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人民有所思》:思什么?

陈徒手先生的历史叙述《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于2013年5月,竟然是八年前了。

八年,用一个俗套的短语说,一个“抗日战争”都结束了,历史可能翻开新的篇页,可是阅读《有所思》这本书,我不但感到历史没有翻开任何新的篇页,反而感到历史在不停地、残酷地重演。

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这个历史剧都在重演着,虽然方式或程度可能有些不同。

在中国,这个剧是正剧,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支持和怂恿的,对一切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言论都进行围剿,鼓励学生打老师的小报告,各级权力机构监督着人们的言论与思想,每时每刻人们都在生活思想和言论的严格审查与自我审查之中,人们也积极地配合统治阶级的对他们的统治。

在西方,可怖的是,这个历史开始重演到了以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为主旨的美国和西方,美国近两年兴起的“觉醒”运动让人似曾相识,不符合此刻极左语的思想、言论、书籍等甚至历史雕像都要被“取消”,对历史进行大幅度的重新修改,都想到此我真是层层冷汗,特别是在到达法国的第二天我就跟老伴的侄女奥埃利亚争论起来了。

奥埃利亚,这个《哈利·波特》的狂爱者,她是跟着《哈利·波特》长大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对《哈利·波特》的作者j. K.罗琳抵制和憎恨的 “社会正义” 分子了。她认为J. K. 罗琳是一个仇恨 “换性别” 的作家,必须抵制,因为在罗琳的新书里,一个犯罪者是穿着女性的服装,伪装自己是个女人而做案。据奥埃利亚以及很多如她一样思维的人说:这就说明了作者罗琳是一个污名换性别的人的作家,必须抵制。

我试图解释作家的创作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能画框的,作家是思考着,是思想家,作家对现实进行思考。犯罪者换装,比如假扮成他人,是很通常的现实,作家有权利写任何故事,只要合情合理。而且,J. K. 罗琳绝不是仇恨 “换性别” 的思考者,而是一个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比较深入和复杂的思想家,换性别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换性别也是一个政治和文化行动,并非是改变身体的性器官那么简单。

我问,你读了J.K.罗琳关于此事的文章了吗?没有!你读了她的新小说吗?没有!那你凭什么做这个判断呢?“我读了很多关于罗琳的评论。”我禁不住莞尔:“阅读二手资料怎么能做出判断呢?阅读第一手资料是任何评判的前提,你不如先阅读罗琳的文章,再做判断。”

听了我的话,她怒而离席,愤怒地突然扭身而走,冲我们大喊:“你们这些人,你们根本不懂,你们什么也不懂!我们年轻人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没有任何人受到歧视和压迫!”

她走了,我跟老伴站在门口,面面相觑,年轻的激进的左派挥动着愤怒的拳头:你们什么也不懂!我们在创造一个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

时代变化了吗?时代没有变,年轻人永远不会记住他们未出生前的日子——我也曾年轻过,我知道,我也曾觉得自己属于开创历史的新一代过。时代的火车滚滚向前,这些自觉得无比正确的年轻人觉得他们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其实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历史列车甩下的风景,如我们每个人一样。

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真理的人就在我们的面前:是法国版的,而中国版的,已经发生过了,就是陈徒手这本书里的故事: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自诩代表了“先进阶级”的铁网一样严密的组织,自认代表了历史的方向的人,他们自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手,于是他们就对不符合他们思想的所谓的旧世界的旧人进行残酷的思想改造,要把这些人改造成他们希望的那样:成为唯唯诺诺的没有腰杆和头脑的生物,成为他们的顺民。

年轻的奥埃利亚让我想起了陈徒手书中的那些痛骂教授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们,那些“革命小将”比如李希凡和蓝翎们,在伟大领袖的直接和间接支持和各级铁网般的权力的怂恿鼓励下,这些学生们向他们的教授们宣战:“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的信条:一个人的知识越多,思考能力越强,越不容易相信真理在某个人的手里,也就是比较容易“反动”——对时尚潮流比较无动于衷——无动于衷就是反动。对自诩握有真理的人来说,时代要求每个人都跟着时代的潮流奔跑,你不跑,就是反动了。

这些“老” 教授们——其实这些教授年龄在今天的我看来,也不老,大多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这些教授从事如下研究的教授:古典文学(俞平伯),经济学(马寅初)、历史学(陈垣)、哲学(冯友兰、汤用彤、贺麟)、现代文学(王瑶)、物理学(周培源)、化学(傅鹰)、遗传育种农学(蔡旭)、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冯定),他们有的是老革命比如冯定,有的是两耳不闻政治的学者,有的是具有灵活头脑政治精明灵活的人,希望在新政权里能学有所用——这个期望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有的是比较谨慎木呐的科学家,在任何时代他们都站在政治激流的外面。

无论背景如何,个性怎样,这些教授们在暴风骤雨的语言与身体暴力面前,不得不:开始时是弯腰屈背,慢慢地跪了下来,后来脊梁骨都被打折了,最后脊梁骨被粉碎了,学者的尊严片甲不留,人的尊严彻底丧失。

知识分子在新政权的铁拳下,脊梁骨被打碎的过程是中国知识阶层被“改造”的缩影,同时,他们也积极配合这种改造却永远得不到合格证是中国知识阶层依赖性的集体画像。中国的知识阶层——士林——从古至今都是统治阶级的“御用”,鲜有独立于体制外的思考者,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软弱、服从和屈从。那些不屈从者,已经死了,活不过这层层的剥皮一般的折磨。

这个被改造的过程既是缓慢的,也是急骤的。缓慢:这是一个十多年的折磨,改和造过程,无论你怎样改,怎样造一个新的自己,你都改造得成不了他们需要的样子,你总是在被迫改与造的过程中,你的生活水平总是在下降之中,你甚至体重都逐年下降。

急骤:几乎每次的改造都是一场疾风暴雨,都是轮番攻击,都是个别谈话与群体羞辱,你被打得昏头转向,一波接着一波,没完没了,你的思考能力被震晕了,你无法思考,你也不愿意思考,人人都愿意随波逐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勉强活下去,生命的底线是任何一个希望活下去的人的底线:活着。

陈徒手的写作据说来源于他对历史档案的手抄。因为工作之便,他得以在工作之中抄录几个大学留下来的档案和文件,这些档案包括各级党组织向上级打的关于这些教授的各种报告,大报告和小报告,这些报告面面俱到,每个教授后面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人在写他们的报告:有的报告是某个教授的情绪不好,有的报告是这些改造他人的人对这些教授的分析和主观猜想,有的报告是教授好几个月身体不好,没上班,是否要扣工资?克扣工资是让人不得不屈从的手段之一:每个人都要吃饭啊,何况这些教授的工资还养活着一家人。

这是何等让人震惊的组织机构啊!层层叠叠的把这些要被改造的人的一举一动都观察在心,尽收眼底,时刻向上层层汇报。庞大的监视机构就是如此落实到每个人的关系网络里,跟你随便在街上打招呼的人可能是一个具有特殊任务的监视你的人,你的情绪今天晚上就可以被报告,直达最高领导人。

这些报告让我想到社会主义的东德在制度垮台后开放的档案馆,那些档案资料的纸箱子可以排成17公里。我不知道一旦中国的这种监督档案开放了,那里的档案会有多长。我知道我的档案在一个黄袋子里,那个袋子现在也许还在我出国前工作的地方,我的档案里有什么报告呢?

陈徒手先生按时间顺序描述了自1952-1964年间发生在这十一个独特的教授身上的故事:“我是完全贴着材料写的,尽力还原当年的原生态,更多展示不为人所知的第一手素材,努力使这本书稿保持和呈现严谨、真实的“史料性风格”(作者后记)。遗憾的是,也许由于体例的缘故,本书缺乏引证资料的后注或角注,让我这个看书先看引证资料来源的人感到遗憾,这也许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出版和社会环境使然。

这本书的题目《故国人民有所思》,据作者解释是来源于毛泽东的诗词:“这次是用了毛泽东1966年在‘文革’初起时所写的《七律·有所思》中的最后一句:‘故国人民有所思。’当初刚看到这首词,就不由为结尾这句所震动,喜欢这七个字构成的语意,留下至深的印象。” 陈徒手在后记里写到。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命名。

本书的题目充满了反讽:政治的反讽、历史的反讽、文化的反讽。谁是“故国人民”?对谁来说这是“故国”?人民能有所思吗?人民这个集合名词既没有痛感,也没有实体,能有所思什么呢?谁是人民?更上一层楼:思什么呢?

我顺着陈徒手给我的阅读的线索,思之一、“早期思想运动可怕的双面性:既摧折了学人的抵抗和非议,又坚决地俘获斗争对象的认同。” 这本书展示了无所不在的权力是怎样通过各种方式的暴力:软暴力包括降工资,强迫教授家的保姆回村务农,一次次谈话,非常充满“善意“的谈话等等,硬暴力包括大批判会的公开羞辱,大字报的公开咒骂侮辱以及降职不许教书等等,生活水平下降,“凄楚无助、贫困交加竟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状”,就这样一步步把旧知识分子改造成“新人”的;同时,也揭示了这些知识分子自觉地努力地跟着权力的指挥棒,很多时候,他们“以多种自虐的方式自保”,主动要求被批判,主动去交待,主动到青年教师家拜年等等。他们既被改造,一旦有机会他们也会改造他人,更可悲的是,他们本来是改造他人的人,却成为了被改造的人,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老干部冯定。

思之二、陈徒手写到:“时代车轮辗轧下世态人心的一些冷暖痕迹,感受到众人刹那间心悸、犹豫、怜悯的复杂情绪,看出党内斗争极为残酷、令人窒息的典型性图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的女士聂元梓,1965年10月30日下午在某个大会上情绪失控,大声地对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王庆淑说:“党内没有什么好人,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钩心斗角。” 王庆淑写报告检讨自己没及时报告聂元梓的话。两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任党支书的女士,就是如此残酷地表达她们作为改造他人的有权力者的心悸,让我这个人民的一份子有所思:太可怕了!无论你改造他人还是他人改造你,日子都非常紧张、可怕、残酷、充满着瞬间的崩溃。

思之三:警惕自以为有真理在手的人,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激进派喜欢利用青年人,青年人被操纵而不知,青年人成为打手而自以为真理在手。显然,大多数青年人因为热情和经验不足而思考不够,很容易成为被操纵的对象,而且青年人容易自以为是,所以,教训是:永远不要相信告诉你他手里有真理的人,无论他们年老还是年轻。这些人精神亢奋,觉得他们已经找到了通向天堂的路,对这些人,你能做的就是沉默。时间是真正的良药:如果一个年轻人阅读和思考,这个人可以成熟;如果年轻人不阅读和思考——大多数人是不思考的,这样的人就会消亡,在人群中消失,毫无意义。看看书中积极参与整人的自认为手中有真理的年轻人,他们的真理今天在哪里?

         本书于微深处见灵魂:以官方档案资料,梳理知识分子改造和被改造的当事人的状态脉络,展现了改造者的工作策略和方式,窥见了被改造者的内心痛苦和服从。

         2012年美国学者/记者安·爱泼鲍姆(Anne Applebaum)出版了《铁幕:压碎东欧1944-1956》叙述苏联斯大林主义者们在二次大战后是怎样在波兰以及东欧国家的对知识分子进行压碎性改造的,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合作与不合作的。那本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一致好评,认为是研究前共产国家对知识分子政治策略的巨大贡献。陈徒手的这本书堪比《铁幕》,而且写作出版时间基本相同,堪为那本书的中国版的姐妹篇,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政权的共性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被改造过程中的特殊性,对中国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叙述。

21/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