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维毅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9月4日至15日北京召开，25年过去了。以往，逢五、逢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要召开纪念会、编写政府报告和非政府影子报告。各种形式的纪念与回顾，着眼于’95世妇会以来中国各领域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和成果、问题与挑战，展示全局，视角宏观。2015年北京+20期间，刘伯红等主编的《女性的反响·续集》（中国当代出版社2015.9），撰稿人讲的都是个人故事，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编辑的《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中国妇女出版社，2016.6）中有4卷是“记录她们20年的行动足迹——北京+20妇女活动家访谈”（第6-9卷），讲的也是个人故事。该两书的写作规范和格式是统一的。本文希望别开生面，着眼细节，为自己保留记忆（很多事情不写下来就如同没有发生地消失了）、为同仁和后人提供构成全景中的点点滴滴。个人的不仅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希望能有更多参与推进中国性别平等实务工作者和学者讲述关于’95世妇会的私人记忆。
我没参加1995年秋在北京怀柔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的活动，只参加了当年6月24日在天津举办的“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是’95世妇会非政府组织“女性与文学”论坛的预备会。美国妇女运动理论家贝蒂·弗里丹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名英美文学研究和翻译专家朱虹教授为弗里丹的演讲做翻译。
关于这个会议的记述，迄今只见到论坛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盛英老师写的《见到了贝蒂·弗里丹》一文（《中国女性文化》总11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盛英老师在文中讲述了论坛申请过程和预备会情况。她说，1995年2月，在向世妇会中国组委会提交申请书时，负责接待的刘伯红当场拍板，批准了由天津社科院主办“妇女与文学”论坛的申请。盛英老师提到一个细节：与她申请“妇女与文学”专题的同时，还有“妇女与影视”专题的于蓝、“妇女与舞蹈”专题的资华筠，“她们对我们论坛有批判男作家男权话语的内容深表惊讶和不解”，“但组委会康泠（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笔者注）没有提出异议，还特别支持我们，让我们的专题论坛得到了中国组委会的嘉奖。”
天津会议给盛英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和倍受鼓舞的是见到了贝蒂·弗里丹，听她讲述了从事妇女运动理论研究和著述的经验与体会，“太刻骨铭心了！”弗里丹从她的第一本书《女性的奥秘》讲起，谈及她的第二、第三本书《第二阶段》和《年龄的优势》。盛英老师对弗里丹从女性主体性分析英国劳伦斯的小说、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英国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涉及的“性”问题深有感触。弗里丹的第三本书是讲老年妇女问题，“弗里丹认为女人惧怕说出自己年龄的时代已经过去；女人老了并非末日，而是新一轮青春唤发的开始”。
参加天津会议，我和盛英老师的感觉一样，视最大亮点为国际妇女运动第二波代表之一贝蒂·弗里丹的出席和讲话，有点小遗憾的是，当时缺乏材料意识，没有像别人一样与弗里丹合影留念。就个人成长来说，天津会议让我（1）认识了红枫志愿者、北师大高鸣鸾老师，成为加入红枫志愿者队伍的契机；（2）与冯媛相遇，成为专事社会性别培训的京津小组成员；（3）与盛英老师交往，促进了批判男权文化的思考，为北京社会性别读书小组增色。
加入红枫志愿者队伍
1995年 11 月，我在参加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第五期妇女热线咨询员培训班后，成为红枫志愿者。前此，我已开始关注妇女问题，也早已听闻1992年开通的红枫妇女热线，但一直没有加入。’95世妇会的召开是一个动员令，结识高鸣鸾老师则是直接导线。
加入红枫志愿者队伍，是我参加妇女非政府组织、从事促进性别平等具体工作的起点。我从红枫热线见习、到在督导帮助下上岗、到独立上岗，从普通热线咨询到专家热线咨询，从被培训的志愿者到培训志愿者，从单纯热线咨询到参与专题研究……回顾红枫20多年的经历，不能不说，红枫给予我许多行动和思考的机会。
1996年底，红枫创办者和主持人王行娟老师邀我参加红枫和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行政学系的合作项目《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研究》课题组。该课题旨在通过分析热线咨询个案，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在婚姻家庭等方面面临的各种问题，本人承担《再婚/复婚》、《婆媳之争》两章内容的研究和写作。项目成果反映在《社会变革与妇女问题：来自妇女热线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一书中。
1998年4月，我随红枫课题组成员赴港参加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举办的、有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内地妇女问题与热线服务》研讨会。按香港大学陈丽云教授的要求，该项目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这对课题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第一次学习和尝试使用的研究方法。在港期间，课题组访问了成立于1996年5月的香港独立法定机构平等机会委员会，其制定的《性别歧视条例》和《残疾歧视条例》已于1996年12月全面实施，《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也于1997年11月生效。课题组还访问了新妇女协进会、单亲家庭协会等多个香港民间妇女组织和危机干预中心，使我对香港的性别平等事业、妇女非政府组织及人性关怀理念等，有了初步了解。
成为社会性别培训的志愿者
天津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与冯媛相遇，成为我后来从事社会性别平等倡导和培训的源头。
1999年1月，冯媛和杜洁等作为参与编写《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册》（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1998）的作者，到红枫给志愿者做培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参与式培训，对社会性别等相关概念、参与式培训方法等，有了初步了解。其后，参加了在王左芳（时任乐施会项目官员）、冯媛等人组织的培训者培训基础上、1999年春成立的京津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简称京津小组），并通过京津小组平台，在全国各地做了各种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议题相关的参与式培训，并与多个妇女NGO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在纪念北京+10时，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辑出版了《1995-2005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绿皮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其中的“行动干预篇·提升社会性别意识行动专题”，收录了笔者执笔的《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与社会性别主流化》一文，介绍了京津小组的基本情况（背景、宗旨、目标、原则、特点、主要行动）、成果及影响、挑战与对策。
社会性别读书小组与男权文化批判
我在《天津文学》发过几篇小文，其中《我和小晴》（1995年6期）是讲我和幼儿院发小、小学和初中同班同学小晴之间的故事，其父秦兆阳因《现实主义广阔道路》一文被打成右派，文艺界知名。盛英老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出身，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工作，是天津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道秦兆阳，这层关联加深了我和盛英老师在性别理论和男权文化批判方面的交流。
2002年底，盛英老师发来《女性批判：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载荒林主编《两性视野》，知识出版社，2003）一文，“请提意见”。文中提到的男作家有张贤亮、贾平凹、莫言等。她说：“当我集中阅读（有的是重读）一些当代著名男作家的作品后，竟然跌到了一派烦燥、困顿乃至愤懑的心绪里。对于他们浓重的、中国式的男权话语，真想同他们认真地论理一番。”盛英老师的这种感觉和情绪，也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经常体验到的。2003年2月22日，北京社会性别读书小组组织了一次以盛英老师文章为基础的讨论会。盛英老师出席，除我外之外，吕频、丁宁、张红萍等读书小组成员参加了讨论，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两个编导、一些高校的师生等与会。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对读书小组已存在了三年“感到很吃惊”，他介绍了学术界打着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以各种方式对女性主义的拒斥。讨论会后，我以《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批判策略讨论》为题写一文，概要介绍了讨论会的情况（2003年3月17日中国妇女报两性论坛版，见本文后附件一）。
2003年5月，盛英老师嘱我对其《女性主义纵横谈——王庆淑访谈录》一文“多提意见”。王老是老干部，曾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人民出版社党史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兼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前身）院长。我对王老“钻进书山，探究妇女理论；返回现实，继续为新时期妇女运动作贡献”的精神和坚持“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全面地学习和了解”表示理解和尊重，同时提出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社会性别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物质和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理论）、阶级分析与性别分析、妇女个人与整体关系等问题的论述（见附件二）。盛英老师回复说闵冬潮也发来有关社会性别的文字，“你俩的看法都很有价值”。
盛英老师的专著《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是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九州出版社，2004）12本中的一本。2004年10月下旬，盛英老师来信，希望我能评论一下该书。拜读之后，我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枝花——盛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简评》为题写了一文（中国妇女报2005年1月29日第四版，见附件三）。与前面提到的其他评论一样，盛英老师容忍我的秉笔直书，令人感动。
结语
红枫成立于’95世妇会前，京津小组、读书小组成立于世妇会后，都是专门话题，希望以后有机会细说。本文从世妇会NGO论坛《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说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说得多些，也是挂一漏万，亦待细说。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新锐评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5日首发
附件一
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批判策略讨论
荣维毅
缘起 盛英教授《女性批判：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文学评论丛刊》第5卷第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一文，列举的男作家作品的性别偏见和歧视，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者阅读一些当代著名男作家作品后“跌到一派烦燥、困顿乃至愤懑”的心绪，也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经常体验到的。何以古今中外的男作家对女性有着相同的想象与描述？什么是一以贯之地在男作家们所创造的“爱”与“性”、“恋母”与“尊母”及“女性美”等神话中不死不灭？什么又是“妻妾成群”、“强奸渴望”等意象反映的“阳物崇拜”的精神核心？北京社会性别读书小组在2月的活动中，探讨了男作家女性观的表现、根源及批判策略。盛英老师出席，参与者除小组成员及感兴趣的女学者、女大学生外，还特别邀请了男性学者、大学生、媒体工作者。本文是笔者对讨论的理解和归纳。
女性主义批评面临的挑战
女性主义批评面临的男性挑战有两类，都需要认真反思。
消极挑战。一位自称关注婚姻家庭、性问题的男性说：他参加过多次“所谓的女权主义讨论”，“从来没感觉有什么收获”；“所谓女权主义批判，没有新意，谈的都是很封闭的圈子里的小事情”。他认识到“传统文化使人性受到伤害，受害者绝不是仅是女性”，但他不是把批判指向传统文化，而是指向女人、女性主义及其批判，他仅知道并关注男性的权利和发展，女性争取生育自主权被他认为是剥夺男性的生育权；女性反对社会性别不平等被他认为是女性主义不知道什么是“性”，所以，他对女人的整体感受是“受不了、离不开”。
积极挑战。一位男学者认为上述话语“更有男性的代表性”，是典型的男性话语，与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吻合。他提醒我们：“学界对女性主义开始有一种正式的批判与反抗，如从唯科学主义出发，把性别研究、女性主义作为批判对象；甚至把女性主义作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他指出：经济发展不代表必然的社会进步，甚至会加剧性别歧视；社会性别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只讲经济发展的人，必然要批判女性主义。谈到女性主义对他的影响时，他认为女性主义具有宏观意义和价值，他本人通过女性主义研究提升了性别意识，并为理解整个当代学术的一致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接受社会性别理论对接受其他新理论开辟了多种可能性。他强调：中国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应用还停留在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上，如社会性别、赋权等，文学评论更弱，经济领域中的性别问题几乎是零。女性、女作家也不可能是天然的女性主义者，真正深刻的女性主义者必须有一个不断学习和学术积累的过程。
女性主义的批判底线
男作家制造的恋母神话，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重点话题。参加讨论的一位男士说：“母亲是伟大的，有什么可批判的！批判就是不对！”也有女性对批判“母爱”、“母性”不理解。女性主义如果不能亮出批判的底线便会遭到责难：“说你们好也不行、说你们不好也不行，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有女士指出：不是所有对女人的赞美和批判都可以接受，应该吸收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关键是看这个被赞美或批评的对象是否被视为主体。当男人尊重女性主体价值时，对女性的赞美和批评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以男性的自我为中心，则不可以。盛英指出：有些女作家解构、颠覆母性神话，是因为她们意识到男作家把母亲困在育儿格局中，限制母亲的社会发展，是对女性深层次的报复。同样，女性主义批判“女性美”，是因为关于女性美的神话也是为满足男性欲望存在的，是男人为女性美立标准。盛英指出：有男作家公然说不欣赏“复杂的女人”、受不了“深刻的女人”，便是借着对女性美的推崇和维护，要女人安于传统两性角色的刻板分工中，让男强女弱的“两极化”永远存在下去。当然，男作家也深受各种压抑，包括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性的压抑，但是，他们在抵抗压抑时却令女性深受其贬薄与伤害。如果我们看不清男作家在批判对象中沉迷的本色（如批判男人沉湎于性诱惑时既玩弄了女人又把女人当成了害人的祸水），就不能有力反驳男人在对自身权力维护和辩白中深藏着的性别歧视。
平等伙伴关系与性别敏感
有人提倡女性主义批判的立场应是男女“互补、互助、互动”；有人欣赏男学者“写得非常潇洒”，有启发。如，“男人与女人不要走到性别的绝境，要退到边缘，重新创立新的境界”（藤守尧《文化的边缘》）；又如，“假如男人心中没有女人，那么这个男人就不是好男人，假如女人心中没有男人，这个女人也不是好女人”（易中天《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还有人强调要吸收中国文化“阴阳合和”的传统，等等。对此，有女性主义者指出：从两性关系的理想状态讲，这些观点非常正确，也是女性主义的追求。但是，在两性权利不平等的前提下，这些看似充满哲理的美文美言背后，仍受根深蒂固传统性别文化制约，看不到这点，终会迷失于既有的男权话语圈套。因为从现有的不平等状态不可能直接达到和谐，必须经由批判才能整合；未经分析的和谐，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在模糊是非的前提下会把女性引向更加边缘化的地步！很多男人、特别是身为作家、学者的男知识分子精英，自称“热爱女人”，主张男女平等，不愿承认自己的性别观已经落伍，往往喜欢用似是而非、客观、平和、公允的话语模糊视界。所以，男女平等伙伴关系的建立，需要有性别敏感。如何让男性在不失面子的条件下认识自己其实是需要改变观念的，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难题之一。
盛英指出：女性主义批判“没有火气不行，他们清醒不了，光有火气也不行，他们接受不了”，应该“软硬兼施、持之以恒”。这涉及妇女解放的目标。中国有很多男人怕老婆，有人因此不明白妇女解放与解放男人的关系。有人指出：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身”一样，女性如果不能解放男人自身也不能解放。“妻管严”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模式的表现，不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当年有人批评西蒙·波娃依附于萨特，无权谈什么妇女解放，就是没有看到承担责任的自觉选择与毫无权利的被迫承受的差别。波娃曾说：反对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并不是反男女关系本身；当男女都成为主体、能够自由选择时，才能真正建立两性平等伙伴关系。
女性主义批判策略
策略一：关注女作家的作品。关注女作家的文本，是批判男作家的男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沫《青春之歌》一类的作品和现代“美女作家”的作品，都以不同形式表现了男权思想在女性意识及其作品中的内化。有人指出：有时我们以为对男作家的男权思想认识得很清楚了，一旦论及女作家的作品时，发现其实对有些问题并不清楚。特别是某些当代女作家的作品，既有顺应男权的东西，无意识地迎合男人的需要，自觉成为男性的审美和性欲对象；也有反抗男权的东西，不自觉地具有冲破传统的冲动与行动。如何能够理解和宽容多元并存、反对一元化倾向，既是女性主义批判的难题，也是批判策略。
策略二：实证研究，了解女性的真实感受。判断男权文化制造的“强奸渴望”、“母性”、“母爱”等神话的真实性，必须有实证研究，让实事说话，不能想当然。例如，“渴望强奸”是男性创造的一个神话，既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在舆论、道德、司法等实践领域。女人到底是“渴望强奸”还是担心、害怕被强奸？有人指出：男人女人都生活在既有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共同参与创造的，“渴望强奸”神话肯定包含着女人的体验，分析女性“体验”和“渴望”究竟源自于何，是必要的。有人撰文说“女人渴望被英俊的、潇洒的、有地位的男人强奸”，可见，“渴望强奸”的实质是渴望理想的归宿，而非渴望违背意愿的强暴，正如一位男学者指出的：“性很少是自然的，‘体验’本身也受社会环境影响，观察永远渗透着理论”。
策略三：理论研究。文学批判是社会性别批判的一部分，批判者自身的性别立场应该明确。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应有一定了解，要有自觉学习的意愿。有人指出：在进行理论层面的努力时要充分估计困难：（1）女性主义批判的悖论：批判工具为批判对象所创造和使用。例如，“革命”也是男性话语，女性主义是否也用男权的方式进行性别关系的“革命”？（2）不同思维范式沟通的艰难。例如，不同的理论框架对“恋母情结”有不同的解释。科学哲学的“普朗克定律”指出：新的科学理论被接受，不是因为老的科学家转变观念接受了它，而是新一代的科学家开始学习科学时就接受了新理论。如果这一理论对女性主义批评也适用符合，那么，或许能找到克服两性间沟通与对话障碍的途径。
原载中国妇女报2003年3月17日两性论坛版
附件二
关于盛英老师《女性主义纵横谈——王庆淑访谈录》的回复
盛英老师：您好！
谢谢您对我的器重，实在不敢当！
看了您对王庆淑访谈的全文，感觉王很有自己的思想，您的提问也很好，起到引导谈话的作用，所问都是有代表性、需要澄清的问题。下面谈谈我的肤浅看法，有些论点没有查证（因为不是写论文），望指正、勿引用，仅供参考。
从您的介绍看，王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地方，一是她对精神力量的追求。“钻进书山，探究妇女理论；返回现实，继续为新时期妇女运动作贡献”的精神令人感动；特别是她坚持学习、“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全面地学习和了解”，并看重前辈中国妇运理论家、实践家的妇运经验和理论成果，对中外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都比较熟悉并有自己的见解。所有这些，在她这个年龄段和有她这种工作经历的女干部中未必多见。您的介绍使我对中国正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女干部有了一定的理解。二是她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性别概念发展的过程，对有关文献也比较熟悉，对西方主要的女权主义者的成就能够予以肯定。
但是，任何人都不免有局限，我也有我的局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例外，其局限与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有关，也与中国的政治状况有关，我甚至认为也包括成见、学风等问题。具体到王的谈话，我个人觉得有些观念、结论，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只有肯定，很难谈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时俱进”。具体讲：
1、谈到纪尔曼的《妇女和经济》、倍倍尔“经济的从属是一切从属的基础”的思想，与目前官方意识形态、反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男学者的看法的共同点是：一，在肯定“精神的东西归根到底是由它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的同时（我同意这点，争取女权，归根结底是因为权力与权利密切相关），缺乏对精神的反作用、物质与意识互动的讨论，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也缺乏具体分析；二，忽视了社会性别理论的一个要点，即把两性关系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激进女权主义提出的性/性别制度正是它的贡献所在），是与思想关系不同的、具有物质性（物质利益）的东西；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口因素（人口生产离不开社会对两性关系的调节与规范即婚姻家庭制度、性规范等）虽然与生产条件相关，但它是独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一。就这个意义来说，社会性别理论深化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
2、谈到波伏娃片面强调绝对自由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体的普遍主义等局限时，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和历史眼界。波伏娃对妇女解放道路、妇女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是有论述的，她作为存在主义者确实比较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但与中国官方很少讲政府为妇女做了什么、而一味让妇女提高素质、“四自”又有多大区别？波伏娃晚年思想有很大转变，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如参加争取妇女堕胎权利的游行），表明她并非完全回避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另外，从目前世界范围（包括中国）看，婚姻家庭形式日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已是不争的实事，波伏娃关于家庭和婚姻及性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应该说是有预见性的，关键是我们站在什么角度来评价。如果把传统婚姻家庭对女性的负面影响认识到位，对波伏娃关于婚姻家庭的观念可能就能够抱比较宽容的态度（我今天在阳光卫视看《百年婚恋》节目介绍丁玲的几次恋爱、婚姻，就很有感触）。
3、关于阶级分析与性别分析的关系。我同意王所说的“考察社会现象，有多种不同的视角”，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崛起、后现代女权主义等，都有关于人的多重身份论述；就我所知，中国现在提倡社会性别理论的人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在杜芳琴老师的一次研讨会上，戴锦华通过对巩俐的《漂亮妈妈》的分析，对阶级和性别关系有很好的论述。二、性别研究不能脱离阶级、种族/民族关系；同样，阶级关系也不能涵盖性别关系，正是这些不同的关系，构成“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的本质属性。以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之一，就是以阶级关系代替一切关系，好像经济平等了，其他一切都能迎刃而解。其实不然，无论是封建主、资本家、还是共产党高层官员，在性别意识上有一致性，说明性别关系有独立于阶级关系的一面，即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存在于不同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下，因此应该有专门的社会性别理论来解释何以如此。三、经济发展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尤其应该警惕的是，以经济发展为借口而无视妇女需求的政策取向。这就说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问题了。
4、关于“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提法。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作出这样的界定：“这是一种战略，将妇女和男子的关注事项和经验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政策和方针的设计、落实、监测和评估，使男女都能平等受益，中止不平等现象。最终目标是实现两性平等”（1997）。社会性别主流化不仅简单地“在决策过程中要贯彻性别平等意识”，而要问决策者是谁、为谁的利益决策、决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是谁…… “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提法包含着改变决策机构和决策者的性别构成（妇女参政），还包括倾听妇女的声音、妇女的需求，把社会性别平等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努力从纲领上、制度上、组织上、操作层面上以性别视角开展工作。
5、关于生育技术。（因为着急回复，这一点放弃了，但实际是很重要的）。生育技术对妇女来说像任何技术一样是一把双刃剑……费尔斯通《性的辩证法》。
先谈这些我首先想到的问题。
祝身体健康！
维毅
2003.5.31
附件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枝花——盛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简评
荣维毅
著名文学评论家盛英女士《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一书，是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九州出版社，北京，2004.10）12本一套中的一种，内容涉及作者近年来关于女性主义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思考、女/男作家作品批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关系等。
作为学科背景为哲学、关注当今社会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及社会性别主流化倡导的我，感觉该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强调社会性别理论及分析方法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在《评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漫话澳门女性散文》等文中，作者提出“引入社会性别理论的重要性”；“社会性别（Gender）是当今全球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其中心思想在于：社会性别的差异是由社会、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是揭示男女不平等及其根源的重要方法；而社会性别理论则为女性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此种认知指引下，作者注重理论素养的提高（《序：争唱“女歌”不肯休》），注意把女权/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联系起来（《女性主义纵横谈——王庆淑访谈》）；把中国女性文学置于社会运动和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昨日、今日和明日》）；把女性文学批评与男权文化批判结合起来（《女性批判：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再议对“男权话语”的批判》等）。
我欣赏作者的如上特色，我把它看作是百花齐放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园地中的一枝花，相信人们应该可以对其外形和内里进行品评。我同意有评论者所提出的观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研究需要进行自我清算”；“批判的弱化与价值尺度的紊乱，正是当下女性文学批评最应被清算的部分”（《当文学遭遇选美》，http://yhdj.bianji.com 2004-11-16）。愿借此之机，谈谈我在阅读盛英文集中想到的有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相关概念和方法问题，希望与作者及感兴趣的朋友探讨、交流。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主义”应有明确的理解和界定。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昨日、今日和明日》中，作者把“女权主义”界定为“妇女为争取政治、社会、经济上的男女平权，以及在家庭和受教育诸方面的平等权利，所进行的妇女运动及其理论表述”；而“女性主义”则主要是指“妇女为争取自己精神上、心理出上、文化上的自由、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及其理论表述”。作者可能是想把女性的社会解放与文化解放区分开来。这种努力难能可贵，但终不可能超越这样一个方法论原则：即，对于一个外来语，应首先考察其原本含义，然后才能恰当地运用于本土语境，否则是各说各话，在探讨问题时很难达成共识。
女权主义也罢、女性主义也罢，都是英文feminism的中文翻译。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英文feminism时，译为女权主义，这是根据feminism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意译出的，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第一阶段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相适应。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西方妇女发现仅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力而没实际上的平等，妇女还是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因此，争取平等不仅仅是指政治和法律权力，还应包括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保健、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权利，而要现实这一切，就要分析妇女为什么和怎么样被压迫、被歧视的。由此发展出社会性别理论与分析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理论研究者在借鉴西方妇女解放理论时，很多人仍坚持延用“女权主义”，有人出于对社会性别理论的认同，以“女性主义”对应feminism，也有人出于策略的考虑，针对不同对象使用不同译法，但内里并不把两者看成不同。正如《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谭兢嫦、信春鹰主编）对feminism的解释：“女权/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包括男女平等的信念及一种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旨在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社会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换言之，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内涵一致，无分场合或指向，“女权/女性主义就是研究性别与权力的学说”（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很多作家和评论家为什么要着意于“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区别？我以为，这与对现代时兴的社会性别概念的误解有关。
社会性别强调：男女不平等的原因不在于生理差异，而在于社会属性的差异，主张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sex）同由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gender，包括两性的角色分工、气质/形象定型、资源和权力分配、价值评价及维护男女社会差异的社会机制等）区分开来，这是对西方19世纪以来盛行的“生物决定论”的有力挑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概念，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在联合国和世界许多地方，“社会性别主流化”更成为一个响亮口号和行动指南。作为分析方法，社会性别不仅是知识或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思考、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视角，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强调不仅要在“宏大叙事”中、在决策和管理中，而且要在微观小事中、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倾听妇女的声音、考虑妇女的需求，要有“性别敏感”；它还强调，“妇女问题”、“妇女解放”、“婚姻家庭”等以往被认为是妇女的事情、妇女研究的领域，实际都是两性关系问题，离开对两性关系的社会性别分析，就不能搞清和真正解决“妇女问题”（如经常被诟病的妇女的各种缺点）或“男人问题”（如男人的暴力倾向）。
如果对社会性别理论与方法没有准确的把握，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能有明确的界定，运用起来不仅生硬，而且会因错用而造成“硬伤”。以此观之，文集中的各篇评论频频出现的诸如“母性”、“大母精神”、“性人格”、“女性性征”、“女性特质”、“性别主义”、“超越性别”、“性霸”……等概念，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它与女权/女性主义的界定及其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什么？都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正因为概念和方法的不清晰，文集在整体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矛盾性：即分析具体男/女作家的具体作品时，作者有较强的社会性别敏感（如对张贤亮、蒋子龙的批判）；但在进行综述或概括时，则陷于模糊（如女性文本“是纯粹女性主义写作，还是性别超越性别写作”的提法本身就包含着对女性主义及社会性别认识的不清晰）。又如，作者提出男性话语批判的“三原则”（“绝不是报复，更无意于性别战争”；两性对话的前提是“双方都从自己的性别极地退到边缘地带”；批判是“为了女性、为了文学”）和“三结合”（批判与关怀结合、对照与反思结合、文化探求与文学审美结合；见《再议对“男权话语”的批判》）等，都过于抽象，而“抽象”恰恰是女性主义对男权话语特征的批判，因为这种“抽象”回避了女性在男权压迫下真实感受和具体经验（参见郭夏娟《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人民出版社，2004.7）；女性主义的战斗力正是在这“三原则”和“三结合”中被消解（《当文学遭遇选美》）。
笔者以为，这些模糊和不清晰，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整体上仍然是男权社会的现实。要批判、改造这一现实，需要通过长时期的、各条战线的女性主义者（也包括身为男性的女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盛英老师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原载2005年1月29日中国妇女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