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维毅
2018年1月以来，实名揭露校园和职场性骚扰事件不断曝光，中国反性骚扰“米兔”运动日渐凸显。2019年7月下旬始至10月，反性骚扰行动者在北京、广州、成都、纽约等城市先后举办了中国“米兔”周年展；8月，组织者编辑出品了2600页的《中国米兔志（2018.1-2019.7）》。笔者参加了北京7月的两场活动，8月写了“米兔”周年北京活动纪实。为更全面地介绍中国米兔周年活动，重发北京活动纪实，补充了北京之外的活动信息和伊藤诗织胜诉结果。
“米兔”周年展览背景
2019年7月23日上午，有朋友越洋电话问我对中国大陆女权运动发展趋势的看法，我从现实大环境出发，表示不乐观。当然，也谈到近年来的积极因素，例如，反家暴法的出台，为民间组织反对性别暴力行动取得一定程度相对宽松的空间。我们没有来得及梳理民间行动、特别是性别暴力幸存者的积极发声及伙伴们的鼓励支持中蕴含的能量，也没来得及把外在环境与个人和团队的努力分开讨论。
当天下午，参加《米兔：克服恐惧的奔跑》北京活动第一场——展览开幕&圆桌论坛。联系与友人的交流，深感当代年轻人（很多是90后）的觉悟和勇敢不可小觑。性骚扰/性侵害暴力幸存者的发声和伙伴们的支持，显示了重重压力下反暴力和推动性别平等的民间行动仍在继续；反暴力行动者布展和组织活动的努力也表明，民间行动仍有活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于2018年1月1日实名公布该校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12年来持续性骚扰门下女学生的行径，被视为2018中国#MeToo运动初起第一案。
虽然职场和校园性骚扰实名举报从来就有，但从未引发如此的联动效应，使性骚扰议题在中国社会得到更多关注。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陶崇园坠楼自杀身亡，其导师王攀涉嫌性骚扰；4月，清明时节，北京大学校友王敖、李悠悠、徐芃等人发文纪念去世20年的同学高岩，称高岩之死与教师沈阳的“不当行为”有关；北大在校生岳昕等人向学校申请公开20年前相关会议记录，要求学校加快步伐出台性骚扰防治机制。7月初，中山大学四名学生举报教授张鹏性骚扰，张鹏之后被解除教职……
继系列校园性骚扰事件不断被揭露，2018年7月23日，花花（化名）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布曾遭亿友公益创始人、知名公益人雷闯性侵。在此前后一周内，议事规则倡导者袁天鹏、环保公益人冯永锋、知名社工刘猛、免费午餐项目负责人邓飞、资深媒体人章文、作家张弛、彩虹中国创办人张锦雄、央视主持人朱军等20多人被举报性骚扰或性侵。由此，中国#MeToo行动达到高峰，冲击到公益圈、文化界，继而蔓延到宗教和政经人士。在最初的懵懂反应过来之后，一些被举报者反告举报者“名誉侵权”，引发舆论对清华大学知名女学者刘瑜关于#MeToo是“大字报”言论的激烈争辩，显示责备受害者的传统性别文化势力仍然强大，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包括“公知”对性骚扰和#MeToo运动的认知参差不齐。
以雷闯性骚扰幸存者花花2018年7月23日公开发声为时间点，一年来中国米兔运动取得了哪些成就、呈现出什么特点、今后将如何走下去，等等，都是《米兔，克服恐惧的奔跑》系列活动展示和讨论的主题。
组织者精心布置的米兔展，以“失语者：从诉说到战胜恐惧”为标题列举的1995-2019年中国反性骚扰大事记虽然有待补充完善，但基本囊括了中国近25年来反性骚扰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体制内外各领域性骚扰状况调研、典型案例、个人和团体的反性骚扰行动，以及立法/政策倡导和进展。展览和讨论突出了2018年初以来高校、公益等各界性骚扰受害当事人实名举报的重大意义。
反性骚扰行动：调研、倡导、救助
199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唐灿发表了《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报告，对北京、上海、长沙等地169名女性和40名男性受访者调查显示，84%的女性遭遇过12种性骚扰形式中的至少一种，63%遭遇过两次以上，90%的女性知道身边有别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
’95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对基于性别暴力的关注，促进了自唐灿报告后更多的体制内外关于性骚扰的调查研究，为促进性骚扰立法[1]、建立单位反性骚扰机制[2]提供了参考。调查也促进了对性骚扰加害人的处分。2016年8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康宸伟发表的有关校园性骚扰的调研报告《沉默的铁狮》，包括为核实该校某教授性骚扰行为的“暗访行动”，致该教授受到处分。[3]
北京“米兔”周年展，展示了近年来民间组织所做的各种性骚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特点是：（1）民间组织本身是女权行动者的倡导和行动机构，积累了一定的反性骚扰活动经验，并有多方民间组织协助及专家学者的支持；（2）有些调查者本身曾有被性骚扰经历，在设计和分析问题时，能够切合受害者经历、对受害者的发声感同身受；（3）调查者大多具有相关学科高学历，如广州性别教育中心主持人、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作者韦婷婷，是武汉大学社会学本科毕业、人类学硕士研究生；（4）在视角和调查手法上，秉承多元性别平等立场和女性主义研究特点，关注包括性少数社群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5）在调查范围和规模上虽受条件所限，但采用口述等质性研究方法深入访谈，能够更真实地了解当事人的心路历程、看到问题的更深处。（6）由于调查者和受访者年龄相近，使调研过程成为多元性别平等意识启蒙和性骚扰/性暴力知识的普及过程，也是动员和凝聚当代青年人关注和参与反性骚扰及一切形式性别暴力的途径。
北京“米兔”周年展上陈列着针对在校大学生、女记者、职场等性骚扰调查报告。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于从2016年着手校园性骚扰调查。2017年3月8日，该中心发布了《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情况调查》。报告对来自大陆11个省、直辖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6529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69.3%的受访者表示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为75%，而90%的性骚扰实施者来自男性，显示校园性骚扰受害主体是女性。有超过80%的同/双性恋受访者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比例明显高于异性恋，显示关注性少数群体受性骚扰、性暴力的必要性。另，有580名受访者留下邮箱，表示愿意接受进一步采访，最终，调研团队收集了约上百份口述实录，10位性骚扰受害者的完整故事附在报告后面。
该调查被认为是网络上众多调研及口述实录中数据罗列最清晰、样本数量最多的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报告，在2018年反性骚扰讨论中被广泛引用。中心创办者、调查报告执笔者韦婷婷在电话采访时说：“我从小是家庭暴力的见证者，读书期间也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所以我明白，一个女性在当下想要获得和男性同等的东西，所要付出的是非常多的。”由于对性骚扰的界定不同，关于性骚扰数据的各种判定、数字和比例、抽样方法都存在争议，韦婷婷直言，“这个报告从学术的角度来讲被朋友和媒体批评过”。她表示：要推进反性骚扰议题困难重重，“我的这份报告只显示了其中的一个侧面。”
在调查校园性骚扰状况的同时，韦婷婷和志愿者们还向全国 113 所高校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询问各高校是否接到关于性骚扰的投诉和举报、校园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处理机制等问题。在收到的32所学校的回复中，有19所学校给出了针对申请中问题的明确答复，有8所高校回复有保卫部等部门可处理，但没有一所高校设有专门处理性骚扰问题的部门和流程。高校性骚扰频发和处理机制缺失的巨大反差，显示了韦婷婷和伙伴们工作的重大意义。[4]
2018年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广州性别教育中心与中国国际女性影展联合召开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发布会。报告作者黄雪琴介绍了调查数据和情况。有1762名记者参与了调查，得到有效样本416份。调查显示，有83.7%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遭遇的性骚扰不止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足见记者行业性骚扰的严重性。报告还显示，受到性骚扰的当事人中，57.3%的人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报告过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女记者纷纷表示，“虽然时常为弱势群体维权发声，但自己往往没有勇气举报，如何处理和应对职场性骚扰已经成为女记者工作的一大挑战。”报告人黄雪琴曾任职于国家通讯社和广州本地纸媒，从业7年，曾亲身经历过并多次目睹职场性骚扰。[5]
香港资深媒体人、香港大学陈婉莹教授在2018年10月亚洲调查报道年会#MeToo亚洲报道专场发言时，针对上述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和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说：中国#MeToo开启了一种“受害者/幸存者自主讲述，公民社会积极参与，记者、行动者、学者共同发文推动”的报道模式。“很多时候，记者就是行动者。”[6]
专场展示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上网下载）
在米兔展陈列的调查报告，还有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2018年11月出品的《中国职场性骚扰报告》
相关调查仍在继续，最新面世的是2019年8月出品的《2018年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7]，8月21-29日，作者把该报告发至校长和校办领导邮箱，“再次恳请学校重视校园性骚扰问题，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并发至党委教师工作部的邮箱及南大各院系领导邮箱，希望能引起各院系对该问题的重视。[8]
如前所述，2018年1月北航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博士生导师陈小武性骚扰，带出了众多女生的“me too”。7月8月，媒体又曝出雷闯、朱军、学诚法师等数不清的性骚扰事件……在性骚扰事件中，常会遇到的问题是：“好朋友被性骚扰了，我该怎么帮Ta?”“被性骚扰了，感到羞耻的明明应该是骚扰者，为什么受害者却感到难以启齿？”“面对性骚扰，怎样做既能保护受害者的隐私与自身安全，又能揭发施害者？”“报警了，要做些什么？”“怎样给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支持性的环境让Ta们勇敢发声？”“网上实名举报性骚扰者应该注意些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在二十多名志愿者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努力，出品了《反性骚扰手册》。[9]
性骚扰/性侵受害者发声：疗伤与赋权
在北京《米兔：克服恐惧的奔跑》的展览中，陈列着一些写有性骚扰幸存者心声的卡片和行动者督促性侵者雷闯自首的信件照片。
雷闯性侵受害者花花出席了北京7月23日米兔周年纪念活动，她当场决定不带组织者事先准备的面具，直面在场听众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她在三年前遭受性侵至以公开信方式说出来的心路历程。其中，最感人、最有力量的是家人的支持和因此的改变。
花花写公开信时没有告诉家人，“妈妈看到我的举报信后说我做得很棒”。妈妈说“她花了40年才讲出自己15岁时被骚扰的事情，而你3年就讲出来了”！花花的双胞胎妹妹，“原来对我做公益很不以为然，公开信发表后，她把所有骂我的帖子都怼回去！”花花的爸爸是公职人员，公开信发表后曾被约谈，没想到被告知“你女儿”如何如何。花花爸爸非常支持她的行动，“不是因为是我的女儿，别的女孩如果这么做我也会支持。”花花还说，公开信发表后，很多人支持她，她把大家打给她的钱“用在广州性别中心帮助受害者的工作上了”。花花的经历表明，家人的温暖和小伙伴的支持非常重要。
花花认为自己是一个幸存者，但“幸存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依然在奋斗”。可见，实名举报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连想要帮助性骚扰受害者的人也会受到很大压力。有位发言者断断续续、情绪激动地说，自己小时也受到过性骚扰，他为支持花花“受到一次次的伤害……”。有发言者在泣不成声中“感谢在困难中发声的女性”，应该也是一位受害者。如伊藤诗织所说，“为#MeToo发声的行为，大概就像把脸伸进蜂巢一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明确的目标面对根深蒂固的偏见。
有发言者讲述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一位说：“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被强奸了，以为是自己的错，以为做了一场很痛很痛的爱，看了伊藤的电影才意识到是被强奸了”。另一位说自己曾被“在大家眼里是绝对的好人”的大学教授性侵，那位教授凭借自己的好人缘，坚信当事人如果举报他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这位发言者私下说，她是第一次参加类似活动，之前没有想谈自己的经历，是会场的气氛让她说出来的。
所有发言都显示了“米兔”周年展座谈会的功能：疗伤与赋权。正如有性骚扰受害者所在发言中所说的：“大部分受害者走出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所有受害者赋权，官司不管输赢，在历史上都有它的位置”。
2019年08月11日初稿
2020年04月03日修改
作者系性别理论及应用研究学者
2020年4月5日微信公众号新锐评首发
[1]如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首次规定了性骚扰及用人单位的责任。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新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民事案件的案由等。
[2]如2007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帮助合作企业建立单位性骚扰处理机制；2018年11月教育部印发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包括对性骚扰等严重侵害学生行为的处理机制
[3]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康宸伟发表有关校园性骚扰的调研报告《沉默的铁狮》（搜狐网站：https://www.sohu.com/a/217364845_162793）
[4] 《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情况调查》（搜狐http://www.sohu.com/a/218019731_102079）
[5]参见《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发布，超8成曾被性骚扰（附自述）》传媒圈http://www.sohu.com/a/225084001_570245）2018-03-08 00:00
[6] 《MeToo需要报道者，更需要行动者》（）全球深度报道网[原创]# 2018-10-17 10:00
http://www.jintiankansha.me/t/Ult2LEAG9J）
[7]《2018年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作者：我也是蓝精灵；报告网址：https://gallery.mailchimp.com/1f4c4fc2da54c22032eda5ad6/files/6d96029a-e465-41be-bd3f-787f645bccd5/2018_NJU_Harassment_Report.pdf
[8] 2019-8-30 22:31我也是蓝鲸灵 微博（https://weibo.com/6464069123/I4Fb0lIXA?sudaref=www.baidu.com&sudaref=passport.weibo.com&display=0&retcode=6102&type=comment#_rnd1585876944839）
[9] 《你想知道的关于反性骚扰的一切这个手册里都有》（原创074，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