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性暴力: 从日军性奴隶制度到#MeToo运动

李琳

当美国演员艾希莉·贾德于2017年10月在《纽约时报》发文控诉知名电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多年前曾对她进行性骚扰时,没有人预料到这篇文章会掀起一场改变世界的运动。受到贾德的鼓舞,许多曾遭受韦恩斯坦骚扰跟侵犯的女性纷纷打破沉默,揭露韦恩斯坦的无耻行径。这一场被称为#MeToo的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好莱坞蔓延到世界各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的讨论。[1] 在过去四年间,随着国内媒体对#MeToo运动的报道,以及国内的性骚扰受害者们(例如罗茜茜、弦子跟何谦)的勇敢发声,性别暴力问题在中文世界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MeToo运动开启了反思、批判性别暴力的风潮,但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早在1990年代初,便有另一场横跨多个国家的女权主义运动对“针对女性的性暴力”这个议题做出了深刻的讨论。这场运动便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们勇敢讲述自己的战时遭遇、为自己维权的运动。2018年3月,日本记者及女权运动者池田惠理子发表了一篇日文文章,文章的标题为《#MeToo运动的始祖是遭受“慰安妇”制度戕害的女性们》。[2] 读到这个标题,相信很多人会好奇:什么是“慰安妇”制度?遭受“慰安妇”制度戕害的女性们与#MeToo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篇文章将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答。

一、日军性奴隶制度

“慰安妇”是一个由日本帝国创造出来的新词,它的含义是“给人带来慰藉的妇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跟人权运动家都指出,“慰安妇”这个听起来温暖的名称具有极大的欺罔性质,它的本质是“性奴隶”。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在由特别调查员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她清楚指出:“战争期间迫使妇女提供武装部队泄欲的性服务,是一种军队性奴役行径。根据1962年《禁奴公约》第一(1)条,‘奴隶制’的定义为‘对一个人行使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地位或状况’。因此慰安妇的作法应被视为一个明确无误的性奴役制度和类似性奴役制度的作法。” 此外,许多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女性,也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名称的反感。例如,荷兰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扬·露芙曾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慰安妇’这个名称对我们受害人来说是一种羞辱,我很遗憾媒体在谈及我们的经历时仍然使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们。我们从来不是什么‘慰安妇’,我们是战时强暴的受害者。”[3]鉴于这个原因,在谈及“慰安妇”制度时,我们有必要使用双引号来表示这个名称存在的问题。近年来,许多女权主义学者及运动家提倡使用“日军性暴力制度”这个名称来更准确地反映所谓的“慰安妇”制度的真实性质,本文依从此惯例。

日军性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性奴隶制度。在日本帝国向海外进攻、拓展疆土的过程中,如何管理、控制日本军人的性欲,成为了一个日益紧迫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性奴隶制度于1931年应运而生,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才被取缔。根据历史学家苏智良的考证,历史上第一个慰安所由日本海军在1931年11月建立于上海。这个名叫“大一沙龙”的慰安所只接待日本海军相关人员,不对外开放。慰安所里的女性工作人员一律从日本调派过来。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在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建议下,更多慰安所在上海各地开门营业。当时慰安所的从业人员主要是有从事风俗业经历的日本女性。然而,在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日军开始以欺骗、强迫、绑架等方式逼迫非日裔女性成为“慰安妇”。众所周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当地孩童及女性实行了大规模的、令人发指的性犯罪。为了减少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指责、也为了减少日军感染性病的机率,日军开始积极拓建慰安所。

1938年3月,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一份重要的行政命令,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招募非日裔女性充当“慰安妇”。从此之后,日本帝国在日本军队所及之处创立了无数的慰安所。从东亚到东南亚,从亚裔女性到白人女性,来自不同的国家与族群的女性被迫成为日军的“慰安妇”。究竟有多少女性受到过日军性奴隶制度的残害?至今为止,对这个问题仍有许多纷争。日本右翼学者秦郁彦认为“慰安妇”的人数总计为一万六千到两万人,而自由派学者吉见义明指出受害人数在五万人到二十万人之间。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采纳了二十万受害人这个数字。从联合国出具的关于日军性奴隶制度的文书,到报章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一般都采用二十万这个数字。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绝大部分“慰安妇”由来自朝鲜半岛跟中国大陆的女性构成。此外,台湾、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也有很多受害女性。

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其中有很多人在初次受害时尚未成年,仍是豆蔻年华的少女。根据幸存者的口述,“慰安妇”们每天被迫为日本士兵跟军官无偿提供性服务。接待的人数每天都不一样,最少时十人,最多时一天要接待多达四十人。慰安所的管理者对待“慰安妇”的态度非常恶劣,哪怕“慰安妇”们身体抱恙(例如遇到生理期了或刚刚流产了),也必须继续接客。许多日本士兵跟军官不仅对“慰安妇”们进行性虐待,辱骂及殴打更是家常便饭。除了被迫提供性服务,许多受害女性被迫提供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例如帮日军洗衣服、在营区拔除杂草、帮日军搬运建材)跟情感劳动(例如在日军心情沮丧时为他们加油打气、在节假日时为日军表演歌舞)。在如同炼狱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遭受剥削跟羞辱,导致许多“慰安妇”们产生了严重的身体跟心理问题。许多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们在战时惨死于“慰安所”中,而战时逃过一劫、活到战后的受害者们面临着伴随终身的身心创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预知日本帝国即将战败的日军为了避免在战后审判时遭到控诉,有意摧毁了大量机密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慰安妇”制度的文件。由于这个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跟政治学家对于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形成经过、运作机制以及受害人数缺乏深入的了解。此外,由于战后东亚跟东南亚各国仍然留有浓厚的封建观念,重视女性贞洁、对于遭受过性暴力的女性抱持偏见,导致许多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不敢说出自己的战时经历。直到1972年,才有第一位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以自己的真名跟样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位女士名叫裴奉奇,她出生于朝鲜半岛的忠清南道,于1944年被骗去日本冲绳,被迫成为“慰安妇”。战后她出于羞愧心理,不敢返回家乡,隐姓埋名地留在日本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直到1972年时因为一场意外而被当地民众发现。虽然裴奉奇的故事在日本国内受到了不少关注,但并没有在亚洲其他国家引起较大的反响。

直到1991年,日军性奴隶制度才在整个亚洲及世界上引起关注。在这一年的8月14日,一位名叫金学顺的南韩女士,在一场记者发表会上公开讲述了自己被强征为“慰安妇”的故事。金学顺于1924年出生于一户生活在满洲的朝鲜族家庭中。她十七岁时跟随养父前往北京办事,在途中不幸被日军抓捕,被迫在慰安所中度过了四个多月不堪回首的生活。1946年她返回韩国之后,由于害怕受到旁人的白眼跟歧视,一直不敢提起自己战时的遭遇。1980年代末,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英文教授尹贞玉为代表的韩国学者及民间组织开始对日军性奴隶制度进行调查。1990 年 1 月,尹贞玉在《韩民族日报》上以连续四篇文章发表她对日军性奴隶制度的研究心得,引起广大反响。当金学顺在新闻里看到关于日军性奴隶制度的报道之后,她于1991年7月勇敢地联系了调查此事的机构,决心把这个在自己心底压抑了将近五十年的秘密公之于众。

金学顺控诉日军强征自己为性奴隶的新闻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得到了各国媒体的报道。受到金学顺的感召,更多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们决心打破沉默、讲出自己的遭遇。从中国大陆到菲律宾、从台湾到澳大利亚,受害女性们一个个挺身而出,控诉日军在战时对自己的残害,要求日本政府向自己道歉并做出赔偿。然而,追讨正义的旅途并不容易。日本右翼分子不仅矢口否认日本军队在强征女性为性奴隶中扮演的关键作用,并且一直指责受害者们编造谎言来骗取赔偿。此外,一些受害女性的家人对她们缺乏理解的同情,认为受害者不断诉说自己的遭遇是一种“丢人现眼”的行为。虽然有重重困难,受害人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发声,希望让世人知道历史的真相、也希望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二、从日军性奴隶制度到#MeToo运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们集体打破沉默、诉说自己的遭遇,这件事情具有空前的社会意义。在受害者们挺身而出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性暴力受害者们一起讲出自己的遭遇、要求道歉与赔偿的先例。一直以来,社会对女性贞洁的苛刻要求、对“受害者有罪论”的执迷,使得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往往不敢说出自己的遭遇。这一点即使在2021年也仍然如此。我们不难想像在1990年初时,受害者们该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才能在聚光灯下、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战时遭遇。多谢这些女性的勇敢,战时性犯罪、妇女拐卖、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等问题才开始受到媒体及学界的关注。

由金学顺对日军的控诉引起的连锁反应,跟由贾德对韦恩斯坦的控诉引发的#MeToo运动,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两个事件,都是由一位遭受过性暴力的女性率先打破沉默、勇敢发声,鼓舞了更多有相似经历的女性纷纷说出自己的故事,最终引起了一场跨越国境的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反思与讨论。此外,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与#MeToo运动的参与者,都受到恶意中伤。有不少人至今仍拒绝承认女性们受害的事实,污蔑她们为造谣说谎者。虽然有这些刺耳声音的存在,受害女性们依旧前仆后继地用自己的声音掷地有声地说出“我也是”。正因为如此,上文谈到的池田惠理子才会指出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是#MeToo运动的先行者。

从金学顺到贾德,从韩国到美国,从1991年到2017年,女性们为了反抗性暴力一直在做出孜孜不倦的努力。对性暴力的反思、批判与消灭是一个漫长的征途,需要更多人的理解与参与。 希望读完这篇文章的你也可以加入反抗性暴力的队伍之中,发出你的声音。


[1] https://time.com/time-person-of-the-year-2017-silence-breakers/

[2] https://wam-peace.org/publication/newsletter-38#page-01

[3] Jan Ruff-O’Herne, 50 Years of Silence (Sydney, NSW: Random House Australia, 1994), pp.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