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主义的双重束缚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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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女权主义多样实践面对多种挑战,归纳起来核心是两个困境,造成了对女权主义发展的双重束缚,即,政治上的束缚和理论框架的束缚。本文概要地讨论一下这双重束缚的内涵、及其对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影响。

政治束缚

且不谈一个男尊女卑社会各种体制习俗对妇女发展的束缚(老常态),当今中国政治大气候对所有社会运动的限制对女权主义形成了叠加的捆绑。中国女权主义者们从95世妇会以来开创的多种社会活动空间被大大缩小了。党的维稳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换扩大,现如今和政府有协作关系的服务性的妇女组织和机构尚不构成对政权的挑战,体制内争取妇女法律权益的努力尚有合法性,而自发的妇女组织行动一不留神都会变成维稳对象,尽管中国女权议题早就自动不涉及党国政治权力,而仅仅是努力去实施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条文,或是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框架下去推进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或倡导改变一些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习俗。这样的实践者理应被视为共和国的好公民,但却在国家安全部门眼里成了制造麻烦的人,或曰“维权人士”,需要加以密切关注;维稳系统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为啥这些人不去挣钱过自己的日子,却会去瞎操心社会上的事情,肯定是受了“海外敌对势力”的挑唆和赞助来给党和国家捣乱的。从2018年以来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青年女性发起的反性骚扰活动严加打击,哪怕仅仅是在网络上发布一些揭露性骚扰罪行的信息也遭到迅速删帖。国家权力机器作出一副非要保护性犯罪者、惩罚受害者的姿态,与国际社会声张妇女权利的大潮背道而驰,令鼓起勇气想发声反抗的青年女性格外愤懑。任何有公民觉悟的人在国家权力机关知法违法的高压下的受挫感是可想而知的。

即使不做社会组织活动,有女权主义批判觉悟的人想要写作发声,也会因不经意触碰“红线”“踩了雷”而“被炸号”。出版和网络发言被审查的严苛程度在不断加剧,能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局限。中国学界女权主义者尚未能开拓一个自由公开进行批评讨论的学术空间,而如今,对于在体制内谋生存的女权知识分子来说, 如何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向学生介绍女权主义知识,已经成了日常实践的挑战,因为连传播“女权主义”都被纳入国安关注范围。

对于有志于改造男权社会文化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无处不在的政治束缚使我们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而比无法从事有风险的实践更严酷的现实是,长久的政治捆绑会令实践者把禁忌作为常态来接受,把思考局限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在接受规训的过程中失去了质疑禁忌的能力和挑战规训的勇气。而在政治议题上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状况既折射了又加固了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边缘状况。如何来突破这种困境?恐怕前提是不能安于接受这种困境,然后才可能有逆水行舟的谋略。在笔者看来,清醒地拒绝国家权力的规训、理性地审视国家权力规训的效应(包括对自己主体性的塑造)、机智地从事“越雷池”的实践,是中国女权运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关键,尽管这会是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这种艰难,恐怕不亚于当年缠过足的女人放了足,拖着一双再也无法伸展开脚趾头的“解放脚”蹒跚地前行。这还是指勇敢地自我放足的女人。更多的人恐怕早已习惯于被缠足的状态,连挣开束缚的欲望和勇气都不具备。89年国家暴力以来三十年对国人的精神捆绑的严重后果需要清醒地评估。[1]我们对前景还抱有乐观信念的基础是,历史上有许多勇敢地抗拒缠足的女孩,更有许多带着被残疾的双脚坚忍不拔地开拓新生活的女人。21世纪的中国应该还是不乏勇敢的女人的。

理论束缚

当代中国学界的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来自国外。对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性等种种等级差异所表达的权力关系的分析批判都使来自缺乏批判性分析框架的学术背景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很受启发。我们也可以从分析男权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交织的历史过程的女权主义学术著作中看到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相关性。但是,这些很有力的分析框架和批判性理论是否提供了全套有效手术刀来解剖中国历史和现状?是否穷尽了可以探索的批判性问题?回答是否定的。还是用如今大家熟知的美国女权主义的一个概念就可以解答:situated knowledge。 知识生产是受制于具体时空的。我们无法指望不在中国时空中的国外(无论西方或东方南方或北方)女权主义学界产生解析中国特殊问题的“手术刀”,即使我们与经历了上述种种全球历史过程的族群或国民在许多方面有共性,并且这些共性是女权主义在全球传播的社会基础,是女权主义理论有效性的跨文化基础。

我们要问的是:哪些中国“特色”是全球流通的女权主义批判锋芒尚无法触及的,更是在今日中国政治环境下海内外中国女权主义学者怯于涉及的?笔者认为直面这个问题是中国女权主义突破全球流通的女权主义理论束缚的前提, 即:我们必须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发展来审视哪些是我们中国女权主义需要着力进行的批判改造工作,而不是圄于国际现有的女权主义理论框架来设定我们的女权批判议题,虽然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分析方法来探究我们自己的议题,从而产生扎根于今天时空的新的批判性知识。

置身于国外学术界的中国女权主义学者更需要认识突破即有理论束缚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海外学者享有国内学者所没有的学术自由,更因为变动着的时局在呼唤中国女权主义学者创造新的知识,而拘泥于现有的海外主流学术框架是无助于突破的。在此仅举一例来说明。后殖民主义理论是迄今流行的女权主义分析框架,用以分析今天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的种族阶级等级权力关系。在西方国家学习的中国学者也认为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种族歧视的分析批判依然有效,因为那个时期产生的种族阶级以及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及其衍生出的复杂状态不断被复制,依然是今日全球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后殖民分析框架中,我们非西方非白人的中国妇女被界定为“第三世界妇女”或“南北”坐标中的“南方”被压迫民族。身处白人为主的西方社会的中国学者,或因为感受到种族歧视或因为占据“被压迫者”或“少数族裔”的身份在女权学界的赋权感,往往不去质疑这个坐标或分类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的今天,会有什么问题。[2]

中国男权统治集团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十多年来,精心从事全球扩张和渗透来与美国争夺全球霸主地位。“一带一路”沿用毛泽东时期的团结亚非拉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全球权力架构版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中进行着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实践,输出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剩余产能,收买沿路独裁者为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项目开绿灯;用国人称为“大撒币”的经济手段有效增加盟国数目,加强与美国争霸的国际政治势力。中共也复制老帝国主义的行径,如租借斯里兰卡港口99年来抵充债款等手段来增设军事基地和港口。“大国崛起”的“中国故事”早就成为中国主流话语并向全球推销,独裁者发誓要引领“人类共同体”来实现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男性权势集团称霸世界的政治癫狂中,海外中国女权主义者若继续拥抱“第三世界妇女”这个身份不仅显得尴尬,恐怕不经意中还会造成与中国统治集团的共谋,因为他们称霸世界的意图也经常以毛泽东的反对美帝霸权的话语来遮盖。四中全会报告更是凸显重返毛泽东时代、与美帝国主义抗衡的高亢国族主义精神。官方话语的错乱混杂逼迫海外中国女权学者作清醒的认真梳理,若继续沿用西方左翼支持“第三世界”反美议题,则会在变动了政治格局中显得不知所措。

一个曾经的以平等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两级分化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寡头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在寒冬驱赶“低端人口”为一例),一个以21世纪高科技支撑的奥威尔式政治统治(全国平均每三人一个电子监控摄像头,数码身份证及人脸识别广泛应用,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监禁以及正在实施中的新疆模式内地化的高压统治等),一个相当成功地向全球输出“中国模式”和“中国故事”的第二大经济体,一个黄种的非基督教主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如此种种复杂现实,无疑超出了全球女权主义理论家和西方左翼的想 象(这些人中的无知者还以为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使白人种族优越论者惶恐不安且无法言表,也使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创造出新的叙事方式来包装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实践(与左翼的失语形成鲜明对照)。而中国女权学者则无法调动以往对冷战的批判理论来阐释今天的两霸相争,因为中美之间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较量,共产主义理想和资产阶级私有观念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抗衡。我们目睹的是全球资本与各国统治集团勾结对各自的底层民众进行欺骗剥夺的跨国运作。有趣的是,当今美国右翼竭力把中共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以此来打击美国国内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公正的左翼政治力量。而中共则坚持声称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挂羊头买狗肉的计谋混淆视听(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在全国高校巨额拨款建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同时却严厉打压和取缔高校学生自发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监禁参与工人维权行动的青年学生,形成了假马克思主义者迫害真马克思主义者的又一“中国特色“)。在如此错综复杂的中国和全球政治经济急剧变动的形势中,中国女权主义者如何界定自己的立足点来发出批判声音?来成为当下海内外政治博弈中的一支开创性力量?或许更紧迫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需要克服哪些局限才能面对历史的挑战?

对来自大陆的海外青年女权学者来说,亟需正视中共自89年以来的统治权术的效应造成的对自身的束缚。男权统治集团以娱乐至上、金钱至上、纸醉金迷、消费文化来转移公众对政治和公众事务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的胡萝卜大棒子政策成功实现对有话语权的人群的噤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将社会群体原子化、将个人主义神圣化自然化、将阶级分化和社会性别差异扩大合理化。女权主义者在对性别歧视表现出高度敏感的同时,是否能洞察男权统治集团的各种权术以及审视自我与国家推崇掌控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及文化实践的关系?能否自省在30年高压政治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双重夹击中形成的主体性缺陷?我们知道,国人在防火墙内形成的关注点和思维习惯不会随着身体的跨越国界而自动消失,即使在信息自由的国度里,对何种信息有兴趣依然体现着各人已经形成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大陆留学生中不少人的表现就是防火墙巨大功能的佐证:他/她们从不质疑墙内的一切规训和谎言,从不感觉有墙,自然绝无翻墙的需求,所以身在墙外脑在墙内,只接触国内中文媒体,认同高涨的国族主义思潮和统治集团的霸权追求。2019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海外有大量关于香港民众为五大诉求持续抗争的直播和文字报道的情况下,这些留学生仍两眼一抹黑、不假思索地用国内官方媒体的污名化词句来咒骂所谓“港独”“愤青”,甚至有留学生自豪地高喊“中国正在威胁全球”的口号,毫不以权贵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为耻,反而狂热拥抱法西斯思潮。这类本科留学生的盲目无知自然不可与具有批判性和学术视野的青年女权学者同日而语,但是青年女权学者即使身在海外,由国内形成的自我审查习惯却并非少见。事实上,中共高压政治统治形成的福柯意义上的“圆形监狱”早就超越了国界,游走海外的国人(包括学者)也往往带着国内形成的恐惧自我禁闭,不敢触碰涉及所谓“敏感议题”的媒体信息,同时却主动维护对自己实施精神监禁的政权。被禁锢的政治现实也会使青年女权主义者对被局限的思维和行动空间习以为常,甚至会误以为不直接涉及到妇女权益的议题就不属于女权主义关注范畴,三十年里中国女权小心翼翼的策略竟成为画地为牢的自我规范!显然,自觉反省梳理在具体时空中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认知对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突破重围是先决条件。

此外,海外女权学者还存在一个获得博士学位过程中被西方学界“规训“的问题。尽管女权学术本质上是“不守规矩”的知识创造,但是学界的机制对学者的规训依然会留下痕迹。一种表现是盲目跟风,即不假思索地、安全地跟随西方学界的流行理论概念来设置研究议题,而非密切关注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对现存理论提出新问题和挑战。把理论作为教条,甚至作为文化资本来炫耀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总之,勇敢地突破中国统治集团设置的政治思想樊笼的束缚、清醒地审视当下全球流通的女权主义理论框架的不足,反省地梳理自己的知识及主体身份的构成与所处场域及历史背景的关系,密切关注瞬息万变的中国和全球局势,恐怕是产生21世纪中国女权主义批判性知识的前提。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在当下的乱世中走出自己的路来,这是历史对21世纪的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考验。

后记

上述文字完成于2019年年末。自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而后传播世界各地以来,国际局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因为中共初期隐瞒疫情,然后又急于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成功”故事,结果适得其反,在国际上非但没有扮演成救世主的角色,反而引起不少国家的反感,国际形象大大受损。美中关系更是迅速恶化,在民主党追责川普政府抗疫不力时,白宫及共和党则加紧对中共和世卫组织的追责,反共成为川普连任的一个重要筹码。4月底中国病毒科学家出逃到纽约,已经在参议院进行秘密听证会,提供病毒系实验室制作的证据。这一事态,必然加强美国政界问责中共的势头。

动荡的国际局势给已经不稳的国内政局雪上加霜。在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激斗的动态中,变局有可能出现。中国女权主义者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局势中,需要做何种准备来应对?无论结局如何,经过2020年新冠病毒之世纪之灾,大到世界格局小到个人生活方式都回不到过去了,只有男权掌控经济政治的状况恐怕依旧。但如果在变动中产生缝隙,我们将如何利用来推进中国女权事业?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切入来突破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束缚?

2020年5月8日


[1] “89年国家暴力“指1989年6月4日军队进入北京用坦克枪弹镇压学生和平民百姓的和平示威的惨剧以及后续执政者对全社会的高压政治管控。读者若不明了这个被当政者精心遮蔽的世界历史大事件,则亟需要翻墙了解史实,作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基础。

[2] 本文不去剖析那些claim victimhood (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表演背后的机会主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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