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纪元后的中国资本主义父权[1]

花广林石

前言

   从2020年1月起, 新冠疫情打破了二战后70年世界和平的繁荣景象。各国相继进入“紧急状态”,但被迫让渡个人权利的大众也并没有迎来一个被公权力许诺的安全网。除此之外,人们又在经历各自的“紧急状态”,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与人际关系。这样一个分水岭将所谓的正常生活与“紧急状态”分开。有些学者提出了“新冠纪元前”(before coronavirus, BC)和“新冠纪元后”(after coronavirus, AC)这样的纪年方法[2]。即便在疫情防控成果较好的中国,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必然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间节点。本文将简要分析对中国性别秩序影响深远的政策措施,并介绍学界的相关看法。

性别视角的既往讨论

针对疫情与性别秩序的关系,有讨论认为“疫情更像一枚棱镜折射出性别与贫困的复杂关系。封锁状态下,女性更容易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她们在家庭和护理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偏高,现在又增加了。女性大多数从事不稳定的、容易暴露于病毒的行业和领域工作”[3]。又比如,宋月萍、董晓媛[4]等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的后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春节返乡农民工的社会性别差异影响(Gendered Impact)。该研究发现,在疫情爆发后,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更加难以回到城市,也更不可能回到有薪工作岗位。该研究还发现,对学龄前子女的照料任务,是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阻碍,但由于固化的性别分工,子女照料并不影响男性农民工进城务工。

以上种种研究都表明,疫情加重了性别秩序的保守化。其实不仅疫情的冲击本身,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也在一个侧面推动了这一保守化进程。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采取了哪些直接或间接导致性别秩序保守化的政策措施呢?目前这方面的讨论较少。笔者认为,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分析相关政策措施的在其直接目的以外的影响。

聚焦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父权资本

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日本学者箱崎大[5]认为,“中国迅速控制住疫情的扩散展现了中国社会自身的优越性。无论是感染防治的方法,还是经济活动的复苏,都是只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才可以完成的。”这种观点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在防疫方面展现出的优越性[6],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自身的独特性、局限性。本文将选取离婚冷静期、家事调解制度、医院事业编制改革、网格员的普及以及劳动关系的隐匿化等方面,考察新冠纪元后中国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变化。

  • 家庭保守主义的法治化进程:离婚冷静期的实行和家事调解制度的巩固

因为疫情期间人们在家时间增多,家庭矛盾乃至家庭暴力也随之增多,因家暴而选择离婚的案件也在增多。在因家暴而提出离婚的案件中,如果双方均同意离婚 ,则将进入协议离婚过程。此时,只要双方在民政局正式提出离婚申请即可办理离婚手续。但是,2021年1月1日《民法典》生效之后,协议离婚也需要和诉讼离婚一样执行离婚冷静期,即政府强制要求双方暂时分开30天,考虑清楚后再决定是否继续离婚。1950年《婚姻法》确立的无过错离婚原则[7]恍如隔世。 

不同于双方同意的协议离婚,婚姻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案件才会进入司法离婚程序。根据贺欣的最新研究[8],离婚请求在一审中被判败诉是非常常见的,而背后的原因是法官的工作效率考虑(财产分割、抚养权分割的巨大工作量)和社会稳定考虑(避免庭外纠纷和挟私报复)。他称这种法官的“自我保护措施”造成了“事实上的离婚冷静期”。但是该研究只是将法官通过“家事调解”来拖延时间的做法看作是法官自我保护的策略之一。这其实是忽略了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的改革”中推动“家事调解”更重要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从全国范围内选择了118个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从当年6月1日起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相关文件的要求,试点法院均应设立家事调解委员会,组建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心理疏导员“三员”队伍。比如,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会同公安、妇联、民政等11个单位、人民团体成立家事调解委员会,制定《家事调解委员会章程》,公开选任40人组建“三员”队伍,构建“三员”人才信息库,出台“三员”工作规则,将实现家事审判社会功能作为家事调解委员会的基本功能,形成独具特色的“三员”工作模式[9]

贾汪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王道强在文章中指出,“家事调解是家事审判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我国缺乏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法,对家事调解的规定散见于各项民事法规中,我国的家事调解制度还缺乏统一的规定。”尽管缺乏统一的规定,家事调解在方向上秉持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理念,这自然也就导致了各种“死亡婚姻”因被拖延离婚而产生的恶性社会事件。虽然《民法典》针对离婚诉讼的“久调不判”问题在第1079条第5款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但是对于离婚当事人来说,离婚耗时久、代价高,成本巨大,在事实上增加了离婚的门槛和难度。与《民法典》明文规定的“离婚冷静期”相比,家事调解成了实质上的“离婚冷静期”。比如,湖北阳新女子离婚诉讼期间遭丈夫杀害[10]一案,以及湖南衡阳女子五年四次提出离婚诉讼被驳回[11]一案都较为典型。在离婚诉讼中,由于审理和家事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方对女方实施侵害时,会导致女方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家事调解成为“家庭保守主义理念”侵蚀“无过错离婚原则”的首要阵地。对于女性来说,提出离婚、主动选择离开父权家庭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下,一种父权制色彩更加浓厚、更加牢不可破的现代婚姻家庭模式逐渐形成。

  • 医疗的私有化: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

疫情爆发后,国务院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江宇[12]撰文主张,疫情证明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编制绝不能取消。他认为,医护劳动是一种需要长期协作的复杂劳动。越是需要协作的复杂劳动,就越需要比较固定的职业和福利保障。医护人员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投入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优越性。取消公立医院编制会严重削弱和损害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显而易见,各地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在短时间内被组织动员起来、支援疫区的场景,在世界各地都极为少见。这当然与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国家在2021年底按照原定计划取消了公立医院编制。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遗产又一次遭到蚕食。虽然目前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还需要大量的家庭照料作为补充,但在此时推行医疗私有化,无疑是继续将原本由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社会再生产成本进一步向家庭和私人领域转嫁。

除了少数左翼人士针对这一改革提出了异议,也有一部分性别研究学者提出了批判。性别研究学者更多地关注私人照料劳动的市场化进程,例如养老护理服务、家政服务的快速发展。这些学者并没有察觉到,西方女性主义照料劳动研究热潮正是发生在西方从福利国家体制转型为新自由主义体制的过程中。而中国学界的照料劳动研究热也正好发生于中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型过程中。

那么私人的无偿照料劳动是否可以被有偿的公共照料劳动取代呢?南希・福布尔(Nancy Folbre)指出[13]:“公共照料和私人照料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如果对照料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没有建立起一个认同和回报的社会性规范机制,那么这种处于义务和责任感的照料提供机制就很容易动摇,不会持久。”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对老人、病人还是儿童的照料,这一劳动本身包含一种重复、单调、让人烦躁的部分,我们通常用伦理性的“爱”将其披上圣人的外衣了事。但为了洞察其本质,我们应该用更深刻的思想工具,进一步探究其社会性规范机制。

国家逐渐退出福利领域、私有企业对生育期妇女的歧视,以及其他种种婚姻家庭领域发生的变化都在推动性别秩序正在经历显而易见的保守化。这一保守化进程也引起了作为表象的女权群体的分化。一部分女权主义者患上了厌女症,对陷入了“婚姻沼泽”的女性所经历的不平等进行选择性无视,粗暴地将这些女性指责为父权制的帮凶。在笔者看来,这些已婚女性无故遭受女权主义同胞歧视和指责的原因,部分源于这些女权主义者对已婚妇女借弱者身份进行的感情绑架的警惕,而这种感情绑架与父权制家庭中的母职分工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厌女症还有可能来自在父权家庭中经受的暴力导致的精神创伤。在这种创伤的阴影下,她们以对婚姻和家庭全面否定的形式,建立了一种消除父权的乌托邦,这就是反婚反育思潮的思想根源。女性对父权的仇恨和反抗,简单地表现为对婚姻家庭的否定,而没有全面把握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内在结构,简单地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割裂开来,以为抽象地消灭父权制、即消灭父权制的现实化——婚姻家庭制度,就能解放女性。这种观点没有把资本主义父权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将父权制当成自由的“市民社会”上长出的、可以被单独割掉而不伤及其余部分的病变,仿佛割掉了父权制毒瘤,女性就可以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分实现人生价值。这种观点掩盖了资本主义父权制总体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也就成了父权制的帮凶。这种女性本位的女权主义的内核是新自由主义的“Lean in”思潮,这一思潮的信奉者追求完全的个人自由,向往欧美社会性别平等的环境,而同时又对这个环境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各种光环加诸其上,从而演变成一种逆向民族主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女权主义的言论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处于急速微缩阶段,我们要对反婚反育的女性保持一定同情和理解。

笔者注意到,“3·11”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一些携子女避难的已婚女性发起了反核运动。另外,为了反对国会通过旨在扩大日本自卫队权限的“安保法案”,一些已婚女性在2015年成立了以反战、反核、保护孩子为宗旨的“反对安保法案母亲会”[14]。已婚女性成为反战、环保、对抗保守主义的主力。针对日本已婚女性参与社会活动这一社会现象,日本大阪大学性别研究者元桥利惠提出了“战略性母性主义”这一新概念。“战略性母性主义”与近代个人主义的母性观念——将“个体”和母性作为相反的概念,认为母亲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同,是指女性在母职中锻炼、培养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并在构思社会发展蓝图、促进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从“战略性母性主义”视角出发,这些已婚女性的活动不是压制“个体”存在,而是批判以往只能作为个体存在的框架,从以作为“母亲”的“我”的视角出发,参与到与下一代成长息息相关的社会进步事业中去。

反观中国女权主义思潮的发展现状,或许今后中国社会也会对已婚女性主体性更加承认和接纳,发展出对抗保守主义的“战略性母性主义”。

  • 数字化管理和网格员系统

这次疫情防控工作强化了十年来持续推广的网格化治理。网格化管理起源于天网工程——一种以视频监控为核心的城乡管理系统。有研究者着眼于数字化城乡管理带来的安全与高效、人员的精简[15];却忽视了在城市管理中悄然发生的变化: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的增加、以及他们对“居委会大妈”的替代。这些网格员不是原来单位制家属院中活跃的职工家属,而是毕业于高校社工专业的青年。他们在社区中承担了大量“人对人”的工作,这些细致入微、注入情感的工作无法被数字化的管理系统有效替代。为了解决网格员紧缺的问题,国内各大高校一改往年对社工专业的敏感态度,扩大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招生,以至于使其从敏感禁区变成了热门专业。

那么数字化管理和网格员系统能否发挥其“人对人”的精细管理功能、及早发现和干预家庭暴力等发生在私人领域的性别问题?就其代表国家父权的保守主义本质来说,笔者持怀疑态度。

  

  • 零工劳动的女性化和劳动关系的隐匿化

疫情爆发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的线上办公、隔离生活是建立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之上的。而承担了社会再生产劳动的现代服务业从业者正是大量底层劳动者。以外卖配送行业为例,由骑手、平台、劳务外包公司[16]、商家、消费者构成的五角关系备受关注。其中,最受学者和媒体关注的是互联网平台对外卖骑手的技术控制。具体来说,就是骑手在“系统中”被平台、站点、商家、消费者联合控制的机制。然而,平台和外卖骑手之间既非劳动关系,也非劳务关系[17]。劳务外包公司因和外卖骑手签订了劳务合同,因此与骑手构成劳务关系。在平台给骑手造成损害时,劳务外包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此时事实上使用了骑手劳动的互联网平台却无需承担任何相应法律责任。我们可以注意到,互联网平台不是依靠科技逃避法律责任,而是利用了《劳动法》的漏洞。不要说修改《劳动法》、增加保护自营业主、外包工、派遣工劳动权益的条款的努力,在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的大潮下难以推进,就连对平台欺骗工人行为提出异议的骑手,也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批捕。劳动关系受到法律、科技、事实的多重遮蔽,变得扑朔迷离。资方依靠组织、知识、技术、法律上的优势占尽先机,而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对自身的处境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越来越难以对自己所处的整个系统进行完整的反思。

笔者搜索了零工劳动相关报道和研究,发现从2014年左右开始,零工劳动相关报道和研究增多。最初有人认为零工劳动可以消解失业,而事实是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被推向了零工劳动——门槛低、上手快。由于大多数的零工劳动者没有法律保护,因此当他们遇到劳动纠纷时是非常脆弱的。零工劳动中,根据工种不同,性别占比不同。与男性占比较大的骑手行业相比,在网店、家政服务方面,女性从业者占据绝大多数。根据58同镇《2019中国县城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显示,女性零工占比达到52.22%。可见在逐渐扩大的县域空间,零工劳动的劳动力女性化也初见端倪。劳动关系的隐匿问题在女性占比较大零工行业中也广泛存在,只是被遮蔽起来了。

小结

    简单地总结一下新冠纪元后中国资本主义父权主要特征:家庭保守主义的法治化、医疗的私有化、数据父权的显现、零工劳动的劳动力女性化和劳动关系的隐匿。限于字数限制,这篇文章只是对这些特征做了初步的论证,并没有深入讨论。笔者期待有机会再进行更细致的探讨。

另外,疫情防控期间,许多社会运动处于蛰伏期。但是,各类播客、线上讲座和社群如雨后春笋。民间舆论的“左转”倾向似乎更加清晰,学界也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早期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遗产。其实这些活动无不是对新冠纪元后中国资本主义父权的一种反抗。

我们面对的社会并非由四分五裂的各种“事实”拼凑而成,而是威权资本主义父权制作为一个总体,在其事实上呈现出自我的非统一性。这种自我割裂、把整全的“现实”变成割裂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赖以维护自身统治的法宝。面对割裂、隐匿的事实,无产阶级无法冲破现代性思想的束缚,把碎片统握为一个总体。而只有这种对社会总体的全面统握,才意味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也就是社会总体自我认识的真正完成。这一完成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进程的开端。“异化的积极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除非抛弃一切浪漫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总体的高度,把握作为一个整全环节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历史的下一个环节就永远无法展开。


[1] 本文写作拖延了很久,感谢各位老师和同仁的指导帮助。

[2] 克劳斯・施瓦布、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上海:中信出版集团。

[3] 侯奇江《全球女性贫困:疫情之下的社会并发症》澎湃思想市场,2021年2月3日稿件,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083302

[4] Song Yueping, Wu Hantao, Dong Xiao-yuan & Wang Zhili(2021)“To Return or Stay? The Gendered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Vol.27, 2021, Issue 1-2, pp. 236-25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545701.2020.1845391

[5] 箱崎大(2020)「中国経済のコロナ禍からの順調な回復からの示唆」,https://shokosoken.or.jp/shokokinyuu/2020/12/2020_12_5.pdf

[6] 希望人们也不要忘记,武汉地方政府在发现疫情初期的消极应对直接导致新冠在中国范围内的大流行。科学防疫在告诫、官僚制度面前败下阵来。

[7] 马姝《中国家庭:从<婚姻法>条款变迁看离婚自由》澎湃新闻,2019年1月1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57024

[8] Divor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Outcomes

[9] 王道强(2016)《家事调解委员的性质和功能初探》人民法院报网络版,2016年12月28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12/id/2495671.shtml

[10] https://www.sohu.com/a/449619443_260616

[11] 周航 《湖南女子5次起诉离婚:家人被殴打恐吓 怕报复床头藏刀》,极昼,2021年4月21日,https://www.sohu.com/a/462018115_120146415

[12] 江宇(2020)《疫情证明:绝不能取消公立医院医生编制制度》

[13] 南希・福布尔(Nancy Flobre)著,宋月萍译《照料经济的特征、价值与挑战————基于性别视角的审视》《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五期。

[14] 详见元橋利恵(2021)『母性の抑圧と抵抗—ケアの倫理を通して考える戦略的母性主義―』京都:晃洋書房。

[15] 梶谷懐、高口康太(2019)『幸福な監視国家・中国』東京:NHK出版。

[16] 如果是骑手是以众包身份加入平台,骑手与平台之间既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劳务关系。

[17]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