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妇女权利运动中白人是怎样有意地把黑人女性关在这个运动之外的。她用历史事实揭示说,尽管有白人把黑人女性关在门外,黑人女权主义者们对这个运动还是做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她也批评当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白人女性的傲慢。她指出,这些白人女性“邀请”黑人女性加入女权主义斗争,显示出她们认为女性这个词指的只是白人女性,其他种族的女性, 对白人女性来说,只是“他者”,好像不是人,不是女人。在结论里,贝尔·胡克斯激昂地号召黑人女性参与当代女权主义运动:“我们支持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黑人女性是先锋。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姐妹开拓道路。”

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出版社。有些出版社出版讨论种族议题的书。有些出版社出版反对性别主义的书,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冒险出版一本把两个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书。最后,贝尔·胡克斯被介绍给南端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也是出版了这本《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出版社。1981年书一出版就成为讨论女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经典。十一年之后,出版家周刊还把《我不是一个女人吗?》列为“二十年内美国最有影响的女性写的书籍。”

可是,贝尔·胡克斯的“顶嘴”当时招来的却是批判和抵触。特别是学院内,很多学院知识分子,特别是白人女性知识分子对贝尔·胡克斯强调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不满,因为贝尔·胡克斯批判的就是她们的盲目和偏见。与此同时,一般读者,特别是黑人女性读者,对这本书却抱有很大热情,认为终于有人代表自己说话了。很多黑人女性给贝尔·胡克斯写信,感谢她的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直到今天,这本书还在不停地再版。

这本书的出版使贝尔·胡克斯的名字成为女权主义争论中的一个提起来反应就激烈的名字。她的书往往引起很多争论。她的声音使很多人觉得不中听,很刺耳,因为书的声音是那个顶嘴的声音。

写作:在学院和公众话语两个领域

贝尔·胡克斯称自己是“黑人女性知识分子革命活动家。”她相信自己既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活动家。她坚持为女权主义的根本目的写作,那就是为结束性别主义对男女的压迫,为妇女的真正权力而写作。对女权主义理论学院化学术化,贝尔·胡克斯表示非常遗憾。她认为女权主义理论本身是行动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智力的活动和游戏。女权主义理论本身承担着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的责任,但是,女权主义理论学院中心化的结果是很多理论工作者和思考者为了获得学院内的等级制度的承认,思考的方向偏离女权主义的真正目的,思考的结果是用各种理论术语写的不清不楚的书,目的是用这些术语使自己的思考合法化,与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目的越来越远。

正是这样的出发点,贝尔·胡克斯的写作有非常清晰的特征:以易懂清楚的语言阐释自己的独特的思考。她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家和思考者,也是一个优美文字的诗人和作家,两者结合,她的理论书才华横溢,她的文学作品深刻独到。从八十年代起,贝尔·胡克斯开始她教书写作生涯,站在学院和公众两个领域,发出着自己不屈不挠的独特的声音。

1984年,贝尔·胡克斯出版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一书。这是一本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角度探讨女权主义理论的书。写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修正女权主义理论中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问题的倾向,为妇女解放运动指出新的可能和方向。贝尔·胡克斯说,“在早期女权主义运动中,我们发现接受性别、种族和阶级一起决定女性命运这个思想是容易的,但是如何以此来塑造和武装女权主义实践却是极为困难的。”[4]

为了一个可以使人人都能参与的运动成为可能,贝尔·胡克斯写了这本书,从十二个角度探讨女权主义的前途,探讨如何进行女权主义的实践。在书中,她把黑人女性放在探讨的中心,提出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是结束性别压迫,提出男性是我们结束性别压迫的同志。她还探讨了工作、教育女性、结束暴力等等议题,提出女性解放不仅仅是解放的问题,而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改变有史以来的性别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5]本书激情满怀,也成为一本女权主义理论的经典 。

五年以后,贝尔·胡克斯出版了一本新的书,书的名字就是《顶嘴:思考女权主义,思考黑色》。书的内容是很多短篇文章的合集。在这本自叙性的书里,贝尔·胡克斯讲述自己是怎样通过写作,通过话语发现自己的声音的。她说这是一本难写的书,因为要谈论自己,要把自己暴露在公众之中,要揭示个人的寂寞,丧失和悲伤。她谈到空开谈论自己需要的诚实的勇气。谈到顶嘴,她这样写到:

“在我成长的南方黑人社区的世界里,顶嘴意味着平等地与权威人士说话。意味着敢于不同意,有时也意味着有观点。在‘老派’的人看来,孩子意味着看得见但是听不见。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都是老派人物。你是个孩子,你让别人听见你,就是要自找惩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打你的手背,扇你的耳光,拧你的胳膊和腿。在一个人不该说话时说话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一个冒险和胆大的行为。…正是在女人谈话的世界里,(男人通常不说话,或者不在)我的心里升起了要谈话的渴望,要发出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声音,还是一个可以被认出是我自己的声音的声音。为了发出声音,我要说话,听我自己说话,与我自己说话,在大人的说话声音的空隙里,问那些与我无关的问题,没完没了地问问题,说个不停。不用说,对我说话行为的惩罚也是没完没了的。他们的目的是让我安静,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如果我是男孩子,他们可能会鼓励我说话,相信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牧师什么的。对爱说话的女孩子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未来的召唤,没有合法的对说话的奖励。对我顶嘴的惩罚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压抑我可能会创造自己的话,这种话是应该被压制的,因为这样“女人的言论”才会出现。[6]

这样的生活经历对很多女性来说并不陌生。贝尔·胡克斯代表的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女性。写作是逮住声音的一个方式,是抓住声音,把声音紧紧地攥住的方式。贝尔·胡克斯提倡写作,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鼓励每一个女性写作,以与主流话语顶嘴的方式,介入谈话,找到自己的声音。贝尔·胡克斯在另一篇专门谈到写作的文章中谈到自己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寻找词语之中的光,”目的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与主流社会顶嘴的方式。[7]

生长在黑人的小镇上,写作是一种不可能,但是对词语的渴望使她迷恋每一个写字的可能。日记是她最初的写作,虽然日记并不被看成是写作。这种自白性自我反思性的写作是她记录她不太敢正视的现实方式,是她的个人证词。后来因为害怕被别人发现她所写的东西,怕别人认为她不正常,她把日记都毁掉了。她回顾说,“那些不间断的日记写作的年岁对我后来成为一个作家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自白性写作的领域我能够发现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发现自己的声音和社会设定,也就是说,需要藏起来,涵盖起来,隐蔽起来的这种社会设定之间,还是有很强的让人恐惧的紧张关系。结果最终是我把日记都毁掉了。”胡克斯的经验对很多生长在压抑女性成长的环境中渴望写作的女性来说,实在太熟悉了。

从1989年起,贝尔·胡克斯几乎每年都出版一本新书。有小说、自传、诗歌、也有理论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她极为勤奋和多产。她自己说她几乎每天都读一本新书。因为在大学里执教,她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到文学、电影、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作为一个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院教授,贝尔·胡克斯努力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耳中。她相信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改变这个世界,把世界改变得更美好。2003年出版的《不被束缚的声音:12位美国女性知识分子》一书对二百年来美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分析和介绍。书中是这样评价贝尔·胡克斯的:“毫不奇怪,贝尔·胡克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学院教授。

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和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的再现》说的一样,胡克斯也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创造性的思考者、在思想领域中的探索者,能把自己推到思想领域的极限边缘,超越极限和边缘’,就在这样的地带,知识分子对传统和教条提出挑战性的问题。”[8]

1990年的著作《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是一本文化批评文集, 从后现代理论、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性别和种族的政治的角度探讨大众文化以及文学、电影中对黑人形象的再现。虽然黑人形象在逐渐改变,但是,在后现代的美国社会里,很多黑人更感到异化和隔绝。这种心理的异化导致他们渴望改变,渴望黑人的真正解放。在书中,贝尔·胡克斯强调黑人的自我实现的重要性,强调黑人的互相支持和团结,强调要赋予自己以力量。这些文章,如贝尔·胡克斯的其他文章一样,文笔犀利,分析深刻,激情满怀,是一本重要的有真知灼见的文化批评著作。

1991年出版的书《掰碎面包:起来反抗的黑人知识分子生活》是贝尔·胡克斯和美国另外一个著名的黑人男性知识分子科奈尔·维斯特就黑人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的位置和作用而展开的对话。胡克斯和维斯特两个人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对美国的黑人研究都有卓著的贡献。胡克斯是文化批评家,维斯特是哲学家,他们之间探讨性别,种族,黑人知识分子问题等等,对如何重建黑人文化和社区有很多真知灼见。胡克斯把这些对话看成是黑人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的证词。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对黑人的消费、对黑人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黑人的民族主义等等都进行分析,他们希望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是黑人男女共同合作的榜样。

1992年她出版了专门探讨黑人在文学和电影中的再现的专著《黑人的样子:种族与再现》,通过对文学和电影的解读对黑人形象做了很具体的分析。贝尔·胡克斯自己说,“这些分析文章是我的反抗的姿态,是我把再现的形象推向极端的政治斗争,是我找到表达我所看到的一切的语言的斗争,特别是我想找到的抗拒主流的方式的斗争。面对很多我看得出来可是很多大多数老百姓相信的事情其实是虚幻……严厉的批评性的质询是能够穿透否认的城墙的唯一的实践方式……。”高度的责任感使胡克斯不愿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积极行动,对电视电影上的黑人形象进行分析。针对某些黑人形象与肤色的关系,胡克斯提出热爱黑色是一种政治抵抗的行为。为自己的种族骄傲,构建有尊严的自我,与有历史传统的贬低黑色的白种文化做斗争。

《姐妹们的甜薯:黑人女性与自我发现》1993年一出版就赢得好评,本书继续为贝尔·胡克斯赢得美国最出色的黑人知识分子之一的名誉。今日这本书成为美国非洲裔美国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的主要经典。在这本书里,胡克斯检验黑人妇女的情感是怎样被日常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伤害的,从工作、美容、伤害、上瘾、性欲望和与自然的隔绝等方面,胡克斯检验当代文化与黑人女性的关系,建议自我发现的种种办法,建议如何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消费性的资本主义做斗争。这本书是为平凡的黑人妇女写的,从生活小事出发,贝尔·胡克斯希望能帮助每个黑人女性获得认知自我的力量。

九十年代,除了关注黑人形象在文学、文化产品中再现的问题、提倡黑人文化和黑人文化本身的问题之外,贝尔·胡克斯还对教育进行研究,她格外关注教育问题,特别是教育的具体方式方法,在《教书是穿越: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1994)一书的开篇,她这样论述,“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是一种教育任何人都可以学的方式, 学习的过程对我们这些教书同时相信我们的职业是神圣的人是容易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分享信息,同时是分享我们的学生的知识和精神成长。”

本着这种态度,她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特别是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里进行教育。贝尔·胡克斯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一个会批判性思考的人能够发现自己,能够改变自己,也能够主动改变世界。胡克斯说自己对教育的具体方式的关注是自己的政治行动的表达之一。贝尔·胡克斯还针对对“课堂里的多元文化”问题,讨论了对这个概念的根本误解。她论证说,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与让每个人都在课堂里说个不停有根本的区别。课堂不是理疗的地方,而是发现自己的地方。

她对所谓的课堂民主――让每个人都说话――不以为然,相信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挑战。评论者对贝尔·胡克斯的论点表示赞赏。[9]贝尔·胡克斯对教育的关注在2003年的新书《社区教育:希望的教育方式方法》里继续发展,强调采用新的教育方式,通过提供希望来教育和促进每个人的改变,包括白人。

与此同时,贝尔·胡克斯继续对文学、艺术、影视中再现的黑人形象进行研究和批判。1994年的著作《不可接受的文化:抵抗再现》,1995年的《我心中的艺术:视觉的政治》以及1996年出版的电影评论集《从影片到真实:电影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化评论、艺术评论和影视评论集。

在这些书中,胡克斯的文化批评视角总是让观众对看成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有新的感觉,她不但向观众的习惯挑战,迫使观众正视他们没有正视的问题,而且试图为建设黑人文化提出建议和意见。她的这些书都是对大众流行文化,精英文化或电影电视中的黑人形象的反思。她通过分析,揭示这些形象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揭示这些关系是怎样制造出来,又被观众接受的。她向我们的艺术概念挑战,扩展我们对艺术的感觉和思考。

胡克斯认为艺术和影视再现和创造生活,并不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在这个前提下,流行歌曲、艺术和影视的作用很重大,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潜意识地在宣传观众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胡克斯因此分析很多电影中的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些电影的制作者大部分都是黑人艺术家。她评论并不是批评和赞扬,而是分析和阐释。这些书都被专业人士评论为“有洞察力、智识高超、引起思考”论文集。[10]

贝尔·胡克斯的回忆录《黑骨头:少女时代回忆录》是一本独特的回忆录,文字既是散文也是诗歌。在这本自传里她回忆自己从成长过程,试图为黑人文化留下历史的见证,虽然有的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本书过分地要讲一个黑人的故事,对黑人生活有理想化的倾向,[11]但是这本书同时也被评论家誉为是“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的自传传统的重要的补充。”[12]与此同时,贝尔·胡克斯写作了专门为儿童和少年阅读的著作。这些少年儿童文学表达了胡克斯对新一代教育的努力。

从新的世纪起,贝尔·胡克斯开始新的写作方向,一个是对爱的研究,一个是对黑人男性的研究。这些书代表了她研究的新成果:《关于爱的一切:新视野》(2000);《拯救:黑人和爱》(2001);《改变的意志:男人,男性气和爱》(2003),;《我们真酷:黑人男性和男性气》(2004)。

从这些书的题目上可以看出,贝尔·胡克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男性的自我意识和解放。她认为只关注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理论是片面的,女权主义理论要扩展到对男性的性角色和左右的研究上。我们需要男性和女性站在一起改变性别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而男性需要理解自己的位置和需要。这些书是对美国男性文化历史,特别是黑人男性文化的研究,不但有开创性的意义,本身也拓展和丰富了女权主义理论。对爱的研究,是贝尔·胡克斯对女权主义伦理学的新贡献。早期胡克斯的文字充满了愤怒,九十年代末以来她的写作里洋溢着理解、同情、原谅和支持。她指出,爱的伦理在现代社会里被个人主义代替了,而爱的伦理一直在社会正义运动中起着中心的作用。

胡克斯提出具体的方式来帮助人们以爱的伦理来合愈生活和世界的创伤,治愈社会的非正义,安慰我们自己的心灵。2007年,贝尔·胡克斯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对种植园文化的研究,一本还是关于爱。从2000年以来,贝尔·胡克斯的创造力继续增长,她现在几乎每年出两本书,她不用电子信,不上网,完全专注写作,创造力极为旺盛。2007年她出了新诗集《当天使谈论爱情》,标志着她在诗歌上的新的成果。

贝尔胡克斯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家之一。20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理论家》把贝尔胡克斯列为三十五位二十世纪改变了美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13]该书以哈佛教授康纳尔的话这样开篇介绍她:“贝尔·胡克斯对知识分子生活、美国文人和黑人思想的独特的贡献,在于她创造了一大批具有挑战性的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单独一个人的既对自己坦白直率,也向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各种非人的力量挑战的斗争。”[14]

贝尔·胡克斯对美国社会的批评是从多重角度进行的。她的批评声音尖锐而犀利。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批评美国社会中的性别主义,对文学、电影和大众文化中的性别主义倾向进行分析和批判。她的主要著作都是围绕着性别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作为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她对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也进行挑战性的批评。她不仅批判白人文化的种族主义,同样也批判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

作为一个出生于劳动阶级的学者,她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阶级在文化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坚持自己的边缘立场,向既存的理论进行挑战,既通过挑战检验理论意义和针对性,也帮助修正和提高这些理论。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边缘、全球与地方等等角度出发,贝尔胡克斯分析美国社会与文化,像一个勇士与多重敌人做战。她描述自己是一个“黑人女性知识分子,革命活动者。”这种自我描绘的革命立场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是很罕见的。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自传性写作与女权主义政治立场

从贝尔·胡克斯的出版第一本书到2007年,她已经出版了近三十本书。这些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胡克斯写作的个人自传性。除了她早期的理论书籍,在她的大部分书里,包括理论书籍,胡克斯的文字都有明显的自传性写作特点。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阐释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和观点。这种写作方式,她是极为有意为之的。在谈及自己的写作的文章里,她不只一次地探讨自己写作的风格与立场的关系,谈到自传写作风格与女权主义立场的关系。“在我最初开始写作女权主义理论的时候,我的写作里没有个人自白性。后来我开始把运用自白性的故事作为与各种各样的读者交流的一个策略。从一个劳工阶级的背景出来,我对可以与越多的老百姓交流越好的具有解放性的女权主义理论极为关注。通过演讲和对话,我发现无论什么种族和阶级的听众都相当愿意就复杂的理论议题交流,如果这些理论能以他们理解的方式提出来的话。运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一个思想,是在学院女权主义思考和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更为通常的性别话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本着这样的立场,她的写作呈现出强烈的自传性色彩。分析她的写作,可以看出,她的理论写作的自传性风格来自女权主义政治立场的几个方面。

第一,自传性写作是她的女权主义立场的表达。她的理论不是关在学院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而是立志与大众对话的思想交流。胡克斯早期是以她的《我不是一个女人吗?》等理论性学院写作闻名的。她发现学院内似乎认为理论就是干巴巴的,越干巴抽象越显得有水平。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是学院理论热潮的时代,从欧洲来的理论很多都充满了行话术语。女权主义理论也夹裹在其中,很多女权主义理论书籍充满了各种术语,非得内行的人才能理解。

胡克斯下决心与这种潮流对着干。她坚持反自我中心精英的立场。比如,胡克斯以理论书中有引言但不加注释而独树一帜。她的出发点十分直接:把复杂的理论以非学院语言与大众交流。大众并不关注你的引言的出处,所以没有必要以学院方式来把本来读起来很顺的书,用注释弄得磕磕巴巴的。(胡克斯也写非常学院规格化的著作和文章,那是专门给学院派写的)。

她的这种理论写作遭到某些学院派的非议。胡克斯反驳说,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并不以写作的抽象风格、夹杂各种名词和多种注释来显示。她说,批评性写作当然也是创造性的,那种认为学院理论和批判性写作不能带有创造性写作的活力,本身就是精英自我封闭的方式。她认为女权主义运动使我们的写作更为多样化,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不是随着已经存在的精英中心的标准亦步亦趋。

第二,自传性写作是胡克斯女权主义写作的策略。女权主义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理论为胡克斯以及每个人提供了探索个人自传性写作新的空间和可能。写出来或说出来对那些历史上被迫沉默的人来说是抵抗压迫的第一步。但是出色的个人自传性写作本身是一种艺术,并不是写个人的故事就一定容易和简单,虽然的确有很多容易简单的个人故事的存在。写作个人故事的目的并不是宣扬自我沉迷,自我迷恋, 胡克斯说,“我对自白性写作的最大的兴趣是当这种写作是一种可以使我们进入个人的领域并超越个人的领域的方式。”在她的写作中,个人故事是一个前奏,给读者提供她是谁,她在何处的方位,给读者一种可以自我联系的方式。特别是作为从劳工阶级出生的女性,胡克斯愿意以自己为例子,为非洲裔美国人做出榜样。

自传性的写作,被很多人看成是初级写作,特别是在理论中夹杂自传,有人认为这种写作方式使理论太容易与每个人的生活关联了,好像理论非枯燥不可,否则就失去了理论的严肃性。胡克斯反驳这种论点。她以里尔克的《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对为例,说明理论写作中夹杂自传体的力量。

胡克斯的少年时代,是里尔克的这本小书,给了她写作的激励。“我没有听过任何批评家贬低这些信的自白性质。各种各样的读者似乎都同意这些信丰富了我们对写作的理解。对创造性过程的理解。”“任何写作都是自白。”胡克斯以另外一个作家珊瑞·默拉咖的话为例,论证说,“女权主义对自白性写作的关注形成了一个文化语境,在这个语境内,过去和现在的女性的自传写作能够被承认和认知。如果误用自白性叙述,导致对这种式样的贬值,对当代写作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同样,胡克斯要求自传性写作要有艺术和技能,要有价值,不是任何自白性写作都有意义。因此她要求批评家要对自白性写作进行分析和批评,要有标准。“女性不应该害怕批评女性写作中的缺乏标准。纵容表扬那些没有感染力的、没有文学价值的写作,意味着这些评论家合谋在为女性写作的贬值,为未来的沉默,设立舞台。”

怀着这种责任感,胡克斯对女性自白性写作中的误区进行严格的批评。在分析一个名叫凯瑟林·哈里森的自传《亲吻》时,胡克斯探讨“自白的政治立场,”指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哪个性别的作家,在没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时,选择泄漏他或她的私人生活的事实,揭示他人生活的细节,都牵涉到伦理的问题。”胡克斯对那种为了名利而暴露的私人文学感到愤怒,认为自白的自由不是没有标准的自由,“珍惜艺术表达自由的作家和读者,应该批判性地反应――抵抗降低和贬低艺术真谛的潮流”。

第三,自传性写作是自我解放的步骤。在《写作自传》这篇文章里,胡克斯说,“对我来说,写作我成长岁月的故事与渴望杀死那个自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我却不必真死。我渴望杀死那个写作的自我。一旦那个自我走了,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我就可以容易地变成了我自己的我。”“通过写作自传,我不仅甩掉了这个葛劳迪亚(胡克斯的原名),而且甩掉了揪住我不放的过去,甩掉了让我无法生活在现在的过去。我不想忘掉过去,但是我想与过去一刀两断。写作中的这个死亡是解放。”[15]

过去是痛苦的过去,是生活在南方的黑人小镇上,由于热爱阅读,被周围的环境视为不可理解和疯狂的过去,写作让这个过去的痛苦喷发出来,化成了理解。自传性写作具有解放和心理治疗的力量,胡克斯认为。胡克斯因此鼓励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来写自己的故事。“每个女性自传性的叙述,当写得好的时候,其声音都具有更为有意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自我解放。

激进女权主义:“有远见的”女权主义

三十多年的女权主义运动对美国社会和生活有根本的改变。但是新的一代人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他们把女权主义对社会的改变和成果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保守的主流媒体的渲染下,女权主义被描绘成是反对或仇恨男人的运动,导致年青一代的女性不愿意被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2000年是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高峰。政治上美国人民选择了保守的共和党人为下一届总统,主流媒体丑化进步的力量,攻击女权主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贝尔·胡克斯写作出版了《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这本书。贝尔·胡克斯认为学习女权主义理论和历史是每一个人自我实现和行使自由的基本教育。她认为女权主义是“激情的政治”立场――任何一个向往自由、平等、爱都会采取的政治立场。

《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集中体现了贝尔·胡克斯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胡克斯命名她的立场为“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思想,区别于一般的女权主义思想。有远见,是因为对未来有信心和计划。胡克斯的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是包容性的理论,是每个人都能找到意义的理论。在《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中,胡克斯首先对什么是女权主义进行定义。她把女权主义定义为:“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这个定义很清晰也很包容。一方面这个定义明确指出,女权主义的敌人不是男性,而是性别主义。而性别主义不仅仅表现在男性身上,也表现在女性身上。现实是我们人人都在性别主义社会里出生、成长,我们人人都接受了性别主义的教育。为了结束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我们每一个都应该对自己的性别主义意识有警觉和认识。从这个定义出发,贝尔·胡克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女权主义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包括提高对性别主义的意识程度和认识,姐妹情谊,教育,女性身体、生育权利以及女性美,女性与阶级、种族、工作的关系,女性与暴力,女权主义婚姻观,性爱观,做父母的方式,阳刚之气,宗教,爱和全球女权主义的前景。胡克斯在分析这些议题的时候,总是从多面性考察,而不是简单的黑白划分。

比如,胡克斯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与女性之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既有被压迫的方面,也有压迫别人的可能。比如黑人男性可能在社会上受到种族歧视,但是回到家里,他就在家里以父权制的权力压迫黑人女性。黑人女性可能被种族和性别歧视所压迫,但是黑人女性可能有阶级力量,也可能在家里对孩子实行暴力压迫。在探讨家庭暴力时,胡克斯特别指出家庭暴力并不只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实际上很多家庭暴力行为是母亲对孩童进行的。父权制给与母亲权力来对孩子施暴。所以,家庭暴力是一个多方面关联的暴力。

贝尔·胡克斯并不认为男性是唯一的性别主义实践者,女性也同样是性别主义的载体。女性不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女性也可能是暴力的执行人,暴力的实施者。胡克斯提倡包容,她坚定地认为,没有男性参与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女权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结束性别主义,所以女权主义需要男女的共同合作。女权主义的核心是爱,她说:“如果男人和女人想要知道爱是什么,就得想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

因为没有女权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们缺乏创造爱的密切纽带的基础。” “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是智慧的、爱的政治。我们的立场的灵魂是要结束统治。爱不可能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扎根。”贝尔·胡克斯认为女权主义是要结束任何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真正的平等,尊重关系。从经济、教育、性别、性倾向到爱,两性之间的爱和同性之间的爱,父母与孩子的爱等等,胡克斯以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的目光审视这些问题,提出新的主张。

第二,胡克斯对女权主义运动也进行严格的批评。胡克斯希望以简洁的方式在这本书里勾勒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她坚信,女权主义是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一场革命,她呼吁创造新的包容一切的女权主义运动。这本书从十多个方面既论述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描述了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在探讨女权主义的力量发展的时候,胡克斯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错误毫不留情。比如,她批判女权主义运动初期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要求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问题代替其他阶级女性的问题。

当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希望到社会上参加工作的时候,其他种族的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早就工作了。贝尔·胡克斯提出,参加工作不意味着男女平等的实现。经济上的自足才是平等的基础。对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胡克斯批评运动内部的权力斗争,指出某些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自以为代表整个妇女,其实只代表他们的集团利益。她分析“姐妹情谊“是怎样逐渐瓦解的,指出乌托邦式的姐妹情谊不能持久。真正的姐妹情谊建立在共同的承诺之上,那就是为反对父权制而斗争,那就是放弃自己的阶级、种族特权。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建立的姐妹情谊才会强有力。

胡克斯还对女权主义理论学院化进行了批评。她指出,虽然学院化对推进女权主义思想至关重要,但它也同时制造了困难。那本来是直接从理论和实践里产生的女权主义思想,越来越不被注意。好像一大批女权主义思想家绑在一起,组成一个精英小组,专门写作只有那些“在里头”的人才能懂的理论。胡克斯愤怒地说,“女权主义理论开始住在学院的破房子里而与外部世界很少联系。”结果就是“女权主义学院化,其结果以非政治化、非激进化的方式,瓦解了女权主义运动。” 这是造成女权主义运动式微的原因之一。

第三,胡克斯画出了未来女权主义的蓝图。在每一章里,贝尔·胡克斯都从“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主张。胡克斯认为,女权主义实际上主要有两个派别。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革命派。改革派主要是有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构成。改革派是主流媒体所宣传的女权主义。她们要求的是在现行的父权制的体制内进行改革,使她们自己有更多的权力,比如同工同酬等,并不是真正地结束父权制或以一个性别压迫另一个性别的性别主义政治。

胡克斯提倡的是激进女权主义,“这种思想既不反对男性,也不只要使妇女有像男性同样的权利。”这种女权主义要求从根本基础上改变父权制,因为父权制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基础。具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相信每个女性都要与自己思想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这个内部敌人是我们内在化的性别主义。”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还要“创造出群众性的教育运动来教育所有的人什么是女权主义。”要运用杂志,电视,广播等等一切手段宣传女权主义的理论。未来的女权主义坚定地支持女性的生育权,女性追求美的权利,女性追求身体自然状态的权利。有远见的女权主义将和阶级精英主义决裂,未来的女权主义者应该住到低收入者的房子里去,“以女权主义原则创造的合作居住的房屋将展现出女权主义的斗争与各阶级的妇女的生活都有关系。”

胡克斯批评美国女权主义者们的沾沾自喜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号召“世界各地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日益增强超越种族、民族和国籍的团结。”有远见的女权主义反对暴力,不论是男人对女人的暴力,还是成人对儿童的暴力。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还提倡“一种新设想的男性阳刚之气”来教育男孩子和男人,关注男孩子的教育问题,培养没有性别主义思想的新一代人。在如何做父母的问题上,胡克斯相信父母在教育孩子上有同等的责任,强调“对男性作为家长在孩子的成长和性别平等中的作用,”不是把教育都推给母亲。

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还提出了自己的婚姻与性爱观,强调每个人都的自由和相互尊重的伦理观,性道德观,“真正解放的女权主义的性别政治立场将永远把女性的性主体当作中心。” 胡克斯说,“情欲的连接把我们从孤独与隔绝中拉出来,结成团体。在这个世界里,积极的性渴望的表达把我们连接成一体,我们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性实践的方式,这些方式肯定和滋润我们的成长。这些实践方式可能包括性放纵或独身禁欲,包括只选择一种性身份或选择在没有禁忌的欲望的领域内漫游,在相遇的火花和碰撞中与某个人相连,不管这个人的性别,种族,阶级甚至他们的性选择如何。”胡克斯认为,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的心脏是爱。“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是智慧的、爱的政治。我们的立场的灵魂是要结束统治。

爱不可能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扎根。”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还鼓励不同的宗教精神追求,“把宗教追求的实践和我们对正义和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胡克斯总结说,“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创造改变所有女性地位的策略,加强她们的个人权力。”“女权主义的政治目标是结束统治,使我们获得自由,自由的做我们想做的一切,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里,我们热爱正义,我们可以生活在和平中。”真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

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很多好评。评论者杰西卡·泼兹尼克说,“这本书虽然短,但是非常有力量,它探讨了当代女权主义运动面临的最有关的问题,从这些问题角度论述了女权主义的立场。……这本书用简单直接的语言表述了复杂的议题。这并不是说她把问题简单化了,而是使这些议题对那些对女权主义作为学科而一无所知的人更可理解了。这本书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探索女权主义”。[16]

另一个评论者戴维·阿兰·萨普认为这本书是给他的朋友们的最好的礼物,因为在短短的一百多页的书里,其思想含量十分丰厚,是给每个朋友的好礼物。[17] 其他的评论者都认为本书写作的风格流畅易懂,是不太知道女权主义或者想更多地知道女权主义的人的必读书。

由于本书是为大众写的读物,目的是简洁地勾勒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如本书在探讨女权主义理论的各个维度上就显得有点简单,往往把复杂的理论争论一笔带过而直接地谈女权主义的意见,或女权主义改如何做,如另一评论者指出的,这种包容一切的论述还有把复杂的问题“简化”的危险,可能会使那些对女权主义一点都不知道的人感到困惑。[18] 同时本书意在给未来的女权主义运动指出方向,书中在论述的某些论点的时候,也有些简化,急于给出具体操作方法。那些方法是否可行,比如要求不同阶级的女性分担同样的工作,或者有特权的女性住到没有特权的女性的房子里去等等是否可行,是否是另一种乌托邦?

然而,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这是贝尔·胡克斯描绘的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蓝图。贝尔·胡克斯为未来的女权主义发展列出了该做的事项,“我相信女权主义理论是具有转变性的――这对女权主义的政治立场至关重要。”贝尔·胡克斯对她的采访者这样说。[19]

也许从今天的现实看,女权主义要实现这些美好的理想,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综观三十多年的历史,或近一百五十年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史,我们不能不感到骄傲。用美国另一个女权主义者茉莉·埃文斯的话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踏过如此长的路。”埃文斯骄傲地说,“从个人角度,我仍然想这个国家里令人最震惊的单独的一件事,就是妇女运动,无论是第一浪潮还是第二浪潮,都是在历史的眼睛一眨的那么个功夫发生的。内战结束很久之后,美国妇女仍然没有民事权,法律权,财产权。如果你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已经踏过如此长的路,你会觉得我们除了庆祝之外,什么都不用做。”[20]

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取得了很多成就,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这些改变与女权主义思想家们对社会和文化的思考是分不开的。贝尔·胡克斯的思考就是这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的一部分。怀着对这位女权主义思想家的尊敬,我翻译了这本书,并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个人,因为,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的。

本书的翻译得到王吉胜主编和季广袤教授的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无尽的耐心和坚定的支持。

2007年10月于美国海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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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英文的feminism是翻译成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问题,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的有清晰的讨论。张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个翻译词,“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早期女权主义者政治斗争集中于为妇女赢得基本权力和使她们获得男人已经获得了的完整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是女权主义――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女性主义一词则强调性别。通过强调性别,“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Zhang: 1992:4)王宏维在《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有什么区别吗?》一文中分析说“当下,女性主义显然比女权主义沿用得更多,或许是因为前者未出现“权”这个字眼,对于看或听的人可能会显得更加平和一点,以免引发“女权”就是向男人“夺权”的联想。但是严格说来,女权主义的译法无疑是更加准确的。” 因为 “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五花八门,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其根本宗旨就是争取并实现男女两性在各方面拥有平等权力。”( 2006年4月7日《南方日报》)上王宏维在译者同意王宏维教授的意见,虽然“女性主义”一词在中国已经获得公共流通,但是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女权主义”。鉴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中国还处在争取女性基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性别权力的阶段上;也由于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的历史意义,当代女权主义者与早期女权主义是一脉相承,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虽然各个历史阶段奋斗和斗争的具体目标不同,feminism的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我从这两个角度看,在这本书中把feminism译成“女权主义”,借以强调西方女权主义的历史和现代的继承关系,也强调在中国语境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