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身体理论的发展看 “特朗普现象”

作者:张毅(肯塔基大学社会性别与妇女学系助理教授)

2016年11月初,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胜出,并于2017年1月20日就任第45任总统。作为一个毫无从政经验,且竞选策略明显有别于传统政客的门外汉,他的当选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而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非传统势力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崛起代表了一种笔者称之为“特朗普现象”的新趋势。大众媒体、学界精英乃至普罗大众,纷纷试图从各个角度来解读这一趋势,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通过追溯近几十年身体理论在学界的发展变化,旨在梳理西方社会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而发生的思想文化变迁,并以此为背景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帮助读者理解“特朗普现象”及其背后的成因。

“特朗普和身体理论”,乍看之下这样两个话题似乎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于“身体”的特定理论取向和研究范式,为特朗普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艾德.科恩(Ed Cohen)在其《值得维护的身体》(A Body Worth Defending, 2009) 一书中指出,自十八世纪起,启蒙思想在西方社会的盛行引发了人们对“身体”的全新理解:“身体”从不断与外界发生交流互动并相互影响的有机体,变成了以皮肤为边界、需要不断通过现代免疫技术进行保护以确保免受外界(如细菌和病毒)侵蚀攻击的独立个体,从而完成了对“身体”的现代性(modernist)重构。在科恩看来,正是这样对身体新的理解方式奠定了人作为独立个体成为各种政治权利的最终拥有者(ultimate rights-bearing subject)的理论基础。而这种对身体的现代性解读也巩固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作为当今西方民主政治理论核心的地位。1而另外一位身体研究的著名学者尼可拉斯.罗斯(Nicholas Rose)则认为,人文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近年来与生命科学关于身体理论方面的互动,以及新兴生物技术以及生物医学上的突破,为身体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2在笔者看来,这些新的理论动向,尤其是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的兴起,为解读“特朗普现象”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工具。下面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对身体理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和不同理论派别做一简单的梳理,辅以对各种理论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介绍,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身体理论的理解,以新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的“特朗普现象”。

  1. “后结构”/“后现代”转向

如前文所述,现代性理论(modernism)长期主导着西方学界对于“身体”的理解,其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二战期间,许多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投入到战争中,与白人并肩作战以保家国,而这种战争条件下形成的平等关系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国家主体意识。战后自50年代起,这批非裔士兵在退役回归故乡之后,很快又重新感受各种歧视性的待遇,于是开始组织并投身到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当中。3在民权运动的感召下,各种声讨社会不公的民主运动相继诞生,并很快席卷了整个美国。其中包括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second-wave feminist movement),绿色环保运动(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性少数/酷儿运动(LGBTQ movement)等。而这一波民主政治浪潮随着1970代爆发的反越战运动(anti-war movement)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各种左翼运动在西欧各国也开始兴起壮大,以1968年爆发的学生运动为标志,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声援,其中也不乏如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这样的知名学者。与更早期的以政治参与为主要诉求的社会运动不同,这一波的民主运动具有一个全新的特点:以社会身份(identity)为基础批判挑战各种不公正待遇,同时以追求社会对身份的认同(social recognition)为目标。比如女性主义认为,人的性别不是由生物属性决定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建构是社会资源分配,权力运作的基本框架。要打破社会不公,必须首先承认社会性别(gender)造成了对女性的歧视性待遇,因而需要通过争取性别平等来重建社会民主体系。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学界兴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针对身体/文化(body/culture)、自然/培养(nature/nurture)的论战,通过将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相区别来打破生物/身体决定论(biologism/essentialism)的主导地位。这种批判进一步激发了对现代性思想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以新的理论视野去重新思考宏大理论叙事(meta-narrative),如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这种反思,也引发了对于以现代性思想为认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批判。例如,女性主义立场理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认为,每个人的认知和价值观都是受其身份(identity)的影响(包括性别、人种、性取向、阶级等),因此不存在绝对的中立客观。由于边缘群体(如女性)长期受到其身份的压制,他们对社会制度的漏洞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因此要达成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体系的目标,更应该从他们的立场(standpoint)出发进行思考。如珊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曾提出学者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吸纳各种边缘立场和观点,使其研究获得 “增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4而以冬娜.哈娜维(Donna Haraway)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各种知识都是建立在一定情境之上(situated knowledge),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各种情境知识间的对话来不断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从而建立更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5

值得一提的是,与这些基于社会身份对现代性思想/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批判不同,另外一批学者则是从文化/语言的角度进行反思。例如,罗兰.巴特在其著名的《神话学》(Mythologies, 1972)一书中指出,基于现实物质基础的能指(the signifier)和所指(the signified)相结合形成一定的表征关系(the sign),这种表征关系可以进一步指代更广义范围内抽象的事物/社会关系。6而巴特的这种对社会现实/物质世界的符号学解读被一些学者进一步发展甚至是推向极端。如让.鲍德里亚提出的拟像理论(simulacra)认为所有的表征关系都可以被看成是没有本源的复制品(copy without the origin)。7换言之,所有的物质关系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所构建,是文化的、历史的、情境的,也是相对的、个人的、碎片化的。这一论断也构成了后结构/后现代理论的核心,由其所引发的语言学/文化转向(linguistic/cultural turn)在二十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成为西方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其影响力渗透至各个学科。在整个90年代,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一度成为“理论”的代名词。其中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位集大成者。在她看来,不仅是社会性别,生物性别同样也依赖于语言/符号建构。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后来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概念,认为人的生理性别(anatomical 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日常操演的性别属性(gender of performance),在异性恋霸权所预设二元对立关系下彼此统一,从而构成了我们现有的性别体系。根据巴特勒的理论,性别是一个没有本源的复制品,以身体为操演场所日益被我们重复复制,形成对人的宰治和社会的压迫。8简而言之,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生物属性的身体完全屈从于话语/符号体系,偏离了分析中心,成为被动、消极的性别话语体系进行运作的场域。如尼可拉斯.罗斯所言,由于后结构主义的盛行,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文社科学者视物质身体为洪水猛兽,避而不谈,唯恐被贴上“反动”“保守”的“本质主义”标签。9同时以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概念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学术光谱开始从物质身体偏向话语身体,进而影响到学界对物质世界以及科学的理解。1996年发生的“索科尔事件”(Sokal affair)是一个最佳的例证。任教于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阿兰.索科尔(Alan Sokal)依照后结构/后现代叙事方式和术语炮制出了一篇批判自然科学的文章,投到了当时后结构主义研究的重镇《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上。时任主编在没有对文章进行外部盲审的情况下就在该杂志发表了此文,在索科尔披露自己以此文戏虐该杂志的初衷后,该事件迅速发酵成为了学界的一大争议性话题。10

在笔者看来,后结构主义理论长期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为特朗普的崛起提供了文化土壤。大选期间,特朗普及其团队将他的主要理念称之为“让美国变得重新伟大”。其中主流媒体被描述为充满谎言的“虚假新闻媒体” (fake news),被斥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走向衰败”的主要推手之一。自其1月20日就职以来,特朗普不仅继续其“炮轰主流媒体”的策略,而且编造了各种谎言来支持自己的论断。针对公众的质疑,特朗普的代言人凯莉恩.康维(Kellyanne Conway)甚至创造出了一个新词汇—“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来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包括她自己)进行辩解。11按照康维的说法,客观事实根据个人的不同解读而不同,可以是多种多样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事实可以脱离客观世界仅存于人的解读之中。康维的这一新词汇很快成为被媒体及普通大众广泛批判的新笑柄。但是撇开康维荒谬的言论不谈,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结构主义对美国社会文化影响之深远,已经从学术象牙塔中延伸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他和他的团队不断散播各种毫无事实依据,有些甚至是荒诞可笑的言论,同时其竞选承诺也大多数未能实现。即便如此,许多支持者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其所谓的“另类事实”深信不疑。

  1. 生物权力/身体政治

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是建立在异性恋霸权(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正是对当今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同时期很多左派学者一样,福柯对“宏大叙事”持深刻怀疑的态度。和许多主流历史研究不同,福柯反对建立统一的模式来解释和预见历史,相反他更强调以谱系学(genealogy)为主要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主张从个体事件(singular events)入手去追寻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机制,从而厘清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关系结构。12而“异性恋霸权”正是其谱系学研究的成果之一。在其经典的《性史.第一卷》中,福柯认为异性恋霸权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18-19世纪的欧洲。由于生产模式逐渐过渡到机械化大生产,资本运作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但凡不符合人口生产需要的性行为模式,包括同性恋,青少年性行为(如手淫)等,都被打上“非正常”的标签,从而使得异性性行为成为唯一的社会标准。另外他还指出,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异性恋模式也是具有阶级性的,而婚外性行为作为不符合资产阶级生活模式的行为,不利于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培养高素质劳动力的行为,也被标注为 “非正常”。13换言之,福柯的异性恋霸权概念是带有特定历史色彩的,是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而巴特勒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抹去了这种历史社会背景,将其演化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她的这种对福柯研究方法及理论的误读,在笔者看来,不仅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身体研究长时间理论上的束缚,同时因为巴特勒自身巨大的影响力,她对福柯的误读使得学界对福柯的解读很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其对“话语”(discourse)“知识”(knowledge)和“权力”(power)的分析上,从而忽略了福柯两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生物权力”(biopower)和“身体政治”(biopolitics)。直到最近这种状况才开始逐渐得到改变。

在福柯的学术体系中,对性行为模式的操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权力”和“身体政治”运作的手段。前者作用于个体概念的身体,通过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将个人塑造成特定社会运行模式下所需的行为主体:如资本主义萌芽及上升时期循规蹈矩、遵从异性恋家庭关系、倾尽一切资源努力生育培养符合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下一代的男男女女。后者作用于群体概念的身体,即人口,通过学校、科学系统、司法体制、文化体系等各种社会组织来管理调节人口结构和组成,从而使社会政治经济效益最大化。14在福柯看来,话语(discourse)是生产性权力发挥作用以达到影响个体和群体效果的主要渠道。15一言蔽之,福柯不仅关注真实的、生物属性的身体,而且也关注其和符号/文化系统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辩证互动关系,通过对这种辩证关系的分析来探寻社会运作的规律和机制。这一理论方向和研究方法不仅与后结构主义将分析重点放在语言/符号上的取向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通过结构分析以建立广泛适用模式的方法大相径庭。

正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王爱华(Aihwa Ong)所指出那样,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对于作为文化符号体系一部分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近年来全球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主导下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有力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16而这种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空白,在笔者看来,也是当今西方知识界对“特朗普现象”分析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以笔者对于亚裔美国人的研究为例,17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社会对其种族刻板印象从缺乏教育和特定技能、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如洗衣房,快餐店)的“苦力”,发展为如今所谓的受过良好教育、广泛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家庭的高收入“模范少数群体”(Model Minority)。这种种族印象(racial profile)的巨大反差为理解“生物权力”和“身体政治”如何在当今美国社会运作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一方面,二战后由于民权运动的推动,美国政府于1965年进行了移民改革,取消了1924年以来对亚裔移民的数量限制。此后亚州和拉丁美洲迅速取代西欧成为美国最大的新移民来源地。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强化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占据的高端位置,制定了很多政策吸引来自亚洲的新移民,特别是优秀理工类学生以及受过良好职业训练的技术人员。亚裔新刻板印象其实是 “身体政治”的一部分,以实现人口的宏观管控来发展和强化美国的优势行业。但是也应注意到,所谓的“模范少数民族”背后,其潜台词是亚裔是其他少数族裔,如非裔和拉丁裔的“模范”,而非白种人的“模范”,以警示其他少数族裔如果不像亚裔一样勤奋努力、追求上进,那么被社会所淘汰便是其咎由自取。18这个概念不仅美化了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将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阶级差距加大和种族矛盾冲突加剧归结为这些族裔自身的问题,同时还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所有族裔中,所谓“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在亚裔新移民当中增长速度其实是最快的。根据《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总共约1100万“非移”中,出生地来自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分别为大约268000、267000和198000人,人数排在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之后分列5、6、7位。19 从2000到2013年,来自亚洲的“非移”增长了202%,为所有族裔中最高的。其中来自中国、印度和韩国的“非移”增长率分别为306%、249%和148%。20 和大多数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一样,这些所谓“非移”纪守法,辛勤劳作,依法完税,安静生活。21但在特朗普团队的竞选口号中, 他们被简单固化为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美国并大量抢占美国合法公民(往往是白人公民)就业机会的拉丁裔,正是他们使得美国一步步“走向衰落”。通过煽动对“非移”的仇恨,特朗普不仅获得了大量来自底层白人的支持,也获得了很多以“模范少数民族”自居的新一代亚裔移民、特别是中国新移民的支持。例如在这次大选期间,在政治上一贯低调的美籍华人一反常态,公开发声支持特朗普,甚至以自行出资租用飞机来帮助进行宣传的方式来力挺特朗普。而这些华人特朗普支持者绝大多数是第一代新移民,其政治态度不仅明显区别于在美国本土出生长大的华裔(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子女),也和美国亚裔整体对希拉里超过65%的支持率有很大不同。22这种巨大反差清晰地折射出了亚裔种族新刻板印象作为“身体政治”运作的工具和亚裔总体现实生存状况之间的差异。

从更大范围来看,自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之后,美国和 (由撒切尔夫人掌控的)英国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开始进行大幅度经济结构调整,试图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来扩大自由经济的范围,并减少政府对福利的投入以保持财政平衡。这种结构调整也构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一方面降低政府对市场的管控,使得资本可以自由穿梭于不同国家之间来攫取由于生活成本/工资差异所带来的新红利。这使得很多西方国家的大企业得以通过将工作外包(outsource)给第三世界国家和在这些国家建立离岸公司(offshore)的方式来使其利润最大化。这直接造成了美国国内就业机会流失,损害了大量个人、特别是白人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也通过引入新移民的方式来为资本提供新的劳动力以适应其不同的需要。除了大量亚裔云集的高新技术行业以外,很多技术含量低、收入低的服务性行业(如快餐、保洁、家政等)以及农业招收了大量来自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移民。这些新移民由于缺乏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沦为了可供企业随意剥削的新的廉价劳动力。根据特朗普的竞选纲领,这些拉美裔移民成为了主要的攻击对象:他们不仅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而且制造了大量的犯罪造成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必须通过“建墙”的方式将他们挡在美国国门之外。这也构成了特朗普竞选理念 “让美国变得重新伟大”最核心的部分之一。而连接这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的,正是 “生物权力”和“身体政治”。大公司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国籍、种族以及性别上的差异来对第三世界的弱势群体进行压榨剥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欧美外包工厂的主要雇佣对象是第三世界的非白人女性。但吊诡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非白人移民虽然极大地帮助了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却被描绘成了资本全球化的替罪羊,成为特朗普主要的宣传工具来帮助煽动资本全球化的受害者(下层和中产白人)通过投票给他的方式来加深巩固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自特朗普上台以后,他不仅大量吸纳大资本家进入其政府团队,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来推进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可以想见,这些政策必将会对美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不仅使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主义重新抬头,而且会加剧种族冲突,阶级对立,使财富进一步向极少数巨富群体集中。

由于后结构主义的盛行导致学术界长时间将分析重点放在话语身体/符号-文化体系上,产生了大量讨论/批判社会身份(identity)的学术文章,而对社会身份的学术探讨又引发了整个社会对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空前关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术和公共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身份同经济结构调整的辩证互动关系,即福柯所强调的“生物权力”和“身体政治”运作,这使得特朗普及其团队轻而易举地将美国民众对于由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所引发的阶级矛盾的怒火引向“政治正确”。这样一来,特朗普团队将经济问题和身份政治重新“打包”并提出许多“非左非右”“既左且右”的竞选口号来向美国大众兜售,强调其通过反“政治正确”来使美国走出(经济)困境从而重新走向伟大的理念,吸引了大量对现实不满的美国选民。

  1. 情动转向

针对后结构主义长期占据主导的状况,西方学界最近也开始反思,并引发了所谓的“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开始重新思考 “身体如何感受外部世界”以及“身体到底能够做什么”这类看似简单却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情动转向主要沿两种既互相区别、又常常相互交融的理论路径展开:一是以德勒兹-斯宾诺莎(Deleuze-Spinoza)为理论基础的外生框架(outside-in),一是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内生模式(inside-out)。

加拿大哲学家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在其1995年发表的题为“情动的独立性”(The Autonomy of Affect)一文中,根据吉尔.德勒兹(Giles Deleuze)和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等人的理论,提出情动(affect)能够增加身体被外界所影响和影响外界的能力(increase bodily capacities to be affected and affect)。在他看来,情动为我们的身体划分出了“有限的可能性”,建立了一个充满有限可能性的聚合体(assemblage of virtualities)。受情动的限定,我们的身体好比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一边将部分有限的可能性转化成现实(actualization),一边又通过这种转化延伸发展出一个新的充满有限可能性的聚合体。23沿用这一理论路线,文艺理论家劳伦.勃朗(Lauren Berlant)于2011年出版的《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情动研究案例。在勃朗看来,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在美欧国家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幻想(fantasy of a good life)——包括不断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中产阶级式的核心家庭,任人唯才的社会机制等——已经成了一种桎梏人思考和行动能力的残酷的乐观主义。具体而言,乐观主义被她定义为一种情动关系(affective attachment)驱动着人们去追寻这种美好生活:人们期待接近任何可能为他们带来美好生活的事物(这个物体可以是人,是具体实物,也可以是一种假想的东西),而这种期待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不管是下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引导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思考。同时这样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将来时”的——通过接近这个事物,他/她/它作为回报,将会为你带来美好的生活——即使这个承诺暂时未能实现,也不意味着失败,而是被暂时推迟,继而使得人们继续在乐观中期盼等待。这样这种乐观的等待周而复始,即使最后带给他们的往往是痛苦的结果。换言之,人们与这个他们寄之以美好生活的事物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情动关系,即使现实生活不尽如人意——由于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所谓的“美好生活”在美欧国家里几乎无法实现——人们还是很难挣脱这种情动关系来改变其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24通过 “让美国变得重新伟大”的竞选口号,特朗普直指那些对现状不满的美国下层/中产,承诺自己若胜选将带领美国人民重回美好生活,成功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深陷苦难中的美国人民的大救星。而目前来看,不论现实多么残酷,这种建立在“特朗普-重获美好生活”之间的情动关系依旧牢不可破——很多支持者在众多相反事实依据面前纷纷选择回避、抗拒甚至是攻击的态度,依旧视特朗普为救世主,甚至常常为其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这种吊诡的现象在众多媒体和学者看来似乎是无法理喻的,但是从情动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却又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与马苏米文章同一年出版的还有由伊夫.塞奇威克(Eve Sedgwick)和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合作编写的《羞愧及其姐妹们:席尔万.汤姆金斯读本》(Shame and Its Sisters: A Reader of Silvan Tomkins, 1995)一书。自出版发行后,该合集很快成为情动研究的另一经典文本。在序言中,塞奇威克和弗兰克提出情动是一种内生的、前语言的动力,它驱动着我们各种情感变化、日常感受和行为感知。25这种简单但生动的论述奠定了另外一条情动研究的路径。以英国学者多诺万.席弗最近出版的《情动宗教学:动物性,进化论和权力》(Religious Affects: Animality, Evolution and Power, 2015)一书为例,作者认为人和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发展积累出了一些相似的情动动力(affective forces)作为其日常行为和感知外界的内生驱动力。在席弗看来,划分和保护边界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情动取向。26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通过各种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竞选宣传,成功激发了人们划分和保护边界的情动取向。而这种由情动取向带来的内生驱动力所催生出的种族主义(racism)往往与具体利益无关,跟理性选择无关,其根源在于通过满足人划分/保护边界的情动取向而带来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在就职演讲中,特朗普提出其新一届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在特朗普的激励下,美国各地爆发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行动”。与追求美好生活的另外一种情动关系不同,这种 “爱国主义行动”往往伴随着白人至上/新纳粹主义,反移民暴力和宗教仇恨,其能量来自于这些所谓“爱国者”身上被特朗普所激发出的划分/保护边界的情动取向。

结语

通过对西方学界“身体研究”各种理论的简单梳理,本文希望能为读者理解当今西方社会中产生的“特朗普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当然,本文对这种现象的各种解读和阐释都是建设性而非结论性的。以此为基础,笔者一方面希望能将西方最新的身体研究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引发更多、更深入的对“特朗普现象”的学术讨论。

参考文献:

1 Cohen, Ed. 2009. A Body Worth Defending: Immunity, Biopolitics, and the Apotheosis of the Modern Bod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 Rose, Nicholas. 2013. “The Human Sciences in a Biological A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 (1): 3-34.

3 Winant, Howard. 2004. The New Politics of Race: Globalism, Difference,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4 Harding, Sandra. 2004. Introduction: Standpoint Theory as a Site of Political, Philosophic, and scientific Debate. In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edited by Sandra Harding, 1-15.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5 Haraway, Donna. 2003.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6 Barthes, Roland and Annette Lavers. 1972. Mytholog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7 Baudrillard, Jean.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lated by Sheila Faria Glaser.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8 Butler, Judith.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9 Rose, Nicholas. 2013. “The Human Sciences in a Biological Age.”

10 Sokal, Alan. 2010. Beyond the Hoax: Scienc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Blake, Aaron. 2016. “Kellyanne Conway and the White House’s 100-day Alternative Fact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04/26/kellyanne-conway-and-the-white-houses-bogus-100-day-alternative-facts/?utm_term=.19e8d17f05f2.

12 Foucault, Michel. 2010.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icador.

13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4 Foucault, Michel. 2003.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icador.

15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16 Fraser, Nancy. 2009.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56 (3–4): 97–117.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7 Zhang, Charlie Yi. 2014. “Untangling the Intersectional Biopolitic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Asia, Asian and the Asia-Pacific Rim.” Feminist Formations 26 (3): 167– 96.

18 Zhang, Charlie Yi. 2014. “Untangling the Intersectional Biopolitic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19 Yee, Vivian, Kenan Davis and Jugal K. Patel. 2017. “Here’s the Reality about Illegal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3/06/us/politics/undocumented-illegal-immigrants.html?_r=0.

20 Phippen, J. Weston. 2015. “Asians Now Outpace Mexicans In Terms of Undocumented Growth.” The Atlantic, August 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5/08/asians-now-outpace-mexicans-in-terms-of-undocumented-growth/432603/.

21 Yee, Vivian, Kenan Davis and Jugal K. Patel. 2017. “Here’s the Reality about Illegal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2 Exit Polls. CNN, last updated November 23, 2016. http://www.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

23 Massumi, Brian. 1995. “The Autonomy of Affect.” Cultural Critique 31: 83-109.

24 Berlant, Lauren.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5 Sedgewick, Eve Kosofsky and Adam Frank. 1995. “Shame in the Cybernetic Fold: Reading Silvan Tomkins.” In Shame and Its Sisters: A Silvan Tomkins Reader, edited by Eve Kosofsky Sedgewick and Adam Frank, 1-28.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6 Schafer, Donovan. 2015. Religious Affects: Animality, Evolution, and Pow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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