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女权主义:当下中国性别与阶级关系的再思考

文/荏远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刚刚过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进入一个愈发动荡的阶段,许多20世纪的观察者奉为圭臬的社会理论似乎已经不足以应对时代的诡谲多变。回想世纪之交的一段时期,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洗礼以后,逐渐进入了所谓的“后女权”、“后种族主义”时代。人们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典型的父权社会已经瓦解,种族主义逐步式微,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解决持续不退的社会不平等?彼时的理论热点,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强调虽然社会整体上来说,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被根本动摇,但处于各种压迫系统交汇处的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仍然很难改变弱势、边缘的处境。相应地,女权运动的重点,是思考性别身份如何与其他政治、社会身份(如环保、性少数权利、反种族歧视等)相互结合;但从总体上来说,在“后女权社会”提法的暗示下,西方社会大众对鲜明的女权主义诉求并不热衷。

反观非西方国家,其女权运动的脉搏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发展主义”息息相关。早在60年代,国际发展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就意识到必须把妇女作为重点工作对象,才能解决全球的“贫困”问题。到了70年代,这个“发展中的妇女”(women in development)的框架被“性别与发展” (gender and development)取代,后者不但关注妇女本身作为发展的主体,更倡导将“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在政策决策中主流化,认为各类发展议题,从教育、健康、经济生产,到参政, 科技、金融,都需要有性别的维度。同时,联合国大会于1979年通过了《消除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公约》(简称CEDAW),在之后的20年里,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成为全球女权运动中,最重要一个共享命题。熟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权益相关运动的人,应该很容易把以上国际趋势和中国现状对接——在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前的这段时间,扶贫和反对家庭暴力,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妇女议题。

2010年之后的几年,正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在逐渐体制化的时候,反建制的草根女权运动却在威权主义国家快速崛起(如2011年俄罗斯出现的pussy riot; 2012-2015年之间在中国活跃的“女权行动派”)。然而,在日渐动荡的21世纪,基于传统理论的“民主vs.专制”框架并不能揭示女权运动的路径分野。当全球化、市场化、乃至发展主义本身这些深刻形塑了战后全球格局的历史进程本身,都开始发生快速演化的时候,女权主义的主体及其“敌人”们,都变得不再清晰——新的范畴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抗争中呼之欲出,并被不断地被重新诠释。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近十年来的女权主义运动与“占领华尔街”、“Black Lives Matter”等社会运动互相影响,重新走向一种反建制的激进。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机催生了2011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该运动把“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军工复合体”(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等概念带入普通参与者的视野——要知道,这些概念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盛行的20世纪后期,几乎无人问津——深谙这些概念的学院马克思主义左派,被他们的后现代文化研究同事盖过了风头。占领华尔街的“去中心化”运动模式和其反建制内核,启发了2013年爆发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后者抛开上一代美国黑人运动的中产阶级属性,着重揭露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勾连——黑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公,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由警察暴力、私有化监狱经济、白人至上主义共同筑成的系统性压迫。

短短两年后,2017年1月21日,一场举世瞩目的“妇女大游行”(women’s march)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将近50万人自发从全国各地涌来,向刚刚就职的第45届总统特朗普本人及其所代表的男性沙文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表示抗议。这场妇女和少数族裔主导的游行,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

同年3月8日,“妇女大游行”运动的组织者号召全美国女性在这一天停止一切有偿、无偿劳动,并且明确批评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精英女权主义。同时,一群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活动家,在《卫报》网站发出联名文章支持此次罢工。这其中包括民权运动一代的活跃分子、美共领袖、哲学家 Angela Davis,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权学者Nancy Fraser,以及新一代活扎根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文章开宗明义写道:

“仅仅反对特朗普暴虐的厌女症、对同性恋和性转人士的恐惧症,以及其种族主义政策是不够的。我们要抵抗新自由主义政治对社会福利和劳工权益的不断攻击。妇女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那些非白人女性、劳动女性、失业和移民女性,她们的境遇在过去三十年,由于金融化和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而持续恶化。那种‘向前一步’的女权主义以及其他公司式女权主义的变种,无法回应大多数人的诉求,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条件通过个人的自我提升、自我努力而改善生活。”[1]

文章作者们直接批评个人主义下的狭义女权主义,并把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提高,与阶级、种族正义联系在一起,猛烈抨击金融精英资本对社会的盘剥:“妇女们生活境遇的提高,只能通过在政策层面支持社会生计,保证生育正义,保障劳工权益而实现。新一轮的妇女运动必须正面回应所有这些问题。这必须是为着99%的人的女权主义!”

这份宣言把当下女权运动的召唤,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 1% vs. 99% ”话语对接起来,试图使女权运动超越个人主义的画地为牢,变为一种有着阶级、种族等集体根基的力量。2019年,该宣言的完整版,由Verso出版,预示着西方(尤其美国)女权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大众女权主义”的阶段。同时,这也标志着,美国新社会运动内部正在生成超越自由主义谱系的批判力量,重新拥抱、重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以全方位地批判、拒斥一度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的资本主义体制。

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观察者,我们似乎站在了多种历史进程的交汇处。一方面,一度进入低谷的西方女权运动迎来了她最新一波的浪潮。她挣脱身份政治的桎梏,重拾政治经济学的武器,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对整个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检讨,有着重新定义劳动、价值、社会分工、家庭……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潜力。另一方面,活跃于2010年代的中国女权行动派,则由于政治的打压,失去了在国内组织、动员的空间;虽然反家暴、反性骚扰等议题已经深入人心,激起青年女性的普遍共鸣,通过动员社会、倒逼体制改革的路径,却并不光明。

那么,中国当下的女权主义运动着力点应该在哪里?她与世界范围内的女权-阶级-种族联合性斗争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存在一种原生于中国的、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女权运动的可能性?笔者深信运动的理论应首先基于运动的实践,因此无法为未来开出药方。但审视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尤其是其性别-阶级结构,可以为我们找出新的发力点提供思路。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社会的性质逐渐由国家社会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不但重新回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而且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的角色,来到了这个全球体系的核心。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一度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女权体制(以妇联为制度核心)逐渐退场,国家在非公共领域选择性地缺席,把家庭空间刻意留给了私人。国企改革和劳动力的市场化催生了以女性占多数的下岗潮;在一些男性精英的鼓吹下,被市场抛弃的女性不得不退回家庭,一方面承担起对全家老幼的无偿性照料,另一方面还要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上维持一份收入补贴家用。

类似但更严峻的情况发生在农村。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密集、出口型经济模式的确立,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卷入城市工业生产;妇女因其廉价、“顺从“等特征,得到企业主的青睐。另一方面,农村集体制的瓦解、社区的溃败、福利的缺失,使得农民家庭承担起了全部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大多数打工夫妻不能不把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乡由祖辈看管,造成了引起广泛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在工厂里、工地上贡献了所有青春、血汗的打工者在老去后不能享有城市的福利待遇,只得拖着病痛的身体回到农村。在这样的城乡分离型再生产结构中,也是妇女(包括祖辈和妻子、女儿)承担着照料者的角色。——国家、市场、以及父权的合谋,制造出了急剧恶化的阶级不平等,而妇女劳动者,在挣钱和养家的双重角色之间摇摆,是底层中的底层。

虽然市场改革以来,中国女性的平均收入一直在增长,但是同时在增长的,是男女间的收入差异。根据全国妇联的数据,在1990到2010年间,城市中国女性的平均收入从占男性收入的78%,下降到了仅占67%;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则从79%下降到了60%。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妇女(18-64岁)属于中低或低收入阶层。所有类别的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中,仅有2%是女性。

收入仅仅是考察经济不平等一个因素,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财富累积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在当今中国,房产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私有财产,而在大多数中国家庭中,房产是在丈夫而不是妻子名下。据全国妇联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60%的房产是男性独有;剩下的40%中,有些是妇女独有,有些是夫妻共有。在已婚妇女中,只有13%有完全属于自己名下的房产,而28%则是与丈夫共同拥有房产。在农村,21%的妇女没有任何土地,比男性高出9个百分点;外嫁和离婚是她们失地的主要原因。

另外,从性别和职业分工的角度来看,男性主导着具有中等或中上等经济、社会地位的职业,例如医生、工程师、物流业等。在近些年飞速发展、资本扎堆的高科技领域,性别失衡尤为突出——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8年的数据,计算机程序员的性别男女比,是100:6。

男性主导高收入、高增长行业的同时, 女性却集中在了低收入、非稳定、不正规的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服装加工、家政服务、酒店餐饮、零售业等。乐施会201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家政服务市场,2000多万家政工中,90%是城市下岗女工或者农民工。而至今为止,国家并没有出台任何政策以保障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福利和工作场所安全。

这些低收入、非正规就业人员一方面为城市的科技、金融精英和中产家庭提供者廉价的服务,另一方面却被政府认定为“低端人口”,可以在一夜间被驱逐。她们身上体现出了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高速的财富积累,无法离开对劳动者的严酷剥削,而任性的权力意志,却又不断挤压劳动者本已微小的生存和再生产空间——这既不正义,也不可以持续。令人愈发担忧的是,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包括自动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将由劳动力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在“机器换人”的冲击下,正规就业(拥有福利和劳动保护)的机会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人,将被抛入低端的、非正规的服务业,成为资本积累的辅助性劳动力,并不直接参与生产性积累。在未来,即使是男性,绝大多数也没有机会进入高收入阶层。换句话说,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会经历一场“女性特质化”(feminization)——即那些被认为是女性工作所独有的低薪、无福利、不稳定等特质,将扩散到男性就业人口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妇女劳动者所面对的困境,就是所有中国劳动者将来可能面临的困境。审视性别不公,就是审视中国的阶级不平等。性别和阶级的问题,不是两个互相牵制、互相消解的命题,而是互相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和一度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妇女问题”观不同,我们今天不能再回到“阶级至上论”的话术,以为“阶级问题应该优先于性别问题”,“阶级问题解决了,性别不平等就自然消失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未经实践检验的想当然——我们要从厘清社会性别制度与财富分配积累制度的关联机制入手,从纷至沓来的经验问题入手,在揭示一组组的矛盾的过程中,看清政治经济制度的全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之前这方面工作做的不足,国内社会性别研究和劳工问题研究, 是割裂状态。劳工研究偏重于工厂政治、维权行动等议题,而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到的劳动力再生产、家政工的非正规就业、新兴领域的严重性别隔离等问题。如果不能全方位地识别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又如何去发现新的抗争场域和更有效的行动策略呢?毕竟,本文提倡女权重回政治经济学视角,不是为教科书里的“马列”招魂,而是翘盼未来那别开生面的实践。


[1] 这种精英女权主义,可以说是以 Facebook 首席财务官 Sheryl Sandberg 为代表。“向前一步”得名于她的同名励志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