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叶问,霸凌式男性气质和“如水”的香港精神

张毅

2019年6月,香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简称“反送中”运动)。该草案允许特区政府可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反对者由于不信任大陆的司法制度,担忧被引渡者会受到不公正审讯,认为该条例损害了“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的香港独立司法管辖权地位。与香港过往的社会运动不同,“反送中”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采取自发组织、灵活机动的原则,避免正面暴力冲突,以和平诉求为核心。随着该运动不断深入,抗争者开始使用李小龙”如水 “的武术哲学理念(Be Water)来定义他们的这一策略,组织了多次超过百万人参加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集会。香港市民这种坚韧不拔、不离不弃的“如水”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为很多地方的草根运动者所推崇并应用到他们争取民主的抗争中。

作为香港功夫电影最著名的代表以及华人世界迄今为止在好莱坞最为成功的明星,李小龙一直以其卓越的武艺,体脂率极低的健硕身体,以及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不屈精神而著称。在其电影作品中,观众看到的往往都是李小龙或以高超的武艺摧枯拉朽一般的击溃对手,使其彻底臣服,或是凭借不屈的精神在关键时刻扭转局势,手刃敌人为亲友成功复仇。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小龙似乎并非 “如水”精神的最佳代表。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其职业生涯,就会发现李小龙早在1964年他成为国际巨星之前就详细阐述过“如水“的武术哲学思想。在有美国”空手道之父“之称的埃德.帕克(Ed Parker)的邀请下,尚未在好莱坞正式出道的李小龙出现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向西方观众阐释他对中国武术的理解。他用一杯水做比喻,形容自己的武术精髓在于以柔克刚,以柔韧敏捷为取胜之道。但是随着他被塑造成好莱坞式银幕铁汉以及港式功夫英雄,这种”如水“的理念也很快淹没在了他的巨星光环之下。本文以李小龙的武术师傅,咏春大师叶问为例,通过对由叶伟信执导的”叶问“电影系列的解读来探讨香港人缘何能够在当下摒弃长期充斥港片的霸凌式男性气质,通过“如水”精神的重塑来表达他们建构一个更加自由包容、公平公正的世界的诉求。在笔者看来,这种对暴力男权的创造性重构是香港作为各种冲突交汇的”交界地带“(borderland)在当前“新冷战”威胁加剧的大背景之下的必然产物。

叶问于1893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在15岁时到香港求学,完成高中学业后返回家乡并出任地方警长一职。1949年共产党建政前夕,叶问离开大陆重返香港,在当地开设了一间武术学校,教授咏春拳。此后他一直在香港居住,直至1972年因肺癌去世。据其次子叶正介绍,叶问生性十分低调,对其武术学校几乎不做任何宣传,也非常反对出于各种不当目的的武艺比拼。在叶问看来,武术应该用来帮助受压迫者,用于防身而非施暴,更不应该用来为个人谋私利。由于其谦虚谨慎的性格,叶问在港生活期间一直深居简出,鲜为人知。

从大背景来看,二战后的香港虽然充满生机,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变局。作为英国殖民统治者治下的华人社会,香港成为刚刚建政的中共政府和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暗中角力的战场,其各自推崇的不同版本的民族主义开始在香港盛行争夺话语权。港英政府不希望卷入国共之争,对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加以限制,但对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则听之任之。从1950年代开始,各种爱国主义题材的商业电影逐渐兴盛,而被视为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核心的武术大师更是成为各大热门电影的主角,如大名鼎鼎的“霍元甲“,”“陈真“, 以及 “黄飞鸿”系列。但是因为其“叛逃者”的敏感身份,作为咏春大师的叶问被长期排除在这些电影之外。

另外从1960年代开始,香港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以武术大师为代表的阳刚男性气质成为代表其时代精神的最佳写照。一方面功夫片英雄们通过刻苦训练、高度自律锻炼出强健体魄和精湛技艺,并借此排除万难,不断克敌制胜,成就一番事业。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男性形象也代表了现代“工业精神”——无论你出身于任何背景,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时间,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不断进取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从而激励起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努力奋斗为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添砖加瓦。与此同时,大量职业女性成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电影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也促成了一批身材健硕、面容英挺、武艺超群,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打星成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巨星,包括王羽,狄龙,陈观泰,以及后来的成龙等等。而李小龙无疑是其中的表表者。

随着香港97回归,特别是中国大陆在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开始逐渐向内地转移。作为世贸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承诺将进口电影的限额从入世之初的每年10部逐渐增至2012年的34部。对于香港电影从业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如编导,演员,以及后期制作等)规避这个限制进入中国市场,但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方式下产出的“香港“电影更多的是面向大陆而非香港观众群体。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民族主义在大陆地区大行其道,并在跨入新世纪以后达到高峰,成为最卖座的影视题材(电影”战狼2“打破中国电影史上最高票房记录即是例证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尚未被资本开发的武术大师叶问无疑是一大优秀资源,但需要被重新包装才能通过官方审查推向市场。例如在2010年推出的”叶问2“里,他被描述成为逃避日军侵略于1945年回到香港。另外叶问有长期吸食鸦片的嗜好,但在电影中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以免勾起观众们对中国殖民历史的回忆。

“叶问“系列电影在2008年一经推出即取得了巨大成功,迅速掀起了一股”咏春“热,一大批以咏春为题材的电影也应运而生。在世界各地涌现出成百上千的咏春学校,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来学习咏春拳。作为唯一一种由女性创立,并根据女性生理特点设计的中国武术,对于很多练习者来说,咏春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提供克敌制胜的技能,而是帮助他们培养出一种更为灵活,更为包容的对待自然以及周围环境的处事方式。另外咏春拳从女性视角出发,提倡平等与和谐共处,与传统武术以暴力手段制胜的理念不符,因而长期不被武术界所接受。”叶问“系列的成功无疑为打破霸凌式暴力男性气质对功夫电影的垄断,为女性发声提供了契机。而叶问的扮演者甄子丹尽管从小习武,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但是为了呈现咏春与众不同的的武术形式和理念,他在整个系列中被包裹的严严实实,而不是像他在其它电影中那样通过秀肌肉、秀武力来讨好观众增加票房。

 “叶问“系列的成功也为男性气质的表达提供了另外的可能,让观众看到并非只有通过血腥杀戮的暴力手段才能达到追求公平公正的目的。以”叶问2“为例,香港华人武术协会会长洪师傅(由洪金宝扮演)面对来自英国的白人拳击冠军“龙卷风”(twister)充满种族歧视的挑衅,为了维护中国人以及中华武术的尊严,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坚持战斗到底。同样为了维护国人的尊严,叶问选择站了出来并取得了胜利。就在所有观众屏息凝视等待他送出最后一击,手刃对手为其洪师傅复仇的关键时刻,他悬在半空的拳头却突然停下。他并没有选择以港式武侠片或是好莱坞动作片惯常的英雄征服邪魔为世界重新赢得和平的方式结束全片,而是以一段平淡但发人深省的发言重新定义了这场生死比拼。他说,“今天的胜负,我不是想证明我们中国的武术比西洋拳更加优胜。我只是想说,人的地位,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人格不应该有贵贱之别。我很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大家可以学会懂得怎样去相互尊重。”笔者发现,这样出人意表的结尾方式也运用在了多部香港功夫/动作片中,这些男主角们在最后关头放弃通过武力结束对手的生命,与叶问一样,表达了追求另外一种形式的正义的诉求。

在笔者看来,这种在新世纪香港功夫电影中出现的对男性气质不同的呈现是香港作为各种冲突势力的“交汇带“在当下的一种映射。这些冲突既来自于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香港作为旧冷战时期的”东方柏林“),不同民族身份政治(作为夹在两个”中国“之间的华人群体),也来自于日渐升温的中美在印太地区展开的对抗。这种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地位赋予了港人独特的视角,深切体会到在无休止的竞争模式下,通过不同的霸权势力轮番更替来达到暂时的平衡是无法带来真正的和平和长治久安,无论是中国大陆日渐高涨的、主张对外强硬扩张的义和团式民族主义,还是西方长久依赖的以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为基础的殖民统治,都只会对世界造成更大的灾难。在此基础上,港人重塑霸凌式男性气质,提出了一种泽被萬物而不爭高下的如水思想。在当前世界笼罩于强人政治阴影之下,特别是中共领导人通过军事实力和高压统治对世界带来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港人这种“如水”的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巨大的感召力。

 “叶问”系列中的肥波(由郑则仕扮演)一角集中体现了港人 “如水“的思想。他体型肥胖,不善言辞,平时沉默低调,而正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丝毫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角色却成为了故事中真正的英雄。就职于香港警察局的肥波在华人武术师和他的英籍上司华莱士警长之间不断斡旋,通过贿赂的方式为华人争取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在暗中搜集华莱士贪腐的证据。就在叶问发表讲演之前,香港警察总署派人拘捕了华莱士,一个长期欺压华人,推崇白人至上主义的殖民者。致使洪师傅丧命于龙卷风拳下的那场比武也是在他的授意下进行的。在惨剧发生之后,他没有表达丝毫的道歉,反而进一步挑衅,从而引发了叶问和龙卷风的终极对决。面对这样一个霸凌式的殖民者,与叶问不同,置身于各种冲突势力漩涡之中的肥波选择了暂时的隐忍,通过不断努力尝试最终找到了突破,将华莱士送上了审判台。而正是他代表了香港精神——如水一般开放包容、刚柔并济,面对政治寒冬,既可灵活如水,也能刚强如冰,这样才能找到克敌制胜的办法取得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